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的根须

原创文责自负   原载《十月》2023年第4期       作者周齐林

大地的根须

 1

闭上眼，东莞寮步、深圳上沙、道滘大罗沙、广州白云区、虎门北栅综合市场这些熟悉的地方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沉重的货车从马路上碾压而过，我在马路上留下的脚印迅速变得扭曲模糊，直至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些年我在南方的小镇辗转颠簸，搬了无数次家，许多东西都遗失在时间深处，只剩下记忆的骨殖。每次搬家，弥漫着浓郁生活气息的家具和生活用品舍不得丢掉，又带不走。临走前，久久地望着跟随我多年的物品转瞬就被遗弃在垃圾堆里，我直感到恍惚。旧物总是带着伤感的气息。而遗弃，是我对它们的背叛，我没有带走它们的能力，我能带走的只有我自己。

频繁的搬迁之后，我在博夏社区住了下来年。这里离我上班的地方很近，步行只要十分钟。在这个嘈杂的城中村，附近上班的白领、保安、打工妹、销售员、电工都聚集在这里。廉价的房租磁石般吸引着过往的人，我租住的房间不到二十平，月租200，屋里摆放着一床、两椅，还有一张我从楼下捡回来的破旧的桌子。

天空飘着一丝细雨，疲惫地回到昏暗狭小的出租屋，躺在床上，呆望着漆黑的天花板发呆，楼下烧烤店嘈杂的声音长了脚一般攀墙而上，迅速步入我的耳中。隔壁房间那对在附近KTV上班的情侣，此刻正在激烈吵闹。对面房间的小男孩哭泣着，发出嘶哑尖锐的声音。整层楼呈一个凹形的位置，我住在最里的一间，仿佛受到两面夹击，一步步被逼入了绝境之中。每次从外归来，无边的声嚣总是迅疾把我淹没。

窗外的雨密集地下了起来，雨声淹没了周遭的嘈杂，世界顿时安静下来，只剩下雨。

住在顶楼的租户跑到楼下房东老徐那里抱怨房子漏水的问题。老徐不停地说着抱歉，他住的小屋也在漏水。雨水落进脸盆里，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

 “屋漏偏逢连夜雨”“告别出租屋，拥有一个自己真正的家。”雨雾中电线杆上贴着的房地产传单异常醒目，它一语击中无家可归的人。

2015年年底，房市低迷多年之后，房价开始松动。年后，随着2015年股市的暴跌，越来越多的人把资金转移到房市中。隐约感到房价上涨的速度加快，恐慌的我连续看了几个小区的房子后，迅速交了一万元定金。带我看房的是房产中介小安三十岁刚出头，做房地产已经七八年，小安说去年年底到年初，她已经投资了三套房子，等过两年就卖出去。我惊异于她的投资理财意识。这是位于城区的一套120平的二手毛坯房，售价84万。谁也没料到这套房子在五年后的2021年会暴涨到三百六十多万。准备签合同时，我的征信却查出有问题，信用卡逾期了七八次，原来之前无意中为支持跑信用卡业务的朋友而办的两张信用卡，有几次几十元忘了及时还而导致被拉入了黑名单。“逾期太多，贷款贷不上。”事情一下子陷入僵局。“小周，看来你跟这套房子无缘了。”小安无奈地看了我一眼。

走出门店，迷茫地走在车水马龙的街头，我感觉自己的魂魄抽离了肉身，没想到信用卡把我逼到了绝境之中。这些年省吃俭用存了四十万，当朋友们邀我去游山玩水时，我常借口有事委婉拒绝。我没有一次付清全款的能力，更不好意思把手伸向年迈多病的父母。不能贷款，意味着我间接地丢弃了购房的资格。一时间我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没有谁不渴望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哪怕很小。望着不断上涨的房价，我不由悲从心来。深夜，我坐在床沿，望着窗外绵绵的细雨，愈加感受到命运的卑微与薄凉。

那段时间，我甚至做好了辞职回到老家工作的准备。回老家不仅可以照顾年迈的父母，还可以和心爱的婷在一起。我的想法迅速得到了父亲的支持，父亲建议我把家里的房子建起来，然后早点成家立业。在哪里都是过一辈子，父母亲希望我的日子过得平稳安逸一些。但我不想就这么灰溜溜地回去，更不想过一眼望到头的日子。

三个月后，中介小安跟我说当初我准备买的那套82万的房子已经涨到100万了。这加深了我的焦虑和恐慌。我不敢再关注房产的消息，我卸载了一切关于买房的软件，微信上看到房产的讯息，也会默默地选择关闭。饭桌上，朋友们聊买房的话题时，我通常会选择沉默不语或者默默地走开去洗手间。我的一举一动有点杯弓蛇影的味道。

父亲在外打了一辈子工，全国的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但他从未有过在外安家的想法。在父辈眼里，外面只是养家糊口挣钱谋生的地方。“第一代农民工普遍将城市作为赚钱的场所，农村是归属。第二代农民工则不同，他们将进城居住和生活作为目标。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一离开学校就进入城市，不存在城乡生活方式转变的心理隔阂，还因为在与同龄人的交流和比较中，城市化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目标。”现实是残酷的，父亲积攒了半生的钱在农村盖的水泥房早已老旧，而我这般身处底层的打工者却依旧在为城市的一套首付而苦苦挣扎着。

