我读《情人》完全是因为王小波。
在王小波的一本杂文集里，有一篇文章提到了《情人》这本小说。他说“到了将近四十岁时，我读到了王道乾先生译的《情人》，知道了小说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文字境界。……杜拉斯的文章好，但王先生的译笔也好，无限沧桑尽在其中。”并引用了小说开篇的第一段文字，那文字确实美极了。
后来在王小波的另一篇文章里，又提到了《情人》：“我总觉得读过了《情人》，就算知道了现代小说艺术……法国有一批新小说作家，立意要改变小说的写法，作品也算是好看，但和《情人》是没法比的。有了这样的小说，阅读才不算是过时的陋习——任凭你有宽银幕、环绕立体声，看电影的感觉终归不能和读这样的小说相比。”如此高的评价，我的心开始蠢蠢欲动。
然后，他的又一篇文章里再次提到了《情人》：“我对现代小说的看法，就是被《情人》固定下来的。现代小说的名篇总是包含了极多的信息，而且极端精美，让读小说的人狂喜，让打算写小说的人害怕。……”我立刻放下书，找到手机，打开APP，搜索到王道乾译的《情人》一书，下单，付款，没有一丝犹豫。
书一到货，我就立刻啃读，如饥似渴，废寝忘食，看得我瞠目结舌，目瞪口呆，看得我几乎怀疑人生，怀疑自己。
……我看不懂。虽然满篇都是中国字。
《情人》是作者杜拉斯的自传体小说，所以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就是指代作者本人。她说“我在十八岁的时候就变老了”；她说“我不爱他”，但她又说“我是爱他的”；她说她憎恶她的母亲，但她又说“我爱我的母亲”，她说她的小哥哥是病死的，后来却又说她的小哥哥是被大哥哥杀死的……
她还写道：“我自以为我在写作，但事实上我从来就不曾写过，我以为在爱，但我从来也不曾爱过，我什么也没有做，不过是站在那紧闭的门前等待罢了。”
我放下书，崩溃了。这样的文章是不适合我这种“死心眼儿”的人读的。我是一个别人说什么我就相信什么的人，所以这种极度分裂的表达内容，会把我弄疯的。
后来有幸听到梁文道在《一千零一夜》读书节目里剖析杜拉斯的《情人》这本书，恰巧对于“我在十八岁的时候就变老了”这句话作出一番解读，他是这样说的：“其实这是一本关于女人成长的故事，整本书里描写情人的内容，着实不多，倒是围绕着自己的家庭进行了非常详尽的描述。她的家庭状况非常糟糕，父亲早逝，母亲脾气暴躁，大哥哥有暴力倾向，并且由于家庭的贫穷，家人们竟然默许她出卖自己的肉体，从中国男人那里换取金钱等物质财富来喂食这个家庭。
十五岁到十八岁，是她与情人交往的三年。从一个女孩变成一个内心沧桑的女人，除了与这个成年男人的欲望纠缠之外，糟糕的家庭环境，也是形成她灰暗生活色调的重要组成部分。她在十八岁的时候就看清楚了这一切，并预见到自己惨淡的一生，所以她说‘我在十八岁的时候就变老了’。”
谢谢梁文道的解读，揭去了我对这部小说的肤浅认知。并由此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我看懂了《情人》里那些费解的话语。
对于情人的爱，“那个男人使我获得的欢乐是那么抽象，那么艰难痛苦，堤岸的那个无名的男人，那个来自中国的男人。……我没有忘记那个痛苦的男人。自从我走后，自从我离开他以后，整整两年我没有接触任何男人。这神秘的忠贞应该只有我知道。”她懵懂而迷惘，所以始终不知道那是不是爱，自己是否爱他。
