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是浙江余姚人，阳明心学又称姚江学派，但心学的形成、发展和壮大却主要在江西，江西门徒广布，书院荟萃，涌现了很多阳明心学的杰出人物，世称江右王门。欧阳崇一，名德，号南野，是江右王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第167条（《答欧阳崇一之一）原文节录：
崇一来书云：师云：“德性之良知，非由于闻见，若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则是专求之见闻之末，而已落在第二义。”窃意良知虽不由见闻而有，然学者之知，未尝不由见闻而发。滞于见闻固非，而见闻亦良知之用也。今曰“落在第二义”，恐为专以见闻为学者而言，若致其良知而求之见闻，似亦知行合一之功矣。如何？
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孔子云：“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今云专求之见闻之末，则是失却头脑，而已落在第二义矣。...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见闻，则语意之间未免为二。...则毫厘千里，亦不容不精察之也。
朱熹在《中庸章句集注》中说：“德性者，吾所受于天之正理。”关于尊德性和道问学的关系，朱熹认为读书做学问，懂得了万事万物的“性”，就明白了天命，即“性即理”。王阳明则认为道问学不是为了研究万事万物的“性”，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功夫，是为了致良知，最终的理还在心中，不可能在外部世界找到那个理。此条问答乃是“尊德性和道问学”关系之发微。
王阳明曾经说，作为天理的良知，不是产生于闻见。如果过分强调“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那就是专门在闻见的细节中去求良知，这已经落在致良知的第二个层次了。
《论语·述而》云：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对此，欧阳崇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良知虽然不是产生于闻见，但治学者的良知未尝不从闻见中发端，治学局限于见闻固然不对，但见闻也是良知的发用。良知必发于视听思虑，视听思虑必交于天地人物，离开天地人物亦无所谓良知，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知，不离乎视听言动，而视听言动未必皆得其恻隐、羞恶之本然者。“落在第二义”应该是对那些只注重闻见的治学者而言的，如果为了致良知而在闻见上下功夫，应该属于知行合一的功夫。
王阳明同意欧阳崇一的看法，他说，良知不产生于见闻，见闻都是良知的发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
《论语·子罕》：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除了良知以外，再没有真知。所以，致良知是治学的统领，是圣人教人治学的第一要义。专门在闻见的细节中去求真知，那就丢了统领，落在第二义了。门人同道大都已经知道有致良知一说，但他们在下功夫的时候未免还有不清晰的地方，正是缺少欧阳崇一这样的思考。
大抵治学的功夫，如果抓住了致良知这个牛鼻子，那么多闻多见都是致良知的功夫，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所见所闻、交往应对，虽然千头万绪，无不是良知的发用流行。除却这些事情，哪里还需要什么良知呢？所以见闻酬酢和良知其实就是一件事。
但欧阳崇一说，立志致良知而在见闻中探求，言语之间未免把他们看成两件事了，这与专门在闻见中求良知虽然稍有不同，但一样不符合治学惟精惟一的要旨。“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既然说“择”和“识”，可见良知在其中发挥作用，但强调在闻见中去选择和识别，则又失却了治学的统领。欧阳崇一没有这样的问题，今天的这一问，对同道中人治学很有帮助，但在语言表达上还不够清晰明确，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所以不可不精细审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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