与我一样，大学同学小赵也深陷在买房的焦虑中。2016年年初的某一天，饭后，他抱着小孩到村头的空地上散步。村里的几个老人见他来了，忽然不吭声了。等他一走开，他们又议论起来。他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他们议论的焦点。“现在村里就剩他家没买房了。”这句刺耳的话还是传到了他耳里。村里人纷纷在县城买了学区房，房子装修好后，就把孩子转到县城的中小学读书。村里的小学只剩下十几个学生，曾经的热闹变得冷冷清清。“爸爸，我们什么时候买房，我也要去县城读书。”十岁的儿子放学回来，扔下书包，拽着他的衣角问道。这突如其来的一问，让他不知如何回答。儿子之所以嚷着叫他在县城买房，是因为他的好伙伴这个学期转到县城去读书了。家里一直捉襟见肘，妻子开了个小超市，他则花了几万块钱买了个旧面包车，给人拉货。一家人靠着这两份活过日子，日子不咸不淡地过着。闲暇时，他跑到江边去钓鱼，带着孩子在草地上烤红薯。曾经的悠闲一下子被打碎。考虑了两天，他终于决定买房。一周后，他向在深圳开厂的发小借了二十万，问姐姐借了五万，外加家里五万的存款，共三十万，在县城买下了一套120平的二手房。签完合同的那一天，村里的老人都笑嘻嘻地问他买了多大的房。“买了就好，三房一厅，恰好一家四口住呢。” 几个老人说道。

饶小赵的遭遇加剧着我内心的恐慌。七月份，身边曾经租住在一起的同事辉和锋纷纷搬离博夏出租房，搬进了自己买的新房。2015年，去库存成为国家任务，化解房地产库存成为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之一。身边的朋友小杭擅长投资，经常关注房价的他在这年年底敏感地捕捉到新一轮的房价即将启动，他迅速从亲戚朋友手里东拼西凑了四十万，加上自己这几年的积蓄，在莞城中心区按揭买下两套二手房，坐等房价上涨。与我们这些身处底层的打工者不一样，文友平年近六旬，温州人，擅长投资的他从2003年在东莞开始投资买房，到如今手上已经拥有近二十套房产。2003年他零首付在东城买下一套200平的房子，除了交手续费那三万块钱，剩余的都是通过银行贷款的方式按揭。十多年后的今天，这套位于东城中心的房子市值已经涨到了一千万。茶余饭后每每聊起这件事，我们都向他竖起大拇指。“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我从他身上的胆识与豪气里看到了底层群体在生活面前的战战兢兢和如履薄冰。

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我没有对房价的敏感。看着身边的同龄人纷纷搬进自己的新房，我变得更加沉默。相恋多年的婷已经辞去老家的公职，下个月就要过来我这边上班。为了能和我在一起，婷牺牲了很多。辞掉公职，跟着一个无房无车的人过苦日子，这是极大的冒险。这迅速遭到了她家人的极力反对，激烈的争吵在我耳边回荡，她蜷缩在墙角哭泣，我的眼眶也禁不住涌出泪来。

深夜，屋外的霓虹灯闪烁着昏黄的光。细雨中，我沿着运河默默行走，雨水沿着脸颊流进嘴里，我感到一丝苦涩。

八月，婷顶着巨大的压力辞职过来了。走进出租屋的那一刹那，看着收拾整洁干净的屋子，她没有嫌弃，反而紧紧地抱住了我。在出租屋，我们一起摘菜炒菜，饭后一起沿着运河散步。漂泊的日子，因了她的陪伴多了一份贴心的温暖。看着她瘦弱的身躯，环顾二十平的房间，我内心满是愧意。老家体制内的生活是安逸的，而这边的生活充满了颠簸和未知。出租屋离她上班的学校有十二公里，开学后，每天清晨六点她要起来，下班回到家已是晚上七点多。为了省钱，她不敢轻易打滴滴，每次都是往返坐公交回家。回到家，看着她疲惫不堪的样子，我总是倍感辛酸。

一天早上，晚起了十五分钟，她打滴滴去学校的路上，可能因为心急，催促了司机几句开快点，不耐烦的司机忽然停下车，叫她下车。上班高峰，车流越来越密集，一气之下，她一路小跑到学校。在校门口不远的地方，一辆快速行驶的三轮车不小心撞在她的膝盖上。她手提袋里装着的书散了一地。在电话里，她抽泣着喊着我的名字。庆幸只是皮外伤，在医院的走廊上，她静静地坐着，脸上挂着一丝泪痕。我紧紧地把她拥在怀里，发誓往后余生要用生命去爱她。

2  

2016年国庆前夕，面对节节攀升的房价，我最终以哥哥的名字买下了一套二手房。签完合同出来，已是薄暮时分。黑夜潮水般漫过街道、小巷，昏黄的灯火在风中摇曳着。疲惫地出租房里，静静地看着出租房里爱人摆放整齐的生活用品和衣物，脑海里浮现出她每日起早贪黑往返学校疲惫瘦削的身影，眼眶不由顿时一热。

 夜深了，我毫无睡意。起身走出房门，快步下楼，看见房东老徐和他年近五旬的老婆以及两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四个人竖躺在一张狭小的床上。老徐是我老乡，是吉安新干人。隔着窗户，我朝老徐的房间张望了一眼，昏黄的灯光下，老徐尴尬地说道：没办法，今天客房都住满了。老徐是二手房东，他从当地村委会手里承包了这栋五层的房子用来出租。除了一楼的六个房间用来作日租房，其它的都是月租房。

老徐五十五岁，两边的鬓发全白了。老徐的大儿子十五岁时患了尿毒症，多年的治疗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最终还是撒手而去。经过几次试管婴儿，他年近四十高龄的妻子冒着生命危险生下了现在两个小孩。平常老徐独自在外管理着这栋出租房，逢年过节时他老婆就带着两个孩子过来这边玩。老徐做二手房东一年六万的收入是家里唯一的来源。

