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惧风雨 中环  1969

数年前，我在大学完成毕业论文时，选择了语言学的研究方向，需要搜集历史跟民俗方面的资料来分析香港粤语的发展与演变。在完成的过程中，我发现收集这些资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因此我乐在其中地完成了论文。毕业以后，我虽长居内地，但每次回港我都会去搜寻一些旧时代的影像。如今收集到的资料应该已经足以支撑我写一些文章与大家分享。

香港，被遗忘的几许风雨

这些影像资料大多来源于香港中央图书馆的藏书跟政府网站。因为资料较为庞杂，加之本文又没有商业目的，纯粹只是为了讲述历史加以引用。就姑且先不一一赘述出处。

这篇文章旨在让只记香港光辉岁月的朋友，也了解一下香港过往经历的艰辛岁月。而对于生在香港的朋友，或许需要回忆一下先辈们经历过几许风雨，又如何默默向上游，才有了今天的这番繁华。而不管繁华是否得以延续，停下来看看来时的路，也许会更明确往后的路应该怎么走吧……

那么，

从何说起？

鸦片战争——英国原本并不想要这个 地瘠山多、水源缺乏，又小又脏的小岛。

在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与英国人于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随即1861年的《北京条约》再“割让”九龙半岛和昂船洲﹐最后又在1898年租界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新界和236个离岛。

在被割让之前，对英国而言，香港之割让是一项令人不悦之战利品，这是一块“细小、荒芜、不卫生、无价值”及“比非洲的塞拉利昂更差，因为更不卫生，而且离英国更远”。英国比较想得到舟山群岛及台湾等属于“具价值”之战利品，而非这个在地图上指不到位置的岩石小岛。

英国狼子野心，得不到上述那些心中的理想割地后，随即又相中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断定其适合开发贸易港口。由此，在英国人登上香港初期，他们已经做了人口调查。他们发现这座岛上只有3000个居民。这些原住民大多是只从事农业，渔业，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后来随着广东与福建的人来到香港市区做生意﹐香港才慢慢发展起来。随着当时仍然为英国全权代表的砵甸乍于1842年10月27日在香港告示发出，（该公告指“香港乃不抽税之端口，准各国贸易，并尊重华人习惯。”）香港正式进入开埠阶段。

上图为香港港湾1972年的照片。

直至日治的三年零八个月的艰苦岁月之前，香港逐渐取代广州港口的地位，成为中国沿海最主要的转口港，当时的人口已经从3000人一跃飙升至160万人。

暗无天日的日治三年零八个月

随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军事占领香港：由1941年12月25日香港总督杨慕琦投降起，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香港人经历了民不聊生，暗无天日的三年八个月，港人在那个阶段度日如年，每一天都是在折磨中挣扎。因此为了铭记这段艰苦岁月，港人将称这段日治时期称为“三年零八个月”。（三年零八个月到底发生过什么惨剧！这将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展开，这里就不做赘述。）

在这期间由于食物短缺，为缓减人口压力，日本在占领期间执行“归乡政策”，为了供给，日军软硬兼施强迫大量市民归乡，市民被迫驱逐至广东。1942年1月，由占领地政府民治部成立的“归乡指导委员会”，每月均安排火车和轮船将市民强迫离港，但这些交通工具只将人送出境，离境后回乡的路途就要各人自理，更多人付担不起路费，只能徒步回乡。当时香港既已沦陷，市面粮食不足，生活艰难，因此很多港人选择离港回乡。同年12月，已有60万名市民离港，其中不少家庭于途上分散，或被迫抛弃幼儿、老人，或途中饿死、病死，至于途中被洗劫一空者更不计其数。而于后期，宪兵队更在街头随意捉人强行押解离境。结果在1945年，香港的人口由1941年的160万人锐减至60万人。