而对于小哥哥的死，她曾这样描写：“我的两个哥哥经常无缘无故打架，大哥哥只有一个已成了经典式的借口，他说弟弟你真讨厌，滚出去。话没有说完，就已经动手打了。……这个弟弟苦就苦在没有能力参与他哥哥这种可怖的行为，这种计谋。”
而她的母亲对她的大哥哥极度溺爱：“我的母亲只把她那个惟一的大儿子叫做我的孩子。另外两个孩子，她说：两个小的。”
她的大哥哥不但有暴力倾向，而且“他偷。他赌。……他偷了仆役的钱，去抽鸦片烟。他还偷我们母亲的东西。他把衣橱大柜翻了个遍。”
在这样的大哥哥的淫威之下，她与小哥哥有苦难言，郁闷自苦。所以杜拉斯把小哥哥的病逝归咎到大哥哥身上，她说小哥哥是被大哥哥杀死的。
对于自己母亲的爱，她倍感伤痛但却又十分无奈，“我母亲几次发病，病一发作，就一头扑到我身上，把我死死抓住，关到房里，拳打，耳光，把我的衣服剥光，俯在我身上又是闻又是嗅，嗅我的内衣，说闻到中国男人的香水气味，进一步还查看内衣上有没有可疑的污迹，她尖声号叫，叫得全城都可以听到，说她的女儿是一个婊子，她要把她赶出去，要看着她死，没有人肯娶她，丧尽廉耻，比一条母狗还不如。她哭叫着，说不把她赶出家门，不许她把许多地方都搞得污秽恶臭，她说，不把她赶走那又怎么行。
母亲把房门关起来，在房间里狠命地打她。小哥哥哭喊起来，叫母亲不要再打了。小哥哥的恐惧崩溃才使得母亲平息下来。”
“总之，就是关于这一家人的故事，其中也有恨，这恨可怕极了，对这恨，我不懂，至今我也不能理解，这恨就隐藏在我的血肉深处，就像刚刚出世只有一天的婴儿那样盲目。恨之所在，就是沉默据以开始的门槛。只有沉默可以从中通过，对我这一生来说，这是绵绵久远的苦役。”
“至今我仍然归属于这样家族，任何别的地方我都不能去，我只能住在那里，只能生活在那样的家庭里。它的冷酷无情、可怕的困苦、恶意狠毒，只有这样才能在内心深处取得自信，从更深的深度上感受到我的本质的确定性。”
她的母亲是杜拉斯人格形成的重要因素，她虽然憎恶母亲，但她始终明白，自己仍然归属于这样的家庭，归属于这样一个母亲。她在这样的家庭里成长，扭曲，自怜，自叹。
于是我明白她笔下的世界为什么总是很昏暗，很苍凉，但又透着些许的美来。
“白昼的景象我已记不清了。日光使各种色彩变得暗淡朦胧，五颜六色被捣得粉碎。夜晚，有一些夜晚，我还记得，没有忘记。那种蓝色比天穹还要深邃邈远，蓝色被掩在一切厚度后面，笼罩在世界的深处。”
她在小说中爱恨交织的混乱描述，正是她脑海中那些明灭闪断的回忆。这些凄美的文字，像是她回忆里的回声，像是她梦里不断重复的梦魇，像是她在你耳边喃喃的耳语……于是我们同杜拉斯一起，迷失在她错乱纷杂，远近交叠的痛苦记忆深处。
杜拉斯在小说中说：“思想所引起的痛苦就是每天都把人折磨得死去活来。”但是她仍然在拿着笔写自己的痛苦。
杜拉斯每一部小说都在写自己，反反复复地写。这是一个童年时期缺少关爱，所以成年后极度自恋的女人。她一辈子都在通过小说来写自己，一点一滴，一毫一发，痛苦的，悲伤的，晦暗的，苦涩的，哪怕最终鲜血淋漓，她也要一层一层剥开，剥开童年，剥开人生，让她悲惨的往事血淋淋地示于人前，也在所不惜。
弗洛伊德说过，“成人的创作行为，是使本身并不愉快的事情成为人心中追忆和重复的主题。艺术家们的创作大多是为了表达自己“痛苦”的经历和情感。他们用这种艺术创作的行为把自己被动体验的痛苦变为一种主动揭示。”
所以杜拉斯说的那句：“我自以为我在写作，但事实上我从来就不曾写过。”
她还说过一句话：写作，什么也不是。
这次我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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