重新回到出租房，隔壁两个房间已安静下来，偶尔传来水掉落在桶发出的嘀嗒声。

深夜从睡梦中醒来，屋外下起大雨，锯齿形的闪电划破漆黑的夜空。雨让我想起去年的夏天，阵阵热浪把我逼出房间，我拿着凉席跑到顶楼的阳台上睡。铺好席子，静静地躺下不久，老徐带着他两个小孩也上来了。酷热的夏天，正是生意好时。“一楼六个带空调的房间都出租出去了。”老徐咧嘴朝我一笑。老徐他两个儿子围绕在他身旁嬉戏打闹着，一幅温馨的场景。夜缓缓沉下去，那些喧嚣的声音也渐次隐遁而去。一滴水引发整个世界的变奏。半夜，一滴冰凉的雨滴落在我的脸上。雨水打湿了梦境。我一骨碌爬了起来，叫醒了正在睡梦中的老徐。紧接着，雨密集地下了起来，一双无形的手织成一道泛着微光的雨帘。

一个多月后，拿到房产证的那一刻，不由感到恍惚。我这棵来自乡村的水稻似乎在城市森林的缝隙里找到了一个生长的地方。

搬家的那一天，整栋出租屋静悄悄的。一个月前，房东老徐已经回江西老家。我把他一直送到火车站，上火车的那一刻，他朝我不停挥手，说一定会再回来。老徐头顶那一根根兀自矗立的白发在我心底留下很深的印象，它让我想起我年迈的父亲。去年年底村委会主任把老徐承包的这栋五层的出租房提高了两万五的租金，老徐几次提着酒和烟去公关都收效甚微。上个月合同到期后，老徐离开了这栋他居住了八年的房子。

收拾好行李，下楼，重新打量这栋我租住了六年的房子，老徐熟悉的面容浮现在我脑海里。老徐很会炒菜，我经常在他那蹭饭吃。炖了排骨汤和鸡汤，老徐总会给我留一碗。老徐的存在，让异乡的漂泊多了几许暖意和乡情。

老徐后来没有再回来。老徐的样子经常让我想起我的父亲，他是上一辈漂泊者的缩影。像众多在异乡漂泊的老一辈一样，许多人在城市漂泊了二三十年，他们把青春留在了城市里，最终却带着一身病痛回到了熟悉而又陌生的故乡。他们匆匆的步履里带着苍凉和悲伤的气息。

3

晚上，我拨通了家里的电话。我想将搬进新房的消息告诉他们。母亲说今天你爸跟隔壁的兰娇婶大吵了一架，已经睡了。父亲性格老实巴交，兰娇婶飞扬跋扈，与她吵架，父亲肯定要吃亏。

兰娇婶年逾七旬，两个儿子在深圳开工厂。去年年初，她家在原来的地基上盖起了一栋五层楼高的新房，新房装修考究，耗费了近九十万，房子四角特意安装了监控摄像头以防小偷。这栋气派的房子顿时成了村里的新闻，兰娇婶与人说话的语气也变得阴阳怪调。兰婶五层楼的新房矗立在村子里，仿佛巨人般，藐视着周围的三层小矮房。

与城市鳞次栉比的房子相比，在乡村，房子的意义变得复杂扭曲。房子是人的命根子，更是面子的象征。村里卖豆腐为生的王大叔，早年一家五口住在一栋破旧的旧房里，房子倾斜着，几乎坍塌。多年后的今天，王大叔的三个儿子相继长大成人，很有出息，三年前，他把旧房推倒，盖起了一栋四层的新房，装修十分豪华。乔迁那一天，王叔请来了大大小小摆了十几桌，沾亲带故的都请来了。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打破了村庄的寂静。我跟着父亲去喝喜酒，王大叔喜上眉梢，他手里揣着几条软中华，见人就发一包，来人接在手里，自然欢喜。那天王叔喝得酩酊大醉，多年淤积在心的憋屈似乎一扫而空。王大叔通过建新房办过屋宴请村里人喝酒的方式来重新确立自己的身份，一扫几十年来在村里人面前的屈辱。

那天清晨，父亲一大早把鸡圈里的鸡赶出来喂食，有两只鸡窜过水沟跑到几米之隔的兰娇婶家院子里去了。两只鸡刚进兰娇婶的院子，“噗嗤”一声，拉下两坨鸡屎。站在门口的兰娇婶见了，气势汹汹地立刻拿起扫帚把打在一只鸡身上。兰娇婶下手很重，几乎要一手置鸡于死地。鸡被打晕了，摊倒在地挣扎着。这一幕被父亲看见了。父亲感觉这一下子仿佛打在自己脸上，火辣辣的。

  “你下手这么重，把我的鸡都打死了。你这个人的心怎么这么歹毒。”站在兰娇婶家五层楼高崭新的房子前，再回观一下自己的房子，父亲似乎显得有些底气不足。

“你好好管住你的鸡，弄脏了我的新房子，你赔得起吗？” 兰婶气势汹汹地，她明显完全没有把我的父亲放在眼里。

“盖个房子很了不起吗？ ”父亲反驳道。

“有本事你去盖啊，我看你一辈子都盖不起。”兰娇婶的话一下子噎住了父亲。寒风里，父亲沉默着回到了屋里。父亲输得很惨。打死的鸡被兰娇婶扔在小路边，父亲执意叫母亲不要去捡回来。兰娇婶远在深圳的儿子小军得知这件事情后，一脸歉意地打电话过来给父亲赔不是，并赔付了两百块钱作为补偿。小军比父亲小十几岁，一直叫父亲叔。倔强的父亲选择了妥协，下午，母亲把鸡捡回了家。

