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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汉语外来词的译借方式
清代闭关自守，王公大臣们多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无所知。一直到光绪年间，才渐渐的派人出国考察。据说，有一次某位大臣从欧洲考察回来，向皇帝汇报，说自己曾经到了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有一位御史知道了以后，居然弹劾他犯了“欺君妄言”之罪。这位御史说，“葡萄有牙也可，西班何物？竟亦可以发芽？显系该大臣妄奏，恳加以欺君之罪。”
这个故事在今天听起来，还是让人觉得很可笑的。可是，如果仔细想想，为什么把国家的名字叫做葡萄牙、西班牙呢？显然，葡萄牙是一个外来词，而且是一个音译词。
从译借方式来看，外来词主要可分为三大类：音译词、半音译词和借形词。
音译词指的是通过外来词的语音形式产生的词语，这也是我们最熟悉的外来词类型。比如咖啡、巧克力、扑克、沙发等等。
半音译词指的是词的一部分记录外来词的的读音，另一部分记录的外来词在汉语中意义相应的词。具体来说，还可以分为多种不同的类型，最常见的有三种。⑴音译后加上附注。如啤酒、芭蕾舞、贝雷帽、沙丁鱼等。⑵半音译半意译。如冰淇淋、爵士乐、摩托车等。⑶音译皆兼意译。如脱口秀（talk show）、芒果（mango）、绷带（bandage）。
借形词又称“形译词”。指的是形、义都和原词相同，只是读音改读本族语言的词语。对于汉语而言，主要指的是借用日-语词时产生的一种特殊现象。日-语中借用古汉语的语词，或利用汉字译借了许多欧美语言中的词语，或自创了一些词语。近代以来，汉语在借用这些词语的时候，往往“连形带义”一道借用，读音却采用汉语读音。比如瓦斯（荷兰语gas）、淋巴（英语lymph）、细胞、服务、手续、元素、资本、人气、科学、绝对、积极、消极、错觉等。
我们再回到一开始的问题。“葡萄牙”是一个音译词，来自于葡萄牙语的Portugal。但是从读音上来看，这个词并没有“牙”相似的发音。周振鹤先生为此专门写过一篇《葡萄怎么会有“牙”》的文章来研究这个问题。在文章中，周先生指出，葡萄牙本是与中国最早发生关系的西方国家，明代人称其为“佛郎机”，清朝官方曾称其为“大西洋国”，但这都不是其国名的汉语音译。最早用“音译法”来翻译这个国名的，应该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在明代万历年间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中将葡萄牙译作“波尔杜葛尔”。这个译音是很准确的。后来，这种音译词还有很多，比如“波尔都欺”“博尔都噶亚”“葡萄驾”等。而“葡萄牙”这个词应该是来自于汉语方言闽南语的翻译。闽南语中“葡萄”读作phodo，“牙”可以读作ga。这个读音与原有的读音相似，因此，就有熟悉方言的翻译者，采用了自己方言的读音来翻译。据周先生研究，“葡萄牙”一词最早见于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在1833年于广州创办的中文报纸《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这也是中国本土创办的第一份近代化中文报纸。
这种从方言进入通语的外来词还有不少。近代以来，上海、广州、厦门等地是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许多外来词首先都在这些地区的方言中流行，然后再进入全民的语言。其中以吴语、粤语对外来词的影响最大。比如“沙发”源自于英语sofa，上海话中的“沙”读成【so】。“太妃糖”源自于英语的toffee/taffy，上海话中的“太”读作【tha】。而“加拿大”也同样来自于吴语。上海话中“加”读作【ka】，和英语的Canada读音相同。这三个外来词的读音都与吴语可以相对应。而taxi翻译成了“的士”，cookie翻译成了“曲奇”，都来源于粤语。
当然，并非所有方言区的外来词都可以进入共同语。比如闽南语中把“肥皂”称为sapbum，写作“雪文”，这是一个马来语的外来词，但是这个词最终只在闽南语中流行。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类很特殊的“意译词”。意译词又称为“仿译词”，指的是根据外语原有词的大意翻译而来的词语，也就是意义与外语相对应，但却应用本族语言的构词材料，并且按本族语言的构词方式 所造出来的词。比如黑板（blackboard）、足球（football）、篮球（basketball）、软件（software）、热狗（hotdog）等。
意译词的归属，其实是有争议的。目前大多数的学者都不认为它们是外来词，原因在于这些词的构成语素、构词方式，都是本民族的。实际上这些词都应该是新词，只不过造词的动因来源于外来的事物概念而已。意译词只吸收了外民族词语的意义，但却没有吸收它的形式。因此这些学者认为从语言结构的角度分析，“意译词不是外来词”。但是，这些词的概念确确实实是外来的，而且很多词在早期也曾经以音译词的形式出现（如“电话”曾被翻译成“德律风”）。我们现在经常说的“电子邮件”则被普遍译成了“伊妹儿”……这些意译词带有非常鲜明的外来文化的色彩，它们极大地丰富了汉语的词汇系统。因此，尽管它们的“归属”有争议，但是，我们在研究外来词的同时，不可忽视它们的重要价值。
（本文根据浙江师范大学文学院黄沚青教授 课堂实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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