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妖師
纵观三国，费祎之死正史虽一笔而过，但却是历史进程一个重要拐点——三国步入终结时代。
参《三国志·费祎传》载，‘延熙十六年（253）岁首大会，魏降人郭循在坐。祎欢饮沈醉，为循手刃所害，谥曰敬侯。’又《北堂书钞》引《汉表传》载，“后岁首，祎持节行酒而至郭修，以鞭藏小刃因刺杀祎，祎至数日而薨。”
因史书载录只言片语，又无前因后果，故后世对于郭循刺杀费祎一事众说纷纭……
其一，即姜维之阴谋。其论据如下：
首先，姜维是费祎死后最大收益者。参《姜维传》载，‘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费祎常常不听其谋而加以限制。
又《汉晋春秋》云，‘费祎谓维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徼倖而决成败於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
可见费祎奉行止戈休兵、保境安民的政策，反对北伐。换言之，二人政见对立。
又延熙十六年(253)春，费祎被刺身亡后。同年夏，姜维随即出兵，率领数万人马从石营出兵，经由董亭，包围南安。
不过称姜维是刺杀事件最大收益者，却是针对特定条件而言，判断依据更是局限于现有史籍载录的狭隘观之中。故可以依据此点将姜维设定为嫌疑对象，但亦仅此而已。二者之间并非必要关系，不可以此作为证据。
其次，《资治通鉴》延熙十五年（252）载，‘初汉姜维寇西平，获中郎将郭循’。
又《姜维传》云，‘十二年（249），假维节，复出西平，不克而还。’《资治通鉴》载，‘十三年（250），汉姜维复寇西平，不克。’上下对应，郭循为姜维所俘，即由此证明二者有所关联。
而《姜维传》引注《傅子》有云，‘维为人好立功名，阴养死士，不修布衣之业。’故将郭循认作姜维培养之死士。
但从时间而言，郭循降蜀不过二三载；而参《三国志·三少帝纪》‘故中郎西平郭修’之语，又《魏氏春秋》‘刘禅以为左将军’之载，即从官阶而言，郭循之尊贵与曹魏时相比，亦不可同日而语。
综上所述，无论从时间、抑或条件而言，将郭循归为姜维死士过于勉强……
其二，即曹魏之阴谋。其证据如下：
参《魏氏春秋》载，‘脩字孝先，素有业行，著名西州，姜维劫之，脩不为屈，刘禅以为左将军，脩欲刺禅而不得亲近，每因庆贺，且拜且前，为禅左右所遏，事辄不克，故杀祎焉。’
即郭循受降是蓄意为之，欲刺杀蜀主刘禅而不得，于是决定更改目标，刺杀费祎。
但此种说法只出自《魏氏春秋》，并无佐证，故无法依曹魏单方面之说辞，而盖棺定论。且蜀汉对于刺杀事件多是避而不谈，很难相互印证，故而仅可作为参考，而非证据。
又《三国志·三少帝纪》载，‘诏曰：“故中郎西平郭修……夫追加褒宠，所以表扬忠义；祚及后胤，所以奖劝将来。其追封修为长乐乡侯，食邑千户，谥曰威侯；子袭爵，加拜奉车都尉；赐银千鉼，绢千匹，以光宠存亡，永垂来世焉。’
从诏书内容而言，曹魏的封赏给予郭循刺杀行为以肯定；但如果调整角度，此种行为即如同现今某个组织声称对某个恐怖袭击负责一般，很难成为有效证据。
而参考曹魏整体利益而言，费祎的固国之举，使得双方几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相对而言，费祎执政对于曹魏更加有利，毕竟曹魏底蕴更加深厚，随着时间推移，曹魏只会比蜀汉愈加强盛。
同时后世亦以此诏是八月颁布，而刺杀却发生于岁首为理由否定‘曹魏之阴谋’。
但时间延迟并非有效证据。参《资治通鉴》载，‘延熙十六年（253）三月，东吴诸葛恪大发州郡二十万众复入寇，以滕胤为都下督，掌统留事。’同时‘四月，姜维率数万人出石营，经董亭，围南安……’
在如此外部环境之下，想必曹魏没有必要刻意增加蜀军之仇恨值。
裴松之在对《三国志》作注时，亦曾对郭循刺杀属曹魏指示给予否定：
其一，裴言‘魏之与蜀，虽为敌国，非有赵襄灭智之仇，燕丹危亡之急’，即魏国未受到亡国威胁，不必如燕国一般行刺杀手段。
其二，裴言‘刘禅凡下之主，费祎中才之相，二人存亡，固无关于兴丧’，即刘禅、费祎并非不可替代，行刺二人，对蜀汉并无兴丧之危。