村里人浑身弥漫着泥土的气息，房子仿佛性器般深深扎进泥土深处，房子是村里人的命根子。城市的气息渗透到村庄的各个角落时，房子的意义也变得愈加复杂。一栋栋三层楼高的小洋房争相矗立在大地上，密密麻麻地占满了整个村子。与周围的洋房相比，父亲多年前建起来的平房仿佛一个补丁。不时有人问父亲什么时候盖房子。与王叔的三个儿子不一样，我和哥哥都在珠江三角打工，每月拿着微薄的薪水，父亲深知他的愿望还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才能实现。兰娇婶阴阳怪调的话击中了父亲内心最脆弱的一面。

父亲内心深处一直期待着我们哥俩能把老家的房子盖起来，盖上三层，然后里里外外装修一番。这是父亲这辈子最大的愿望。

4

父亲有很深的房子情结。

禾水河环绕着整个村庄，彻夜不息的流淌着。1982年，父亲靠着自己做木匠积攒下来的积蓄在禾水河岸建了一栋屋瓦房。房子依水而建。黄昏时分，推开后门，坐在庭院的木凳子上，能看见余晖映射下的河面波光粼粼，仿佛披上了一层薄纱。彼时，母亲刚刚怀孕。

父亲喜悦的心情没有持续多久，一场百年难遇的暴雨彻夜不停地下了起来。

随着屋后忽然传来的一阵崩塌声，半边房子迅速沦陷，散了架一般，迅速沉入湍急的河流之中。1982年，这场百年难遇的洪水让许多房子倒塌了。黄昏时分，父母亲抱在一起痛哭。洪水消退后，父母亲又搬回到祖屋那个阴暗潮湿的小屋。 两年后，我出生在这个阴暗潮湿的房子里。我的降生让这个原本逼仄的房子变得愈加狭小起来。一年后，父亲借钱咬牙在距离祖屋几百米的地方建了个八十平的新房。1992年，打工的浪潮席卷到村里，一个落雨的清晨，细雨敲窗，犬吠声起，父亲跟着村里人踏上了去广东的火车。从那之后，村里身穿绿衣脚踩永久牌自行车的邮递员到了月底，总会准时出现在我家门口。叮铃铃。父亲每个月会准时寄回来八百块钱，有时是九百。父亲像蜗牛一样，让自己背上的壳不断地更新生长，寻求足够的空间来遮风挡雨。2000年，父亲用在外打工的积蓄在小镇靠近农贸市场的地方买了一块一百二十平方的地皮。

 人生总是福祸相依。2003年夏天，高考前夕，火热的太阳炙烤着整个大地，我背着一蛇皮袋子书从学校回到村里。这个看似平常的中午时分，却暗藏杀机。我汗涔涔地刚踏进家的门槛，看见母亲从里屋走了出来。“林林，我得癌症了。”母亲面色苍白，她一边说一边流眼泪，眼泪仿佛断线的珍珠般往下流。母亲的话让年幼的我束手无策，我怔怔地站在原地。母亲患的是子宫内膜癌中期。一个月后，做完手术，鬓边发白的老医生神情严肃地说，前五年如果能挺过去，寿命就会大大提高。从省人民医院回到村里，看着缕缕炊烟缓缓朝天际飘去，我忽然感到很温暖。母亲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活着，仿佛一不小心她身体的这座危房就会倒塌。

出院在家的日子，婶婶为了一只鸡跟母亲炒得不可开交，母亲躲在屋子里偷偷流眼泪。为了让母亲有一个安静的居住环境，下半年父亲咬牙在填好的地基上建起了一层新房。年底，我们一家四口搬了进去。

当年的新屋变成了老屋，那些成长的记忆弥漫在老屋的一桌一椅之中。新房很安静，在慢慢地调养下，母亲的脸色也变得红润，死神隐遁而去。  许多年过去，当年一层楼的新房变成了旧房。2014年，年近六旬的母亲因小肠畸形引起大出血，生命垂危，从市人民医院转到省人民医院的那一夜，主治医生连续下了三道病危通知书。深夜，我蹲在黑漆漆的楼梯口默默为母亲祈祷。次日，母亲的血终于止住了，化险为夷。出院后，母亲的身体十分虚弱，几十年的风湿性关节炎让她的手脚都肿得变了形，平常人几秒钟就能穿好的衣服，母亲需要颤抖着双手，花上几分钟才能穿上。母亲时刻会陷入瘫痪的深渊里，一块细小的石头也变成她行走的障碍。属于母亲岁月的河流已经干涸，像一尾搁浅的鱼，她在干枯而又散发着腐朽气息的河床上苦苦挣扎着。

在这种情境下，在外给别人装修了一辈子房子的父亲结束了二十多年东奔西跑的打工生活，回到了老家。鬓边斑白的父亲开始承担起照料两个女人的任务，一个是他的母亲，一个是他的妻子。这两个女人在她的生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父亲以这样一种方式回到了陌生而又熟悉的村庄。

