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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有一个最重要的，也真真正正代表年的到来的仪式，就是贴春联。
我姥姥家，我父母家，乃至我现在公婆家，都是在除夕那天的清晨或是中午进行这项活动。其实，我所接触过的村落，邻里，都是在这个时间贴春联。在我的认知里，这个时间是神圣的，是富有仪式感的。在孩童心里，那是一个年，真正的开端。
在除夕那天的清晨，姥爷会赶早的煮一锅黏糊糊，白浆浆还冒着氤氲热气的浆糊，并每一年，在熬好浆糊后，都会煞有介事的告诉我，在三毛流浪记里，三毛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就吃浆糊。于是，能吃的浆糊，三毛，春联，就变成了有关于年的记忆。
现在楼房林立，贴春联已经不再那么隆重与正式。而在记忆中的村庄里，贴春联是大人小孩一起出动的活动。有拿对联的，有拿浆糊的，有拿扫帚的，大门大户人家甚至会扛出梯子。
权威的大人接过孩子手中递过的扫帚，将过去一年已经被太阳晒的泛白，而字迹依然墨黑的久春联，一把撕下，旧日时光纵好，已然流失，应该豪迈的和过去再见，然后欢喜的迎接新时日。
大人会被扫下来的纸屑，灰尘呛得直咳嗽，而小孩子，则早就躲得远远的，缩在领子里的脑袋摇摇晃晃的嘲笑着身形不那么灵活的大人。
大人扫完灰尘，吆喝一声：过来。
小孩子们就会像事先排练好的样子将春联递上去，至于哪个是上联，哪个是下联，就不再是他们这些不识字的小娃娃的考虑范围了。
那个时候我已经读到初中，语文成绩还说的过去，于是拿出一副十分明白的老学究模样，分析春联中的平仄，以区分哪个才是上联。
当然，幻想中的场景是自己才华横溢，指点江山。然现实中，也不知是自己才华有限，还是写春联的人不讲究平仄，我总是难以区分上联下联。于是在漫长岁月磨砺出的语感中，似是而非的将春联贴在门上。喜庆的日子里，没有人会指责你家春联贴的不对。毕竟懂这些东西的人，真的越来越少。
从小到大，贴了那么多次春联，最有意思的莫过于我爸贴的那次。
那年冬天又湿又冷，呼出的哈气都似乎能被冻结成冰。我姥爷打好了浆糊，电话唤我们去取。可严寒的天气，都缩在室内不愿出门。我们便推辞了好意，决定自己打浆糊。我爸从小的生活环境，和后来的工人生涯，似乎没有教会他如何熬制一锅浆糊，于是在传统与科技，奇思与妙想的灵感碰撞中，激发出了璨若星河，亮如白昼的火花。
他决定用透明胶贴春联。
作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有见识的当代青年，我立马跳出来阻挠：“如果说透明胶可以贴春联，大家还熬浆糊做什么。这是传统。”话一出口，立马就意识到，我将输掉这场辩论。传统不一定是对的，辩论中最忌自露马脚，果不其然，我爸立马抓住我的漏洞，指出：“以前的人不用透明胶，是因为以前没有。我们应当奋勇前行，而不是故步自封。”
在我的认知中，年是隆重的，而用透明胶贴春联，这是对新年的不尊重，这种行为，充斥着敷衍、草率。然而在固执的女儿与固执的老爸的辩论中，女儿完美落败。停止争论的我，做出了表面上的退让。
用透明胶贴春联进行的也不是那么顺利。
风夹杂着雨丝，像针尖一样刺痛着手上的皮肤，让整个手变的紫红僵硬而笨拙。大大咧咧的风还撕扯着纤弱的春联，让它在风中不停疯狂颤抖。我极力抿下想笑的唇，不情愿的伸出手，感受着风中那湿冷的温度。我将春联按在墙上，墙面砖块的凹凸不平，透明胶刺啦刺啦被拉长，终于，那小姑娘似的春联，被极不情愿的固定在了门的两边。
贴春联的活动告一段落，红红火火的春联，映红了红红火火的人。
继而夕阳西下，夜幕降临，散发出温柔灯光的屋内，传出新年的乐响。
无论春联是如何贴的，新年是来临了。无论形式，过程如何，大家的结局都是相似的。一派其乐融融。
大年初一，天气依然寒冷，潮湿。趁着夜色，我们出门拜年。
当天色微亮，告别一行人回到家门口一看，门口的春联不知何时已垂下她俊俏的头颅，除了尾部还黏在墙上，整个身体都已在风中摇曳。
我们家的春联，连大年初一都没撑过，就败下阵来。
那一年，我爸在传统与改革的较量中，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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