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好历史中真实的权势与风光，就必须正视夹杂其间的腥风血雨和冷漠无情。
最近读一段历史，心底浮现出从未有过的恐惧和沉重，以往安稳的睡眠变得时断时续，从鲜血淋淋的噩梦中惊醒也是常有的事。我就这样继续恐惧，继续沉重，终于耐着性子将这段历史，好好地读完了。虽然异常疲惫，但也倍感满足。我告诫自己：喜好历史中真实的权势与风光，就必须正视夹杂其间的腥风血雨和冷漠无情。于是，循着这经久不散的凄寒，故事悄然而始。
话说明朝末期，中秋过后的第一个子夜，一位健壮的黑衣人跑到北京西四甘石桥的一根木柱下，将木柱下的一具死尸装进随身携带的麻袋里，又随手捡起地上很多零星东西，一并装进麻袋，扎紧袋口，背到肩上往北京城外一座寺庙的方向奔去。
城外寺庙大门虚掩着，黑衣人推门而入，将麻袋放下，把尸体放入早已准备好的一口薄棺里。他掏出腰间的毛巾，清理着死者的面容。那张脸早已血肉模糊，但是轮廓还在，月光下，显得威武庄严、神情凄然。死尸全身赤裸，被刀割得体无完肤，四肢也都断了——他是被凌迟处死的。黑衣人满怀悲情地合上棺盖，打下了木钉。
那位被凌迟处死的人，就是明末赫赫有名的大将袁崇焕。
随后几位和尚来到棺材周围，其中有一位高僧合十感叹：“先生真是义士！先生肯在这样犯忌的时候收尸，真是人间大仁大勇，我们佩服的很！”
黑衣人恭敬地回答：“法师们肯秘密做这一次佛事，超度亡魂，才是真正令人佩服。”说完，黑衣人作了揖，走出庙门。离开前，又回头看了看寺庙上高悬的牌匾——悯忠寺。
那位被凌迟处死的人，就是明末赫赫有名的大将袁崇焕。崇祯二年（1629年），袁崇焕击退皇太极，解了京都之围后，皇太极趁机实施反间计并得逞，第二年，袁崇焕被崇祯以通敌叛国罪处死。《剑桥中国明代史》这样写道：“他（崇祯）相信了谣言，于1630年9月22日在北京杀了他最有才能的将领袁崇焕。”后来，袁崇焕被悄悄埋在了距离悯忠寺不远的山丘上，黑衣人及其后人为他守墓。袁崇焕死后第十四年，北京城破，崇祯帝吊死煤山，明朝覆灭。而后，那座经历风雨的悯忠寺于雍正时期被改名为“法源寺”。
2008年，因为工作原因，我曾去法源寺采访一位僧人。当时我拿着北京地图一边按图索骥，一边询问路人。临近法源寺时，我抬头寻觅前方的路标，却只看到离我不远处清晰的三个大字：菜市口。对于这个地名，我还是熟悉的。历史课本上写着，戊戌六君子斩首的地方就是菜市口刑场。亲见菜市口，我心里猛地一阵触动，而后茫然：为何寺庙与刑场只有咫尺之遥？将普度众生之地与斩杀性命之处设置得这么近，到底是何用意？
这个谜团在我心里纠缠又淡忘，搁浅又浮现，反反复复，整整8年了，却始终找不到答案。
时光穿心而过，即便再痛的过程，也终究有尘埃落定的一刻。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只能再一次投身历史，细细地追寻一番。时光穿心而过，即便再痛的过程，也终究有尘埃落定的一刻。上个故事还是明末，如今过了200多年，来到清末。没有人可以在历史的长河中屹立不倒，当年那个意气风发、勃然向上的满族王朝，终于在欧洲现代文明面前，溃败得一塌涂地。然而被欧洲人打败，清人尚可接受，可是等到甲午年被日本打败，才真算是四海震动、九州哗然。那个中国老大哥的邻家小弟，从来都是我们不屑一顾的藩属国，何止不堪一击，我们连击的兴趣都没有。可就是那个不起眼的小国，却在明治维新后一夜之间变得强大，将我们的北洋水师打得全军覆没。
此事彻底激发了中国人变革图强的决心，维新变法就在这种背景下兴起了，然而百日之后，慈禧太后轻而易举地反攻，囚禁光绪帝，捕杀维新志士，被捕的人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谭嗣同。历史课本上有谭嗣同的照片，目光炯炯，神采奕奕，腰间佩剑，兼具才子与侠士的风采。提前得知变法失败，众人劝他逃走，大刀王五甚至集结了一帮弟兄逼他离开，他以一番热血忠诚的言论表达了自己慷慨赴死的决心：“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一字一顿，掷地有声，周遭的好友无人再敢阻扰。
短暂的关押之后，戊戌六君子被拥簇着出了西角门，捆绑着各上一辆骡车。吆喝声中，骡车开动了，前呼后拥着几百个士兵，他们的目的地只有一个——菜市口。
死对他而言，就是一种成全。所有的中国人，包括他的敌人在内，都对这位殉道者致敬。
菜市口是北京的闹市，六百年前就是著名的刑场，只是那时叫做柴市口。六百年前，被关押了四年的宋朝丞相文天祥，因为不肯屈服元朝，在柴市口被杀。行刑时，他对监斩官说：“我为宋朝能做的事，现在终于做完了。”或许，死对他而言，就是一种成全。所有的中国人，包括他的敌人在内，都对这位殉道者致敬。