5

房子是栖息的港湾，把老家的房子盖起来成了父亲余生最大的心愿。

父亲说，即使以后你们哥俩都在外面安家了，但以后老了还是要回到老家安度晚年的。这是是你们的根。父亲总会跟我说起表哥的事。表哥在东莞定居多年。家里那栋老房子很破旧，自从他父亲因肺癌在过世后，家里就剩他母亲一人。他是家里的独子。每年过年，表哥载着妻儿回到村庄，白天呆在老屋里陪母亲，到了晚上就驱车带着妻儿住在县城的酒店里。他觉得没有必要再花几十万在家里重新建房。直到有一天，他坐在门槛前抽烟，隐约听见午睡的母亲发出的梦呓，他才醒悟过来。“孩子，建房吧，等我走了，你们还会回来。”他母亲梦中的这句话深深刺痛了他。清明节前夕，他着手召集村里的泥水匠，开始动工建房子。寂静的房子顿时变得热闹起来，他看着母亲忙前忙后给人端茶倒水，脸上时刻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丝毫也不觉得倦怠。新房仿佛给他母亲的体内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房子建好了，他专程从东莞回来，去县城的花卉市场买了很多盆栽，整齐有序地摆放在在客厅宽敞的阳台上。临返回东莞前，他再三叮嘱他母亲一定要记得按时浇水。他明显是有备而来，深谙老人的心理。每隔一段时间，他母亲就会拍照给他看盆栽青翠欲滴的样子。有的盆栽开花了，他母亲就会兴奋地拍照给他看。这些他亲自购买的盆栽代替他朝夕陪伴着他母亲。看着这些蓬勃生长、在晨风里盛放的花朵，她母亲脑海里就浮现出他的身影。这一年过年，表哥载着妻儿回到了老家，除夕之夜，他们一家人围坐在客厅的炉火旁烤火，屋外寒风呼啸，他母亲满是褶皱的脸被炉火烤得通红。

听完父亲讲的表哥的故事，我们哥俩都陷入沉默中，父亲的意思已经很明显。

一年后，过完春节，临返广东前的那一晚，昏黄的灯光下，父亲拿出半新半旧的存折，对我们说，这是我这几年的积蓄，总共五万九千五百块钱。父亲在家照顾母亲和祖母，舍不得吃和用，我们寄给他的生活费他都一一存了起来。父亲嗫嚅着嘴，满是老茧的手紧握着存折，借着微醺的酒意，父亲终于说出了想把房子建起来的想法。房子是一个家庭的脸面，更是一个家庭的根，父亲不想被别人看低看扁，更不想后辈把根丢掉，一向不求人的父亲向他的两个儿子低下了头。虽然在外的日子过得艰难，但父亲的这个愿望再也不能拒绝和拖延了。我和哥哥东拼西凑了二十多万交给父亲。半年后，一层的老屋变成了三层的新房。房子装修完毕的那一晚，父亲彻底喝醉了。昏黄的灯光映射出父亲满是褶皱的脸，他的头发已白了一大半。饭桌上，父亲笑着对我们说，以后你们回来，一人住一层，屋子宽敞气派着呢。父亲还说，等我和你妈妈百年之后，你们哥俩也要常回来。在父亲眼里，房子在，家就在。房子成了从城市通往故乡的重要情感纽带。

6

父母住过几十年的老屋，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他们的气息和脚印。房子是有温度的，它不是简单的钢筋混泥土，亲情的温度会让房子充满温馨。在乡村，每一栋房子里都有一颗孤独的心房。在寂静的村庄，独守着偌大房子的老人深陷在无边的孤独里。

父亲内心的孤寂无人知晓。现在他的身体尚且硬朗，能很好地照顾母亲和祖母。有一段时间，父亲连续一个月腹泻便血，身子骨暴瘦了十多斤。他很焦虑。我连夜从东莞赶到南昌火车站等候着父亲。父亲临近晚上七点才下火车。父亲见到我说得第一句话是：家里你妈还生着病，要是我再查出什么病来，这个家该怎么办。他眉头紧蹙。在医院经过一系列的检查之后，有惊无险，父亲查出的只是轻度的肠炎和便秘。医生建议父亲实在不放心，可以做一个小肠镜。但听到做一次小肠镜要八千多，父亲一脸惊愕，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任我如何劝说，父亲也不同意。

陪父亲从南昌检查完身体后的一天，我把欲将他们二老接到东莞去安度晚年的想法告诉他，却遭到了他委婉的拒绝。倦鸟而知还，在外漂泊了三十年的父亲不想再出去了。去陌生的城市，整天呆在房间里，无异于牢笼。况且母亲走路都成问题，让她去千里之外的城市里生活，无异于给她上刑。 当我据理力争跟他们聊起城市生活的便利时，父亲却话跟我聊起大伯他们一家的生活。从父亲的语气和眼神里，我能看到他的羡慕与期待。

2014年，堂哥在广州打工近十年后，娶了隔壁莲花县一个女孩为妻，而后在莲花县买房定居下来。一年到头，大伯和大婶在莲花县给他们带孩子。莲花县离我老家文竹镇仅二十公里，半个小时的车程。逢年过节，他们就从莲花回到文竹。父亲羡慕的是儿女陪伴在家的日子。

与堂哥他们一家相比，我和哥哥常年在外，一年到头才回家一次。每次过年回家，在家里呆十天左右又匆匆返回广东。数字剥离出生活的真相。按当下平均寿命八十岁的当下来计算，这意味着我与父母这辈子呆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短短的两百天。

父亲是很想我把家安在县城或者市区，这对于愈渐年迈的他们而言是一个依靠。父亲的期待落空了。我没有依着父亲的想法去做。我已经与故乡慢慢疏远，这个养育了我二十多年的故乡，这个日渐变得荒芜的故乡在我眼里早已变得陌生。我成了故乡的背叛者。面对父母，我满是愧疚，我的无能让他们的晚年变得危机重重。