（当时日军打过来后，英国驻港的英军三两下就迅速撤退了，除了香港民间老百姓自组的民间游击队。当时的香港孤立无援，得不到任何救助。）

“重光”到来

1945年8月16日，一批华人与日本人于松原酒店（原告罗士打大酒店）正门外聆听日皇的《终战诏书》。

终于随着美国原子弹在日本的那一声巨响，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终战，无条件投降。这一天，是香港的重光之日。但这为香港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新问题，就是香港应由中国还是英国统治，如果归还中国又该归还“谁”呢？这时候，英国人回来了。态度强硬地把香港要了回去。因此，重光——并不是重见光明而是“重新出发，韬光养晦”。

建国初期史无前例的逃港潮

在战后初期，香港经济一时间难以恢复，加上巨大的人口爆发，令社会的重担百上加斤。在国共内战后，新中国成立。而在新政府登上舞台后，1950年开始，香港迎来了史无前例的“逃港潮”。大量资本家、地主、农民等为了逃避新政权，纷纷南下逃到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当时人们为什么纷纷逃离内地应该无须解释，笔者的祖辈也是在这样的热潮中逃到了香港扎根。）

香港人口由1945年的50万上升到1950年的220万，这批移民当中不少为商家、知识分子，但亦有部分为难民，但当时的难民亦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中国较富有的一批，他们也宁可放弃故乡的所有，奔赴香港重新开始。

在逃港的过程中，大量人被鲨鱼咬死、跌死、游泳气力不足淹死、跳火车时摔死被火车碾压而死、在偷渡过程中与中共军队以及英国啹喀兵、华人兵纠缠中互有死伤、根据香港官方《打蛇》的资料搜集，不少人还遭香港黑社会强奸、斩杀，最后大约200万至250万成功越过边防线偷渡至香港市区，只计1962年的大逃港，日均五千“大部队南下”，短短一个月便南逃十五万人到香港。

到了1960年左右，我国政府为了此次贻笑大方的逃港热潮，曾经对香港进行丑化宣传。内地某官方媒体就曾发过一份文件，叫《人间地狱——香港》，其中是这样描述香港的：

“香港是世界上最荒淫的城市；

香港黑社会横行；

香港是最大的制毒贩毒基地；

香港自杀者是世界上有数的。”

【注】此处资料来源于维基百科。

即便有这样的宣传，加上被抓到偷渡逃港者要逮捕回去接受劳改，也依然无法削减逃港的狂潮。

到了这人间地狱，真正的香港故事现在才开始…

先看看当时逃到香港的名人都有谁：

（以下的图片都以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影视形象为主）

香港，被遗忘的几许风雨

吴锡豪（一代枭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跛豪》或《追龙》）

叶问及其儿子叶准、叶正

倪匡（香港四大才子——笔名卫斯理）

黄沾

黄沾（香港四大才子之一著名词曲作者）

香港，被遗忘的几许风雨

张子强  (曾绑架李嘉诚儿子的悍匪）季炳雄（悍匪）、叶继欢（悍匪）详见《树大招风》

香港，被遗忘的几许风雨

罗文（香港著名歌星）

香港，被遗忘的几许风雨

孟飞（香港著名影星，曾出演《雪山飞狐》）

香港，被遗忘的几许风雨

麦嘉（著名演员 ——《最佳拍档》里的光头佬）

由于是在不胜枚举，碍于篇幅就不再一一批注，其他逃港名人还有：黄玉郎、黄证鸿、苏颖智、陈新滋、林行止、李鹏飞、关惠群、李摩西、锺锦、周庆峻、黎智英、关聪、列孚、夏雨、刘梦熊、卢海鹏、刘千石、黄永帜、梁立人、吴大江、马思聪、曾宪梓、李永健、梁体贤……

1950年开始的香港无疑是一个什么需要“从头跃”的时代，而这一个什么都要“从头来过”的时代，也就意味着这是蕴含着无限可能性的时代，是最具有故事性的时代。上述的这些“名人”是时代的缩影，他们困难重重又精彩刺激的故事，可从各种影片或传记中读到。他们的故事已经有别人在讲，也肯定讲得比我要好。所以就由我来讲讲那些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背井离乡在污秽不堪的香港街头默默向上游的无名“英雄”故事吧。

