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故事（下）丨知青返城4-19

第十九回  知青返城  丁慧民北上宣言书  王将军会见杵杖怒

一、位居西南边陲的“云南知青”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指示的发表，很快发展为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运动。到1978年底，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进入第十个年头，全国下乡与支边的知青总数已高达1700万人。

全国的知青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插队落户，与农民杂居在一起的，他们同农民一道挣工分，自食其力，如遇机会，可以被抽调回城。另一类便是支边的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他们名义上是兵团战士，过着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 

1968年，云南农垦系统开始接收知青。1970年3月1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成立，隶属昆明军区。其前身为解放军二野四兵团陈赓之旅，从山西转战千里，解放云南后，该部有大批官兵就地转业，创建边疆国营农场，分布于西双版纳和红河地区的荒蛮丛林之中。

云南兵团先后接收知青10.4万人。最先抵达兵团的是北京知青，他们年龄差距很大,从高66届到初68届。由于“文革”前他们接受过良好教育，有文化功底，政治敏锐，思维活跃，加上家庭背景等原因，在知青大返城之前，八千多名北京知青中的大部分都离开了兵团。

上海知青多为68届初中生，重庆知青和成都知青年龄最小，但生性耿直，特别是重庆知青，他们少年时就见识了全国最大规模的武斗，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斗性格。

知青的基本待遇是口粮40斤，工资28元，房自盖，菜自种。他们的任务是砍伐森林，种植橡胶。

二、女知青之死

当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推行10年后，暴露的问题亦越来越严重：上千万知青在人多地少的农村与农民争工分、争口粮；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却失去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在招工、招生、参军、入党、提干等问题上，走后门风盛行。

1978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谈到知青工作时说：“现在社会上对知青问题议论很多。四个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国家不满意。”

3月，重新工作不久的邓小平与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现在搞的上山下乡，不是个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的局面。我们第一步应该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

中央高层的信息，很快传到遥远的云南边疆。1978年10月，一封《给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在西双版纳知青中悄悄流传，作者是上海知青丁惠民。

第一封信捺上300多个知青指印，寄往国务院。国务院按常规批转云南省处理，自然没有了下文。知青们又写了第二封信，发起者仍是丁惠民。在第二封信中，明确提出了回城要求。到12月初，联名信的签名超过万人，

恰恰此时，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上海女知青瞿玲仙因怀孕难产，而此时农场的赤脚医生却喝得大醉，结果母子不幸双亡。引发数千人抬尸游行，一百多部拖拉机包围了场部医院。示威的知青向西双版纳的首府景洪。

12月8日，知青们发布《北上宣言》，决定15日派代表进京。

10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第二届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京闭幕”的消息传来，经过40多天激烈的争论，会议最后形成了《知青工作四十条》。不仅肯定“文革”以来上山下乡工作取得了“伟大成就”，而且强调指出今后仍然要“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

会议决定1979年再派遣80万知青下乡，更重要的是，“会议还决定不再承认兵团知青的身份，而把知青作为一般农场职工对待。正是这一条，彻底破灭了滞留边疆的200万兵团知青的愿望。43名代表决定先行北上。

三、北上请愿

1978年12月22日晚，首批请愿团打着红旗列队前往昆明站。当请愿团以23快手表和证件作抵押购票时，得到车站方面明确回答：“就是有钱也不会卖票给你们”。请愿团无奈之下，强行登上发往北京的62次列车，铁路局立即停发62次列车，并将情况迅速报往中央。

国务院有关领导的指示这时反馈云南：“如实在不行，请愿知青可派数名代表进京反映情况”。请愿团与云南省委就进京人数问题谈判。但云南省委仍坚持不准进京上访。双方僵持不下，谈判破裂。28日下午，知青北上请愿团近百名代表，在昆明火车站以东两公里处一个叫做羊方凹的地方集体卧轨，西南大动脉瞬间瘫痪，数万旅客滞留车站。消息传开，举国哗然。

三天之后，国家农林部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率领国务院工作组紧急飞往云南，同意知青请愿团赴京反映情况，但人数须限定在30人以内。

1979年1月2日，刚下过一场大雪的北京火车站迎来了这批衣衫单薄的云南知青。一面皱巴巴的大旗上面醒目地写着“云南农垦知青首批赴京请愿团”。

请愿团列队来到天安门广场，11名队员默跪在雪地中，每人身上都挂了一个字牌，组成了“我们要见华主席邓副主席”，在凛冽的寒风中犹如一座座悲壮的冰雕。 一连两天，越来越多的北京市民、送来食品和御寒衣物。