再好的房子，如果没有亲情的温暖，也是冰凉的。这些年，村里许多熟悉的老人纷纷离世，枯黄的落叶般在寒风里飘然坠地。村里八字婶的儿子和儿媳安家在南昌，八字叔去世后，她独居在老屋里。2015年夏天，八字婶心脏病突发，死在家里七天才被发现，浑身弥漫着腐烂的恶臭。八字婶惨烈的死仿佛一块巨石砸入寂静的湖水中，掀起阵阵波澜。去年，年愈九旬的回玉奶奶瘫痪在床，一直由他大儿子服侍照顾，她六十多岁的大儿子把她接到新建的别墅里细心地照顾着，三个月后她年愈五十远在深圳的小儿子工作繁忙，无法脱身，请求大哥帮忙先照顾一段时间。直到去世，她也没见上小儿子一面。他小儿子匆匆从深圳赶回老家，长久地跪在地上，表达着自己的愧疚。

父亲从村里这些离世老人的晚景里，看到了自己人到暮年的宿命。父亲从自己亲身服侍照顾祖母的点点滴滴中，似乎愈加感受到人到暮年的无力和悲凉感。

7

人到暮年，房子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出来。在乡村，每栋布满青苔的老屋都曾经弥漫着鲜活的生命气息。与父亲不一样，年近九旬的祖母一辈子都居住在那栋爬满青苔的百年老屋里，未曾离开村庄半步，祖母像一根钉子牢牢地扎进故乡的泥土深处。

老屋，是血脉传承的另一种方式，满载着旧时光的点点滴滴。老屋老了，有些地方的墙壁已经剥离脱落，一条细长的裂痕出现在墙壁的正中央，仿佛祖母沟壑纵横的脸。

2011年5月，这个令人窒息的夏天，祖父的生命走到了终点。葬礼结束后，在两个老姑姑的见证下，召开了家族会议。会议主要商量祖母日后的生活赡养问题。祖母这辈子生了五个儿子，一个女儿。最小的叔叔没有房子，一直跟祖父祖母住在一起。偌大的祖屋是曾祖父留下来的。

那个冗长的家族会议最终讨论的结果是祖父和祖母的两间房子可以归最小的叔叔拆除建新房用，但前提是新房建好后必须留一间房子给祖母住。征得小叔叔的同意后，在整个家族人的见证下，双方立下了白纸黑字，并按下手印，是为字据。这种传统的契约方式一直在乡村延续着。人潮散去，老屋里只剩下祖母一人。祖母依旧延续着几十年来的习惯，每年踩着晨曦外出捡破烂，黄昏时分又踩着最后一抹余晖提着满袋子的瓶瓶罐罐归来。长年的运动赋予了祖母健康的体魄，年逾八旬的祖母未曾进过医院，成了村里人羡慕的对象。

面对村里人背后的指指点点，见邻里纷纷建起了漂亮的三层小楼，小叔叔焦急地定了一个日子，他欲在老屋上盖起一栋漂亮的新房。2014年初春的一天，先辈留下来的百年祖屋轰隆倒地，荡起的灰尘在半空中久久地翻滚着，而后又缓缓地落下。祖母住了八十年的房子就这样在她眼前消失，老屋的一转一瓦都浸透着旧时光的气息。屋子拆掉后，我看见祖母捡了几块灰旧的砖头放到了自己的床底下。

  小叔叔顺利盖起了一层的毛坯房。建好后，祖母住在紧邻大门的房间里，此时的祖母头脑清醒，思维敏捷，生活完全能自理，每餐能吃一碗大米饭，能喝一小碗自酿的水酒。祖母每天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有条不紊。每天捡完破烂回来，在昏黄灯光的映射下，她耐心地把捡来的破烂分门别类，然后码放在大门前的角落里，用白色塑料布盖上，以防雨水淋湿，一周后她就把破烂挑到墟上的废品收购站卖掉，换来几十块钱。

    命运的刺客早已潜伏在路上。次年端午节，姑姑送鸡汤给祖母喝。姑姑把炖好的鸡汤刚放下，祖母忽然起身跟她说道，叶云，快去把你爸叫回来吃饭。姑姑听了一惊。回到老家上不到半个小时，家家户户放起了鞭炮，此刻，祖母弓着背，出现在姑姑面前。“你爸去哪里了呀，去叫他回来吃饭。”祖母再次问道。祖母自言自语着，弓着背，转身走了。 谁也没想到祖母这么快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她完全变了一个人般，她睡的房间，弥漫着浓烈的尿骚味。疾病让人失去活着的尊严。房间的角落里满是屎尿。送去的饭菜已经发馊，苍蝇在上空盘旋着，发出嗡嗡的声音。祖母仍然每天去捡破烂，捡来的破烂散落在各个角落里。父亲端着饭菜，站在散发着尿骚味的房门口。“是铁匠回来了呀。”祖母忽然起身站了起来，向前走了几步，看着我父亲。铁匠是祖父的小名。“我是志佳，是你儿呀。”父亲无奈地摇头，苦笑着。

    年底，小叔和小婶从深圳打工回来，一进屋看着满地的屎尿和屋门口散落的垃圾，满脸不悦。小婶放下行李，一把把门口散落的破烂踢到了一米外的水沟里。祖母起床后，见门口空空的，在屋子里四处寻找着破烂的影子。她屋前屋后都找了一遍，却始终没找到。“我的破烂哪里去了，是哪个没良心的偷了我的破烂。”祖母自言自语着。一旁的小叔叔突然厉声呵斥。小叔突如其来的呵斥把祖母给吓住了。祖母顿时如受了委屈的孩子般，回到房间里，弓着身，坐在床沿。

     祖母是一个爱干净的人，即使去捡破烂，每次出门，她都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我常想如果身患老年痴呆症的祖母哪一天清醒过来，发现自己生活不能自理，浑身脏兮兮的，成为儿女嫌弃的对象，这个倔强的老人一定会选择绝食而亡。她需要体面而又尊严地活着。