其三，裴言‘郭修在魏，西州之男子耳，始获于蜀，既不能抗节不辱，于魏又无食禄之责，不为时主所使，而无故规规然糜身于非所，义无所加，功无所立，可谓“折柳樊圃”……’即郭循被蜀将所俘时，即未能抗节不辱，以身殉国，事后又何必以生命为代价进行刺杀行动。
不过以今人之角度，裴松之的说法亦是相当牵强。譬如以‘赵襄灭智、燕丹危亡’为例，即有诡辩之成分，曹魏是否愿意采用刺杀手段于此并无直接逻辑关系。即是敌对国家，自可无所不用其极。
又如所谓刺杀刘禅、费祎无关于蜀汉兴丧，更是一种强词夺理之说法。
无论刘禅、抑或费祎出现问题，对于蜀汉政局而言，皆一次巨大地震荡，甚至有可能出现内乱、抑或内斗，进而进一步削弱蜀汉实力，又如何说无关蜀汉兴丧。裴松之这里很有一些强辩、狡辩的突兀之感。
如此，我们仍需回归郭循刺杀之动机，再次分析……
郭循降蜀不过二三载，客观而言，很难于蜀汉高层形成紧密的利益网，私仇的可能性极低，故而其动机更倾向于曹魏。
郭循在曹魏有子嗣，曹魏方面对于降敌之人进行再次策反，亦有可能。但此并非绝对，郭循既然最初并未选择自杀明志而是投降，说明非曹魏死忠。
而郭循拜为左将军，曹魏亦未对其子嗣采取任何措施，或许是郭循对其子嗣并不看重，曹魏亦不愿做那小人之态。换言之，郭循完全可以在蜀汉重新组建家庭，故而策反郭循的概率非常有限。
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如果郭循降蜀之举从最开始即是假意投降，那么曹魏的态度亦若合符节、合情合理。
同时至关重要的是，此时曹魏的政局正因司马氏的夺权，而正在经历一场剧烈的风波……
正始十年（249），司马懿趁曹爽陪曹芳离洛阳至高平陵扫墓，起兵政变并控制京都。自此曹魏军权政权落入司马氏手中，与郭循降蜀的时间十分相近。
又《晋书·景帝纪》载，“帝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也。”司马师暗中培养三千死士，却在事后消失在尘嚣之中……
客观而言，三千死士隐秘、渗透于军队之中，协助司马家掌控曹魏军权，更符合司马氏之利益。故而郭循与其说是姜维之死士，不如说是司马之死士更符合客观事实。
但郭循的潜伏，并非如《魏氏春秋》所言，针对刘禅、费祎而来，仅是一枚备用的棋子。
但司马氏初掌政局，内部却出现摩擦、混乱。参《资治通鉴》载，‘姜维问夏侯霸：“司马懿既已把持魏国朝政，你看他会不会有征伐别国的企图？”夏侯霸云：“他正在经营整理内部事务，还顾不上对外征伐……”’
而外部《资治通鉴》云，‘三月，东吴诸葛恪大发州郡二十万众复入寇……’司马氏不得不有所行动……
又《张嶷传》载，‘嶷初见费祎为大将军，恣性汎爱，待信新附太过，嶷书戒之曰：“昔岑彭率师，来歙杖节，咸见害於刺客，今明将军位尊权重，宜鉴前事，少以为警。”后祎果为魏降人郭脩所害。’
费祎此缺陷如此明显，极易被有心人所利用，如同当年孙策之故事。
如此，郭循刺杀的目的即在蜀汉内部制造混乱，让其无法东顾。不过就结果而言，蜀汉好似并未受到任何影响，反而趁机迅速出兵与东吴呼应，并且变相放开了附在姜维身上之枷锁。
但其实不然，如果深入分析，即使未能全面完成既定计划，刺杀费祎的意义亦极为深远……
首先需要明确一点，即使费祎不死，蜀汉依旧会出兵呼应东吴，只不过姜维在兵力等方面受到费祎的限制而已。但是关中地形复杂，即使姜维增加数万人马，亦难以左右战局。故以曹魏角度而言，即使‘解放’姜维，亦影响有限。
而且诬陷姜维亦不过是附带为之，或可顺利斩断蜀汉一文一武两大支柱。虽过于理想，但反观今日，依旧有众多猜测怀疑姜维是幕后主使，不难想象当时的朝堂之争。
但费祎的生死却是不同。费祎采取休养生息策略，稳固了蜀国经济发展与繁荣。换言之，蜀汉虽无力北伐，却是自保无虞。如此曹魏在费祎执政期间是南征无望，后续培养的执政者亦有可能萧规曹随。
但是费祎的突然死亡，从内部而言，蜀汉上下皆无准备、缓冲，故瞬间打破了蜀汉微妙的政治平衡，以及军事平衡。从外部而言，蜀汉的国策亦从被动防御，转变为主动出击，如此变相加速了蜀汉的灭亡，以及三国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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