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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周末的下午，大哥第一次带女朋友（后来我大嫂）回家的时候，我正捏着铅笔头做作业，妈妈在旁边缝补衣服。我当时拘谨得不敢说话，搬个板凳给她，偷偷瞄她一眼，就又装着低头写作业。
我们家当时是两间土坯房，那时的我读二年级了吧，我趴在家里的饭桌（家里唯一的桌子）上写作业时，一抬头就看到了屋子西山墙上的那道裂缝。我突然很窘迫，担心大哥的女朋友也看到那道透着光亮的裂缝。
在那之前的一个晚上，庄上的一个妇人来我家溜门子（方言串门），提说要给我二哥介绍对象。妈妈热情地跟她说话，陪她聊天。末了，我听妈轻叹了口气说，还是等一下吧，中华（我大哥乳名）的亲事定下来了，接着就要过帖、下礼（我们这儿结婚前的必要仪式）。这房子还没盖，盖上房子，才能把老大媳妇娶来家，这事赶事，都要钱哪。老二的亲事就等一等吧。那妇人说，这事不急，但人家女孩子和父母不嫌你家穷，这话先说给你们。
在农村，儿子大了，房子是要解决的头等大事。房子，也是一个家庭在庄上的地位的象征。
那天夜里，父亲一根接一根地卷着旱烟，抽了一屋子的烟味。父亲母亲在商量着，盘算着怎么筹备，到哪家能挪借一点，怎样尽快把大哥二哥结婚的房子盖起来。那些天，几乎每天夜里醒来都看到父母靠在床头，絮絮地计划着，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睡的。我也就是在那时候突然懂事了，体会父母的不容易，很想自己立马就能有本事，不要让父母这么焦愁。
父亲是个极要面子的人，给三个儿子盖砖到顶的瓦房，是他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当时的父亲四十来岁，腰板挺拔。我想他是自觉自己能扛得起来，愁归愁，但人前硬气。
其实，盖房子的事，几年前就在一点一点地准备着，筹划着。当时虽然住的是土房子，但东屋山已经码了好几垛砖头了。
父亲会编织芦席和粮圈。编织前有两道工序，破芦苇和压篾子。破芦苇不容易，一根细细长长的芦苇，用篾刀把它们完整地破成两半，家里只有父亲本人会。哥哥们帮着推石碾压篾子。压篾子是也很重要的一道工序，也是有讲究的，用劲的匀称缓急，石碾来回必须这一趟压着上一趟。父亲担心哥哥性子急不小心坏了一堂篾子，很多时候就自己推石碾子。印象里，月光下的打谷场上，父亲弯着腰，一趟又一趟地来回推着笨重的石碾子。田里回来到家的父亲，不是破芦苇、压篾子，就是盘腿打席子。从没见着父亲有空闲过。那码在屋山头的红砖，就是父亲把一根一根芦苇变成席子和粮圈后，卖了钱，一垛一垛积攒下来的！
在父亲的带领下，全家都为盖新房子而奋斗。
母亲除了忙田里，就忙菜园子。菜园子里的蔬菜除了吃，母亲还挑上街上卖。鸡下的蛋，一颗一颗攒起来，卖了钱，可以称盐打油。卖菜卖鸡蛋，一块钱就是整钱，母亲舍不得拆用，一张一张攒着置备盖房子的材料。
当时大哥刚刚参加工作不久，二哥中学毕业后，也在码头上做了搬运工，虽然他们工资都不高，但除掉自己必要的花费，同事间的人情往来，多少能帮家里一点。
三哥放学到家，扔了书包就去菜园挑水泼菜。所以，我们家的菜园里的菜长得特别好。
姐姐放学帮着妈妈做家务。我的任务是作业写完割猪菜、放猪。记得家里当时喂了三头猪，我总喜欢学妈妈的样子，在它们吃食的时候，拃量它们的脊背，看又长了多少。
日子虽然穷，但一直在希望中向前奔。
又拉回了几车砖。
红瓦也整齐地码在屋山了。
做檩梁的木头也备齐了！
终于，在1983年一个春日的上午，我家的新房子动工了！父亲眉头舒展，手里拿着特意买的纸烟，一遍遍地敬给工匠，散给来观看的庄邻。我第一次感觉打夯的号子那么动听！
新房子落成，大哥二哥相继结婚。
用父亲的话说，他的任务还没完成——他也要给我三哥盖高大的瓦房。
当三哥的房子盖成，结了婚，父亲母亲终于可以好好地舒了口气，用我们农村人的话说，他们完成任务了。
父亲盖起的几处红砖大瓦房，是村里亮丽的风景，是我们家的一座丰碑。
我们家住在公路东侧，家东面就是老汴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政府要深凿河道，拓宽公路，我们家面临拆迁。
父亲一辈子的血汗哪，就要被推倒。那段时间，父亲酒喝得多了，烟抽得又厚了。在正式拆迁那天，一向沉稳的父亲显得很烦躁。我们的心也是乱乱的，三哥家的五岁的儿子推板车轱辘玩，挤在墙角，手指被夹得血肉模糊！家里一时乱糟糟。
房子全部推倒。我高大挺拔的父亲，好像一下子老了许多，背垮了下来。
好在，后来哥哥们相继盖起了更漂亮气派的平房，父亲似乎也放下了那些被推倒的房子。
几年前，村里土地流转，村庄限时拆迁。父亲摸着院墙叹气道，这铁桶样的房子说扒就扒了，这不是坑人吗？！
拆迁后，父母一直跟我三哥生活在县城的小区里。小区老人们聊天，父亲说，我是跟三儿子过的。也许，在父亲心里，家里后来的房子虽然一次比一次好，但都不是自己的功劳了，那是属于儿子们的。
现在，八十岁的老父亲每次上楼回家，提着小马扎，手扶着楼梯，每一步都走得那么费劲，喘得让人揪心，再也没有当年盖房子的神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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