     两天后，在父亲的建议下，他们兄弟五人在小叔的新房里召开家庭会议，商讨如何照顾祖母的问题。小叔和小婶常年在深圳打工，他们有一儿一女，女儿正念大学，儿子在深圳打工，小婶不愿意留下来照顾祖母，她在深圳的工厂做厨师，月薪有五千多，一年下来省吃俭用能存个五万。“家里要建新房还要装修，需要一大笔钱，儿子还要结婚。志东在深圳做协管一个月才两千多，挣不到多少钱。我怎么能留下来。”小婶解释道。二叔一家也常年在深圳打工，年底才回来一次，见小婶这么说，二叔也明确表示不能留下来。这样一来，照顾祖母的重任就落到了父亲和大伯身上。大伯作为长子，理应作出表率，但大伯这两年都在隔壁的莲花县照顾堂哥的两个孩子，根本无暇顾及这边。商谈一下子陷入僵局，大家默不作声，窗外的寒风呜咽着，仿佛有人在哭泣。 身患老年痴呆症的祖母坐在不远的板凳上，望着她含辛茹苦养大的五个儿子，面带痴笑。她不知道他们正在商讨与自己的晚年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她偶尔站起身来摸一摸他们的头，然后狡黠地一笑，仿佛一个调皮的孩子。

这个冗长压抑的会议最终不欢而散，商讨的结果是：一年十二个月，每个人照顾三个月，轮到谁照顾，谁如果有困难，自己去解决。

春节过后，热闹的村庄重新陷入寂静的深潭里。父亲主动承担起了前面三个月照顾祖母的时间。祖母的病情愈来愈严重。清晨，鸟儿在树枝上发出叽叽喳喳的叫声，父亲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端给祖母。祖母吃完不到二十分钟后，又自言自语地跑了回来，嘴里喊着我饿。父亲又重新做了一碗面条给祖母吃，祖母吃到一半就难以下咽，她颤抖着放下碗，打了个饱嗝，弓着腰蹒跚着往回走。

通往老屋的路，祖母走了一辈子，现在已经变得陌生。她经常走错了家门，在村里人的指路下，她才平安到家。村里许多无名的小路，依旧在孤独地延伸着，有些路已经杂草丛生，就像祖母的暮年。

8

身患老年痴呆症的祖母再也无法感知自己暮年的遭遇，它是如此的不堪。她栖息七十多年的老屋已化为灰烬，那时她还是房子的主人。

在攀比成风的乡村，盖一栋三层的房子已成为村里每家每户的头等大事，它意味着光鲜的面子。2017年年底年，小叔的三层洋房终于装修好了。那些关于百年祖屋的回忆只能在记忆的深井里不断打捞。祖母当初从几十里外的梅花村嫁过来时带过来的那张雕刻着鸳鸯的木床，暴露在屋前的那块空地上，在烈日长久的曝晒下变得灰白，只剩下几块残存的骨架，这是时间的留下来的遗骸。在小叔的新房前，年迈的祖母一下子成了多余的人。房子的新衬托着祖母生命的荒凉。

新房建起后，祖母成了驱赶的对象。小叔的新房外面有一条三米长两米米宽的过道，年后，临返深前，担心大小便乱屙的祖母把新房弄得臭气熏天，他买了石棉瓦，在过道口安装了一道木门。一间简陋的房间就架好了。趁着祖母外出捡破烂，小叔和小婶把祖母的床和衣服搬扔进了小房间里。

祖母成了寄居者，捡了大半辈子破烂的她，一下子成了儿子们眼里不值钱的破烂。“老人们年轻时给孩子盖房、娶媳妇、看孩子，一旦完成人生任务，丧失劳动力，无论是物质或者情感上，得到的反馈却少得可怜。”“被榨干所有价值后，老人变得好像一无是处，只能等死。” 华中科技大学贺雪峰老师的这段话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当下农村老人的生存困境。

几天后，父亲和姑姑过来看祖母时，见其住在狭小寒冷的过道房里，气得浑身发抖。父亲气冲冲地跑进房，质问小叔。小叔与平常大小事都会听父亲的。但这回小叔却一直沉默着。任父亲怎么说，小叔一直没吭声。说到最后，他忽然从被窝里钻出来，冲父亲说道，你要是觉得她可怜，你就把她接到你的老屋去住，你不是还有一间老屋一直空着没人住吗？父亲哑口无言，像是被人点住了要害穴位。站在一旁的姑姑气得大骂道：“你怎么能说出这种没良心的话，当初爸去世时，一家人都立好了字据，白纸黑字，都按了手印的。”“要不是没有爸留下来的两间房子，你这栋房子还能建起来吗？” 姑姑据理力争。小叔一时被说得哑口无声。见小叔无话可说，一旁一直沉默着的小婶说道，她把房子弄得这么脏，以后要是死在这个新房里，我儿子过几年还要结婚呢，这可是很晦气的事情。

一番吵闹，引来了众人围观，大家都纷纷指责小叔小婶的不对。指责与吵闹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加深了情感的撕裂。回到家，父亲躺在竹椅上辗转反侧良久，而后起身朝正在客厅摘菜的母亲走去。“伏娇，要不把妈接到老屋去住吧，老屋闲着也是闲着。”父亲忐忑地说道。话刚说完，母亲的脸顿时变得铁青。“让她进这个家门，除非让我死。你要是敢把她接过去，我们就离婚。” 母亲把手中的菜气冲冲地扔在盆子里，摘菜的手因为激动颤抖着。父亲看了母亲一眼，不敢再吭声了。父亲转身回头看母亲时，见她正默默流泪。

