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之穷也，固宜

        明朝田艺衡《留青札记》写道：“文人之穷也，固宜”。欧阳永叔《梅圣俞诗集》云：“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矣，‘穷则俞工’，‘非诗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据我所知，在文学史上，能生于富贵家庭，又能写出流芳于世的文学作品的名人有十九世纪最伟大诗人、剧作家、思想家歌德；我国清朝满族词人纳兰容若。歌德一生出入公卿，是魏玛公爵的上宾，生活极为富裕；纳兰容若出生于满清权贵之家，一品侍卫，是一典型的贵公子人物，自然是不属于穷人之列。

　　富文只是少数，可以说极为幸运。文人穷困潦倒，在文学世上占多数。

      先说我国，较有名的是唐朝诗圣杜甫和清朝诗人黄仲则。杜甫生活一直过着“卖药都市，寄食友朋”和“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屈辱日子，饱尝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正是那种“饥饿一动即向一旬，蔽衣何啻联百结”的艰难困苦，才使诗人正视现实，唱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千古名句。黄仲则，年仅三十五岁就贫病以终，困顿生活在诗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如《别老母》：“搴帷拜母河梁去，白发愁看泪眼枯。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再如《都门秋思》第三首：“五剧车声隐若雷，北邙惟见冢千堆。夕阳劝客登楼去，山色将秋绕郭来。寒甚更无修竹倚，愁多思买白杨栽。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尾联二句，写尽寒士悲酸，当时身居巡抚的毕秋帆读至此，竟夜不成寐。

       国外上，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十九世纪末的薄命文人季辛（George Gissing），生前住在伦敦卖文为活，潦倒不遇，一面饿着肚子，一面写文章，每每叹息：“我如果能吃得饱就好了！”自从他去世以后，他的轻松的散文，严肃的文体，渐为世人所爱好。

       文人多穷的原因，我想，一是秉性孤高，所谓颜渊陋巷不改其乐。二则傲世嫉俗，写文章不肯俯合时流，所以不为当时的读者认识；做人不通世故，以致衣食不全，潦倒终身，所谓“盛气以忤物”，“无恶而得罪”。

       林语堂在《做文与做人》一文写道：“既做文人，而不预备成为文妓，就只有一道：就是带一点丈夫气，说自己胸中的话，不要取媚于世，这样身分自会高。要有点胆量，独抒己见，不随波逐流，就是文人的身分。所言是真知灼见的话，所见是高人一等之理，所写是优美动人的文，独往独来，存真保诚，有气骨，有识见，有操守，这样的文人是做得的。”

       时下，文人观念不同，作品商品化了，文人写作，希求名利双收。甚者，有些文人为赚版税，置内容繁琐，思想狭隘，格调粗俗的作品于不顾，这或许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个小插曲，或许是当代文学走向了一个畸形？现在每逛书店，除了一些前人的再版名作值得一买外，多感慨自己受骗于文人。“文人之穷也，固宜”的精神还不应抛弃，虽然，“其穷已极，其文亦工”不成正比，但静下心写作，写出一些对自己负责，对世人负责的文章来，值得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