街角的野蛮生命力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没有如今琳琅满目的商店，连铺位都还很少，翻山涉水来到这里的人又多是有着经商传统的潮汕人与福建人，加之当时对于在街上摆卖摊档并无法律规范，因此脏乱街头巷尾成为了逃港人安身立命，植根于此的土壤。

零食原子木瓜 湾仔修顿球场 1958

“原子木瓜”与“原子香榄”与原子无关，只是腌制的木瓜跟香榄，是当时的两种流行的零食，修顿球场是当时年轻人爱去的体育场所跟休憩处。照片的中年男人两个木托盘，生意就可以做起来了。

修面（挽面） 九龙上海街 1963

“街头美容”，用传统的方法为妇女面部脱毛。以前的妇女在过时过节或者赴约赴宴之前，都时兴去特别订造一些衣服再做个美容，而如今这种传统的美容方式已在香港不复存在。可能在广东一带的一些地方才能找到零星踪迹。

梳头 上环第三街 1985

一张椅子一面镜子，再准备一些橡皮筋跟发卡，就是当时的街边美发沙龙。

写信佬 湾仔 庄士敦道1957

背井离乡之人有目不识丁之难民，也有经纶满腹之墨客。而不通文墨的人要往家乡传言寄信及汇款，则需要找这种“写信佬”帮忙了。写信佬这种专业代笔成了战后香港的一种新兴职业。一张椅子，加上纸笔，为人写尽相思与乡愁，生意也做起来了。

香港街头——只有你想不到的生意，没有做不了的生意。

街头剪影 湾仔1959

娱乐消遣缺乏的年代，剪影一类的手工艺术在街头非常受欢迎，也相当普遍。一把剪刀、 若干的纸张，加上纯属技艺的一双巧手，如今看来也甚是浪漫，修剪影子也成为一门谋生的行当。

街头摄影 中环 1960

1949年开始，香港政府通过《人口登记条例》，规定所有市民开始要领取身份证方才享有拘留权力。因此不少“拍立得”的街头摄像摊档开始出现，为大家提供照相服务。

街头居士 湾仔 1964

香港有俗语:“一命二运三风水”，命理风水之类的玄学箴言一直为香港人所信奉，所以在五六十年代就有很多街头相士因为承担不起铺租只得在路边摆档，为人“指点迷津”。

看掌相 北角 1963

如今这类街头相命在香港也几乎仅在庙街尚存。只是如今现在还在庙街摆摊的已绝非这么传统古朴的相士了，西方塔罗牌，水晶占卜之类应有尽有。甚至现在的居士能用粤国英三语为你趋吉避凶指点迷津，而过往“随缘”的费用也变成了有明细的价目表了。可惜如此一来反少了些许以往玄学的玄妙意味。

卜卦择日 上环 1964

这张照片的原标题是“Fortune teller on a lazy day”——“一个算命相士慵懒的一天”。这位应是算命占卜制定价目明细的先行者了。本来占卜问卦只能等有缘人，而缘分之事全无规律可言，不知这位消瘦的居士在这街头度过了多少慵懒的一天。

洗烫粗活 中环 万宜里 1960

没有洗衣机的年代，洗衣服是非常繁重并且浪费时间的事情，因此一张桌子一条从家中或者邻居家拉出来的插线板，再加上一把熨斗，即可养家糊口。这类摊档多躲在大厦的天台或者街道后巷。现今已是有洗衣机的年代，但是在香港依然有着随处可见的洗衣店，除了晾衣服麻烦之余，还因为现在香港的住宅很多都已经放不下洗衣机或者无处晾晒衣服。

马骝戏 地点不详 1964

六十年代，在香港街头经常随处可见一些街头表演。当中的猴戏最受街坊邻居与孩童喜欢。香港管猴子叫“马骝”，训练有素的“马骝”随着艺人的锣鼓，做出各种各样的翻腾动作。后来由于表演的“马骝”经常穿着颜色鲜艳五颜六色的衣服。因此甚至演化出了一句香港的俗语——“红红绿绿，马骝衣服”来嘲笑衣着艳丽的人。