母亲与祖母关系一直闹得很僵。母亲体弱多病，闯过几次鬼门关。祖母是村里出了名的毒舌。六年前，祖父还未去世时，祖母和母亲大吵了一架。“你看你才五十岁，我都八十多了，身子骨还没我好，我看你还活不过我，说不定就走在我前头。”祖母指着母亲说道。祖母的话点在了母亲的要害上，母亲气得晕倒在地。这次大吵后，一连三日，母亲以泪洗面，茶饭不思。祖母的话深深刺痛了多病的母亲。

  2018年6月19日凌晨三点，父亲忽然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过来。酷热的夏季，窗外夜凉如水。村庄仿佛一座沉睡的坟墓。电话那边传来急促的声音。“志佳，你快过来车田村这里接你老妈回去，她上身没穿衣服半夜跑到这里来了。幸亏遇见我，不然就被车撞死。” 是父亲朋友王辉的声音。车田村离文竹镇有五六里的路，自从319国道前几年加固拓宽之后，马路上车来车往，到了半夜，沉重的大货车肆无忌惮地在马路上呼啸而过。放下电话，父亲焦急地跑到老街上叫醒姑妈。前几年姑父因肺癌去世后，姑妈独自住在老街的那栋老屋里。

半个小时后，父亲骑着摩托车载着姑妈到了车田村。皎洁的月光下，祖母光着上半身蜷缩在在王辉叔家门口的一个角落里自言自语着。父亲还没来得及停好摩托车，姑妈一跃而下，匆匆跑过去一把抱住了祖母。“阿窝（妈），你怎么了，跑到这里来了。”姑妈话到嘴边，忽然哽咽起来。在时间的侵袭下，祖母曾经哺育过六个孩子的丰满乳房，现在仿佛失去水分的丝瓜瓤，变得干瘪下垂，袒露在外。 疾病加速了祖母的衰老，她老得像一个三岁的孩子。

  祖母寄居在石瓦房，狭窄，密不透风，到了夏天，在烈日的烘晒下，仿佛一个蒸笼，令人窒息。难以忍受的热把祖母驱赶出来。 夜色苍茫，接完祖母回到家，父亲把祖母的事说给母亲听，母亲沉默不语。

     次日，父亲打电话告诉了我祖母的事。放下电话，我陷入长久的沉默中，祖父临终前的话又浮现在我脑海里。祖父去世七年，未曾走进我的梦中一步。这一夜，我却梦见了祖父。在梦里，祖父指着他的喉咙对我说，林林啊，我这里好了，现在过得挺好的，你奶奶现在怎么样？祖父是患食道癌去世的，患病最后三个月，滴米未进。祖父在梦中一闪而过，我正欲起身追他时，梦却戛然而止。窗外夜凉如水，如水的月光透过窗格子洒落在身。不断咀嚼着梦境，内心五味杂陈。2010年年底，病重的祖父端坐在床沿，泪水涟涟地叮嘱我道，林林，爷爷去世了，你记得一定要回来。次年五月，祖父离世，身在异乡的我身体抱恙，正在医院住院，缺席了祖父的葬礼。在时间的推移下，缺席慢慢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痛。这些年，夜深人静之时，每每想起祖父，总倍感内疚。起身坐在床沿，想起祖父梦中的询问，一股沉沉的忧伤忽然把我攫住。

    几日后，父亲正在厨房炒菜，母亲忽然瘸着双腿走过去，说道：你去把妈接到老屋去住吧。父亲听了心头一热。埋藏在母亲内心深处多年的心结终于解开了。

夜幕降临时，几经打扫，父亲和姑姑把祖母接进了宽敞的老屋里。屋前的柚子树已经枝繁叶茂，熟透的柚子从枝桠上掉下来，沉沉地落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柚子的一面埋入泥土深处，在雨水的侵袭下慢慢腐烂。树就是人。我长久地站立在老屋里，那些童年的记忆不时浮现在脑海里，仿佛瞬间被激活了一般。疾病让祖母初洗如婴。在老屋住了两天，次日下午吃完饭，祖母跌跌撞撞地走到了置放她棺木的灰屋里。父亲紧跟在她身后。门嘎吱一声被推开，在阳光的照射下，滚起的灰尘上下沉浮着。棺木盖着一层晒干的稻草。缓缓掀开堆满灰尘的稻草，祖母整个身子伏在棺木上，手轻轻抚摸着棺盖。这是祖父生前给她置办好的棺木。祖母想爬进棺木中，父亲见了，迅速把她拉了出来。

薄暮下，父亲扶着祖母的手慢慢往回走。这一幕与许多年前的场景极其相似。他想起几十年前的那个黄昏，彼时他还年幼，祖母牵着他的小手踩在铺满鹅卵石的小巷里往灯火摇曳的家里走去。我想多年后，当父亲老得如祖母一般再也走不动，夕阳下，我也会慢慢搀扶着他，往家的方向走去。

房子，是泥与土混合的艺术，每一栋房子身上都能看到大地的影子。一栋栋矗立在村庄的房子，仿佛一棵棵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树。一栋百年老屋仿佛一棵古树矗立在大地上，它的藤蔓手指般紧紧抓住地面，它的根须深深扎进大地深处，与土地融为一体。血脉深处的情感仿佛汁液般在树的躯干里里奔腾不息，它温暖了乡村一栋栋冰凉空荡的房子，让大地的根须愈加根深蒂固起来。祖母、父亲以及我，三代人的房子情结间仿佛一面多棱镜，映射出一个时代的复杂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