熟读史书的谭嗣同不会不知道，六百年前，就是同样的地点，曾有一位忠直的汉相楷模被杀。在刽子手行刑准备过程中，谭嗣同望了望碧空中的浮云，笑了。突然间，像从浮云里划破一道长空，他的喊声震动了整个刑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据说，谭嗣同的死状极其惨烈。刽子手一连三刀都没有将他的头颅砍掉。监斩大臣惊慌失措，命令将谭嗣同直接按到在地上，刽子手又接连剁了几刀。
关于当时刑场的具体状况，谭嗣同的师父、人称通臂猿胡七曾这样写道：
“那时我和王五抱着劫法场的一线希望……制定顺治门城窟窿为动手地点，等到临刑的那天，我们在城楼及附近一带准备一场苦斗。可是糟了，那天步兵统领衙门派出重兵沿途警戒，队伍直排至菜市口刑场，惶惶然如临大敌，这种排场是平时行刑所未有的；而且把谭先生绑在囚车上，也是一个例外。大概刑部堂官知道谭先生颇有本领，也许还知道有我们这般聚会人物，所以防护得特别严密。我们面面相觑，血管像冻僵了一样。
“我站在王麻子的屋顶上，那里黑压压挤满了看热闹的人，脸上都露出非常凄惨的颜色。头一刀杀康广仁，轮到第五刀，天哪！才轮到我们谭先生的头上。前清杀官员的刀和杀平民的刀不同，官越大刀越钝。那天用的刀叫什么‘大将军’，一刀飞去，鲜血汩汩然冒出，脑袋还装在颈脖上哩。这不叫砍头，叫锯头，锯头比砍头的痛苦要添上几十百倍的。而对这痛入骨髓的惨状，第五个受刑的谭先生，一直是若无其事的样子。”
装有谭嗣同遗体的棺材来到就近的法源寺，寺里的和尚深明大义，暗暗超度了一番，算是尽了悯忠的道义。
后来，浏阳会馆的看门人冒险将谭嗣同的无头尸身运回去，三天以后，看门人又将谭的头颅找回，请人缝合尸体，这时才发现，谭的肩胛上也留下了深深的刀痕。
装有谭嗣同遗体的棺材来到就近的法源寺，寺里的和尚深明大义，暗暗超度了一番，算是尽了悯忠的道义。
落笔至此，突然想起让我苦思了很多年的一个问题：即便文天祥死了，宋朝仍旧不可逆转地覆灭了；即使谭嗣同为酬圣主、唤民智甘愿一死，他的死亡仍未为中国日后的强盛开辟道路。还有那个袁崇焕，明朝人认定他是叛徒，清朝人觉得他是为明朝而死，所以直至他死后几百年，历史都不曾给过他公正的评判。这些忠臣志士，他们的死究竟值不值得？他们是不是白死了？
读李敖的《北京法源寺》时，我终于找到了答案。李敖先生在书中借康有为之口说了一番颇有见地的话：“他们死的意义有更高的价值标准，这种标准，是人为自己的信仰而死，这就是意义。至于信仰得对不对，或值不值得为之一死，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往往时过境迁以后，可能不重要，甚至可能错。评论历史人物必须设身处地，以这些人当时的见解，他们的死并非没有意义，我们尊敬他们，是他们为了信仰而殉道，而不是信仰的内容，因为那些内容几百年下来，或许早已都不成立了。”
法源寺悯忠阁
从宋末元初，到明末，直至清末。历史的车轮翻涌起的滚滚黄沙，终于随着褒贬、得失、悲欢尘埃落定。如今再回望这一段与法源寺相关的故事，串联百年，令人不禁唏嘘。痛惜的情绪，抵不过悄无声息的时间。当所有往昔的人物俱已烟消云散，唯有这座长存千古的寺庙，见证了太多刀光剑影、腥风血雨、恩怨情仇、世态炎凉，它偏安一隅，看似与世无争，实然却在晓钟夕照、日复一日的淡定从容中承载着亘古长存的浩然正气。
英雄造就时代，时代成就英雄。然而，英雄的生命与他们的精神哪个更重要呢？其实，即使这些英雄不死，历史轨迹的发展也不会有太多的偏离。只是特定的时期，注定需要某些人用特殊的行为为历史勾勒出面容。而这些人从他们所处的时代中凸现了出来，便成就了历史的惊叹号与闪光点。
至此，提一笔法源寺的来历。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为哀悼北征辽东的阵亡将士，诏令在此建造佛寺，并赐名“悯忠寺”。寺里面，盖了一座高楼命名为悯忠阁，立了烈士的纪念牌位，这就是中国早期的忠烈祠。雍正十二年（1734年），该寺被定为律宗寺庙，传授戒法，并正式更名为“法源寺”。
李敖的小说改编的话剧
记得那年我去法源寺已是夏初，寺中最出名的海棠花早已凋谢。我望见百年古树只残留了无数齐齐向上的枝桠，仿似向上天诉说着历史的遗梦哀伤。佛门清净地毗邻刑场，悄悄地为悲壮冤死的忠臣义士超度亡灵，这或许就是上天的安排。
事往前朝人自老，魂来沧海鬼为雄。只怜春色城南苑，寂寞余花落旧红。
落下最后一个叹号，算是解开了缠绕我8年的心结。
英雄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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