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在一次访谈中谈王小波：
“他就是投稿，我喜欢他的稿子。王小波的稿子就有这两个特点，写得好是一种概括，指的是写得风趣。表达得好是非常难的艺术，王小波的表达是曲里拐弯的好，有一篇文章我现在背不出来了，讲的就是知识渊博，一个杂文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三句话讲完了，他可以写三千字，而且写得很有趣。”
我以为，他的有趣不在于掉书袋的旁征博引，钱钟书似的幽默并不是他的风格。他的有趣常在于他独特的论述方式和对材料的另类解读，至于逻辑是否严密，倒不是首要考虑的问题，毕竟杂文不是学术著作。在《电脑特技与异化》一文中，可以窥见一斑：
你说电脑特技是异化，比之搭台子演戏，电影本身才是异化呢。演戏还要化妆，还不如灰头土脸往台上一站。当然上台也是异化，不如不上台。整个表演艺术都没有，这不是更贴近生活吗。说来说去，人应该弃绝一切科学、技术和艺术的进步，而且应该长一脸毛，拖条尾巴，见了人龇出大牙噢噢地叫唤——你当然知道它是谁，它是狒狒。比之人类，它很少受到异化，所以更像我们的共同祖先——猴子。当然，狒狒在低等猴类面前也该感到惭愧，因为它也被异化了。这样说来说去，所有的动物都该感到惭愧，只有最原始的三叶虫和有关批判文章的作者例外。
这论证，甚至有一点刻薄了，直接把原文批判的作者贬谪到与三叶虫相同的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初次读来，确实令人觉得该文切入角度，非常人所能见。王小波的杂文，正如沈昌文所说的一样，一个杂文只不过讲一个道理，抽丝剥茧，能玩味的东西，反倒不是很多，偶见重复。比如他就经常引用罗素的话：“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若是较真，这句话引的次数太多，也不能算是参差多态了。
不过，在当时的年代，他的文章是特立独行的一片旗帜。早在一九九六年，王小波就在《环境问题》一文中，对北京的空气质量有过微辞：
“北京的空气老是迷迷糊糊的，有点迷眼，又有点呛嗓子，我小时候不是这样。”
“就我所见，一切环境都是这么形成的：工业不会造成环境问题，农业也不会造成环境问题，环境问题是人造成的。知识分子悲天悯人的哀号解决不了环境问题，开大会、大游行、全民总动员也解决不了这问题。只要知道一件事就可以解决问题：人不能只管糟蹋不管收拾。”
王小波又有一系列域外杂谈、谈电影的系列文章，从中都可以见到他讲故事的趣味和眼光的预见。张颐武在纪念小波逝世十周年的时候也写道：
王小波这时的写作处于一种高度自由的状态……以随笔介入了时代的论争和文化的批评。他一面直面当下的种种问题，一面仍然在思考人类存在的微妙和复杂。他在当时毫无疑问是文学的边缘，却提供了一种和主流知识界完全不同的声音。
那么，王小波对于自己的杂文究竟是什么看法呢？其实王小波对自己的杂文，跟小说的重视程度是明显不一样的。他视小说为正道，偶尔写写杂文随笔，大概只是作为自由撰稿人为赚稿费而写的。例如，在《小说的艺术》一文中他自己不无牢骚地写道：
”千万别听人讲理，越听越糊涂。任何一门艺术只有从作品里才能看到——套用昆德拉的话说，只喜欢看杂文、看评论、看简介的人，是不会懂得任何一种艺术的。
我想从小波的杂文总结出什么，却觉得这个行为没什么意思，也暂时没有能够总结的出来，至少我看得很愉悦高兴，我很少看到这样的文字。我觉得他只是一扇门，挡住身后的愚昧、无趣和狭隘，给我们指引一条道路来罢，若是抱着旧文不放，赖在门旁不走，怕是小波九泉之下，也要露出他那标志性的咧嘴微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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