鞋匠 湾仔 1957

昔日，鞋匠这种小型手工艺作业者，多是承担不起高昂的租金，所以都会选择在后巷营业，他们收入不多，午餐多由妻儿送来。

如今的香港，修鞋的大多入驻地铁铺位，还剩下如图片中这样的鞋匠已都是迟暮的老人，他们营业的位置依然是在后巷或者大厦与大厦之间的夹缝中，现代人的鞋穿旧了就丢，补鞋修鞋也应是濒临消亡的手艺了…如果有心要找，应该也只能在中环与油麻地的一些不起眼的角落中看到他们的踪迹。

号外 香港最后一次死刑 中环 1961

报纸档也是香港五六十年代就有之的特色行业，相当于北京的报亭。但不同的是在昔日没有网络的时代，港人对报刊的需求量之大是十分夸张的。香港主流的报社就有十多家，加上中文英文的报纸都有需求，而且基本上只有早报甚少晚报。所以有的畅销报章一天可能就要卖上几百上千份。️为了赶在天一亮就有报纸卖，报社印刷后就直接将还没有套装好的分版直接给这些报纸档。报纸档的老板会联同伙计蹲坐在路边，飞快地为每一家报纸按照头版-A版-B版-C版一一套好。而因头版新闻若果突出则会让当日的报纸销量爆升，故此很多报社都会在最后关头才印头版，头版也就只能在临近天亮才会送到报纸档主手上。这也就意味着同一份报纸还可能要套装两次，甚至三次。

至今，夏天的凌晨四五点行走在香港的街头（包括有报纸卖的7-11）依然会看到有很多报纸档的老板蹲坐在街头挥汗如雨地套着报纸。在很多上班族打着呵欠走上街头之前，报社的送纸司机与报纸档主已经完成了一场汗流浃背的冲刺了。这五六港元一沓的散发着油墨气息轻飘飘的报纸，背后是一双双被油墨染得变色脱皮的厚重的手。

大埔墟期 大埔 1960

香港说“趁墟” 相当于相当于赶集。粤语的“墟”并非废墟，而是市集的意思（这是古文的用法，可追溯到唐朝）。大商小贩应有尽有。北方有“三个女人一台戏”，香港有“三个女人一个墟”。

香港，被遗忘的几许风雨

在五六十年代，香港政府还没有所谓的食环署，对熟食与小吃摊档也没有明令必须领取牌照才能经营。所以各种小吃跟熟食大街小巷随处可见。

炒栗子 油麻地新填地街  1959

在汉堡、西饼、雪糕还没有大行其道的时代，传统小吃实在不少。只需要几毫子就可以在秋风飒爽的时候吃上新鲜滚烫炒出来的栗子，也确是一大享受。现在在旺角的街头偶而也还能看到有一个老汉跟一个老太太在街边推着车炒着栗子。不知那两位老人家是否也如图中这少年孩一般，提时代就已经以此为生，一炒就炒足一世呢？

早餐 九龙塘 1963

街边露天的熟食摊档后来必须经过食环署发放牌照才可以经营，这个牌照申请需要有一定的程序与要求。民间于是管拿到牌照经营熟食的摊档叫“大牌档”。因此“大排档”实是错字，正字应是大“牌”档。

香港，被遗忘的几许风雨

一家八口一张床

这是香港五六十年代流行的说法 ，形容家庭成员众多。而当时大多父母为求生计，需要每天出外奔走谋生，又无法弃自己年幼孩童不顾，唯有让孩童随行或者背着襁褓上工。

拍拖更  深水埗 1963 香港，被遗忘的几许风雨

父母上工中间放饭的时候，还要先喂自己的孩子吃过饭才得以自己吃饭。当时的父母拖家带口真恨不得多长出几只手。

自得其乐 深水埗 1963

很多TVB的电视剧都会说“不论多么艰辛，多少苦难，最紧要一家人齐齐整整。”事实上香港大多数家庭的观念也正是如此。他们来到这里之前出了相濡以沫的家人，本来早就一无所有，那么往后，还有什么真的比家人还重要呢？