四、首长会见

1月3日下午，两个穿中山装的中年人分开人群，走到知青跟前。他们掏出工作证自我介绍后说：“对不起，哪位是丁惠民同志？请你们随我们先到招待所住下，中央首长明天接见你们。

1月10日，代表们终于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被接见的代表限定为10人。曾以军垦驻屯闻名的老将军、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在时任民政部部长程子华的陪同下，一身藏青色中山装，风纪扣紧扣，银发整齐往后梳，拄一根拐杖，他表情严峻，突然将拐杖往上一扬，又咚咚地在地上狠狠杵，接着就是排炮般的严厉训斥，代表们大气不敢出，“完全被老将军的威严震住了。

他训斥知青们丢掉了军垦的光荣传统，现在全国都在抓纲治国，你们却闹事，对得起国家吗？”

该说的话竟没说出来，还受了一顿训。王震副总理显然也意识到了知青们的不痛快。出于灵活的领导艺术，他派人邀请全体代表当晚看电影。与白天的接见不同，王副总理没在会议室坐等，而是站在电影院门口迎接。

丁惠民坐在王副总理身边，放映的是刚刚翻译完成、并准备送南疆前线的《巴顿将军》。电影结束后，王副总理首先打破沉默，说西双版纳是个好地方嘛，要热爱她；中央并没忘记那里，恰恰相反，要建设好那里，邓副主席说了，不久就要大规模投入资金，资金不够，外汇也可以动用嘛！

当时，王副总理见大家脸上有了笑容，又说了些安慰和鼓励的话，让代表们回去安心工作，中央会对大家提出的要求认真考虑的，他特别说：“你们的信我已经转达给了华主席、邓副主席和叶帅了。”

说着，老将军转身欲走，这位姓刘的重庆知青忽然从后排站起身，大声吼道：“王震，你不准走！你还没回答我们的实际问题！”说罢就往前排冲，当即被警卫反扭住双手。

王副总理也愣住了，估计多少年来，除了毛主席、周总理等曾对他直呼其名外，哪轮得上一个愣头青对他这样叫？只见他把手中的拐杖恨恨地往地下一杵，用湖南话大声骂了那愣小子，“你是个捣蛋鬼，你才吃了几天干饭，就不知天高地厚了？”场面一下僵住了。

离开电影院，全体代表返回了西双版纳。

五、绝食返城

就在知青代表北上的同时，中央即派出以国家农林部部长兼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为首的调查组南下。同时，地方政府也开始正视知青的要求。但出人意料的是，在中央调查组到达的同时，景洪农场发起了大罢工，在临沧耿马勐定农场，发生了更为激烈的绝食事件。 

 得知知青开始绝食时，中央派来的调查组一行数人向勐岗急速奔来，他们下车伊始，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大约一千名知青黑压压地跪在场部公路上，齐声呼喊：“我们要回家！”此情此景，连调查组的几位女成员也流下了眼泪。

当调查组组长、国家农林部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接见绝食代表时，一位知青竟割开自己的手腕，喷溅的鲜血震惊全场。

赵凡是1937年参军的老八路，当几百名知青跪在他面前放声大哭时，他也流下热泪，并大声说，“孩子们，都起来！你们的情况，我一定如实向中央汇报！你们的苦我都知道，我也是知青的父亲，也有三个孩子正在插队啊！”                       

在赵凡的协调和敦促下，一月中旬，四川、上海、北京和云南有关部门在昆明联席召开“三省四方”会议，各省市对知青回城均表示认可。1月15日，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安平生发表讲话：“知青不愿留下的，都可以回去”。

安平生的讲话和接踵而至的国务院“六条”开启了大闸，返城洪水一泄不可收。短短几天，整个农场走空了。知青们在慌乱中告别了边疆，直至回到昆明，才松了一口气，所有人都挤到昆明东站邮电所给家里发电报，告知我们可以回家了！

十年天涯游子，终于踏上归乡之路。仅仅三个月之内，云南十万知青人去楼空。黑龙江、内蒙古、海南岛农垦和全国众多知青农场也随即跟进，上千万知青返回城市，历时10年的知青运动就此终结，“知青”遂成为历史名词。原来国家计委制定的１９７９年度的八十万知青下放计划，也就此放弃。

与北大荒和其他插队知青不同，云南知青在西双版纳种下的是橡胶树，种下去，能活六七十年！大返城以后的许多年里，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已知天命的云南知青，携带子女重返遥远的边疆，他们凭记忆寻找着自己当初种下的橡胶树，抚摸着，流着泪。

他们并非想再去捡拾逝去的青春，而是对那段岁月的永久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