少年强 —— 《细路祥》

功夫巨星李小龙领衔主演的电影《细路祥》

功夫巨星李小龙童年时曾主演过一部港漫改编的电影——《细路祥》，故事讲述的是贫苦街童阿祥到工厂当童工谋生。老板拼命压榨阿祥等童工。唯一关心他们的是一个正直的老教师。工厂管工和他的手下整日欺压童工，营私舞弊。阿祥发现后，勇敢地揭发了他们。

这部电影里的阿祥正是那个世代孩童的写照，那个世代的孩子有着世代特有的黠慧与早熟。他们深谙社会的艰辛，他们比任何世代的孩子都要早熟懂事，三十而立对他们来说太晚了，他们刚能走路开始就已经在奋力向上爬：

三斤抱两斤 深水埗 1969

五六十年代之香港，只有富庶人家才能请“妈姐”（华侨女佣保姆），刚到香港从新奋斗的贫苦人家的父母，多为了一家几口的两顿饭四处奔波，因此论资排辈，长兄为父，长姊为母自然不在话下，粤语叫“三斤抱两斤”。当时由于大多家庭都很贫困，有些孩子赤身裸体在街上行走也不足为奇。

姐妹情深 筲箕湾避风塘 /1962

那个时代，没有什么玩具，只有人与人之间的游戏。所以那一辈的人们与兄弟姐妹或者其他玩伴之间的感情总是要比我们现代人厚重。

童工造铁桶 湾仔春园街/ 1957

学徒生涯——为两餐乜都制

五六十年代生活之艰苦，让许多年纪尚小的孩童纷纷走上谋寻长久生计的道路。在工厂少，没有职业培训和免费教育的情况下，拜师学艺，学得谋生的一技之长成了大多数人的不二之选。当时的香港手工业的技艺多是师徒相传。学艺期间，为师傅端茶递水，遭受师傅打骂训责在所难免。因此那个年代师满出山的技师匠人都秉心尊师重道，而且同门之间也大多愿意在往后的人生道路上相互扶持。

七小福也算是这60年代末学徒制的典型例子

以成龙、洪金宝为代表的七小福也经历过这样的学徒生涯。

香港，被遗忘的几许风雨

那时，很多少年为了赚取生活费，经常成群结队在街头为人擦皮鞋。当时这些鞋童多聚集在香港中区万宜里和银行区等候客人，皆因穿着制服的办公室一族对着装仪容考究，会有比较多的需求。

中环地铁站出口 2017冬

而到2017年的年尾我再回到香港，发现这种服务竟依然存在，只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已不是孩童，变成一些中年的妇女，时代虽已变迁，但依然客似云来，看，甚至还需排队轮候！

香港，被遗忘的几许风雨

每一个苦难的时代，孩童都是新的希望。没有书桌，在门口摆上一张椅子，这就是他们默默耕耘的天地。闹市的车水马龙，叫卖吆喝，反让他们更加专注。

城市之心 油麻地避风塘  1967 公仔书摊  湾仔 1958

漫画——香港往后几十年娱乐文化产业天马行空的创意的源泉。1957年，年仅七岁的黄玉郎随父母来到香港。1964年，13岁的他已经决心要自己画漫画，开公司，遂向亲戚借了一千元开了漫画社。结果呢？当然败得一败涂地。如此周而复始的创业结业，创业结业，失败了n次之后后，终于皇天不负，1986年他的“玉郎集团”一举上市，统一香港漫画江湖。

香港，被遗忘的几许风雨

襁褓的肩带，束缚不住求知猎奇的梦想。重压之下，是一匹等待脱缰的梦马。

清晨他们骄奢淫逸，已经酩酊大醉，孩童们刚醒，在去上学的路上…

女性意识的觉醒，女子何止能顶半边天

烫熨少女 旺角 1958

尚未有洗衣机的年代，专门洗衣烫熨也变成了一项女性重要的职业。生意再小也是自己的一桩买卖。女人何必靠男人？

香港，被遗忘的几许风雨

香港著名女作家李碧华女层在作品中告诫女性“自己不立，谁来立你”！老婆婆也深谙此理！

茶楼歌坛 上环 高升酒楼 1958

五六十年代后期，看电影依然是奢侈的消费。而电视机又尚未面世，上环的高升酒楼这类的食肆会附设舞台歌坛。除了让许多女性可以一展歌艺，以此谋生，同时还搭载乐队伴奏。茶馆登台卖唱的传统文化在香港得到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延续。

交通女警 中环 1964

那时，已经有不少女性开始担任一些原本只会招聘男性的职务。比如女警，公司白领等。

亦妈亦姐——“妈姐”

香港，被遗忘的几许风雨

没有一技之长，又无生意本钱的人也绝不偷懒，他们靠出卖劳力谋生。年轻的妇女则有的选择去做一些富裕家庭的华籍女佣。香港称之为“妈姐”，大意为：做的是妈妈份内的工作，年纪则更像姐姐。著名影星成龙的母亲就曾做过“妈姐”。而在这些华籍女佣当中则以来自顺德的女佣最为出名。

香港，被遗忘的几许风雨

需要注意的是妈姐与女婢是不一样的。香港在1921年左右就已经废除蓄婢。（题外话：现在的兰桂坊早期原是“妹仔”“女婢”买卖的地方）

妈姐虽然也有部分职能跟近侍贴身丫鬟一样，但却大多是贞烈女子。来自顺德的更大多是“自梳女”，过去女子出嫁，须由母亲束髻，立心不嫁者则履行一定的仪式自行束髻，称“自梳。故此“自梳女”的妈姐多立志一生不嫁，在雇主家中服务至年老，退休后会拿自己毕生积蓄回到乡下建“姑婆屋”与其他“自梳”的姐妹相互扶持，直至百年归老。

鬼叫你穷——咕喱

香港，被遗忘的几许风雨

“鬼叫你穷啊，顶硬上啦”是那个时代香港码头苦力工作时自我振奋的歌谣。香港把苦力叫做“咕喱”，实则来自印度英语“Coolie”指出卖劳力来维生的廉价劳工。昔日，香港曾作为中国往其他国家输出苦力的中转站，被骗“卖猪仔”的华人到了其他国家后就仅是从事苦力劳动。因此咕喱这个词就在香港广州沿用下来了。

香港，被遗忘的几许风雨

粤语还有俗语：“惨过做咕喱”，形容做事之幸苦程度。以前的运输设备没有现在这么方便。许多诸如大米、药材之类的大型货物就需要人力来搬运。因此在货运码头就经常有咕喱在各大小街道上等候被雇佣。薪酬的计算方式是论件计价，咕喱扛一袋货物就拿一支竹签，等到下工或者货物搬运完毕的时候拿着所有的竹签到工头那里计算工钱。

香港，被遗忘的几许风雨

而初来乍到香港，新入行的苦力经常会被工头克扣工钱。而在码头工作的多是莽汉，为了有稳定的工作，相互抢占地盘的事情在所难免。因此基本上只有加入帮派才能在码头站稳脚跟。

香港，被遗忘的几许风雨

咬碎牙龈，压出内伤。赚着名副其实的血汗钱，只为温饱。毋庸置疑，经济起飞前的香港是在这帮莽夫伤痕累累的肩背上运转起来的。

香港，被遗忘的几许风雨

这些莽夫虽然生活艰苦，却也绝不认命。很多都是初到香港时，用苦力维持了基本生计后就迅速跳转到其他行业。有的甚至成为了某些行业的一时大亨。

如今香港人口已经有700多万，相较最初的3000原居民而言，是这帮后来的苦难之人成为了香港腾飞的种子。抛下旧有的一切，这是果敢；背井离乡，这是勇气；从头再来，这是耐心；发奋图强，这是毅力；不断创新，这是创造力……

码头苦力  佐敦道 1965

因此身无分文，白手起家，拼搏奋斗，灵活应变，越挫越勇，是五六十年代香港的故事梗概，这是属于香港的狮子山精神。

以上支离的语句与散乱的影像也许并不足以代表香港的精神。仅此向背井离乡默默耕耘的上一辈无名英雄致敬，也希望香港人可以尚不明“何去”，但须谨记“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