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晚年时候，开始重视《周易》，他认为周易的“卜筮”作用应该靠后，而其“德义”的作用应该彰显。也就是说，孔子在《周易》中解读到了“德义”的内容，此举前无古人，这是孔子对《周易》的“新解”。
秦始皇下令焚烧儒家经典，《诗》、《书》在劫难逃，唯独《易》被认为是卜筮之书而得以存活。此时的《周易》已经无疑是六经之一，如《庄子·天下》已然指出。应该这么认为，在彼时的秦国，《易》的“卜筮”作用必然还是排在“德义”作用之前的。比如1993年王家台出土的秦简，其中除了法律文书，就包含有《易》之类的占卜书籍。这批竹简下葬的年代，就处在商鞅变法之后到秦王朝成立之间。在《商君书》中，就已经提倡禁绝儒家思想。到了秦始皇烧书之时，《周易》仍不被视为儒家典籍而封杀，只能说明孔子版本的《周易》，其时影响力尚小。
那么，《周易》历来是公认的卜筮之书，为什么孔子要从中挖掘出深层次的“德义”呢？这么大的跨界知识融合，是周文王等先贤埋藏在书中的暗线，还是孔老夫子自己的一厢情愿？《系辞》自己给出答案：“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而马王堆帛书《要》也有孔子原话：“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卜筮、德义，最后都回归于《易》；同读《易》，最后分归于卜筮、德义。这里确实有孔子自圆其说的成分。
孔子接着说：“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大致是说，身正不怕影子斜，只要做正确的事情，祸福吉凶就不必太记挂。昔时文王为西伯候，励精图治，势欲代殷，而暴虐的商纣王一直认为有“天命在身”，多行不义，不听忠谏，最终作茧自缚。从某些角度来看，孔子的解读确实有其精到之处。
孔子从卜筮之书中寻出德义之解，从人格的角度来看会变得明朗。
孔子晚年好《易》，跟他之前失败的政治生涯有关联，这个时候他是在压力状态之下读的《易》。应该说，此时的孔子，从1号完美主义者转向了4号浪漫主义者。
“向第四型的运动，标志着他们潜意识地想要摆脱责任感的负担。他们想要缓解无情的超我强加于自身的压力，想让受到压抑、积攒下的欲望寻找时机‘放松’一下。”
在帛书《要》中，子贡对孔子热衷《易》的态度极其不解。孔子曾经对学生的教育就是说，德行、智谋缺乏之人，才会去求告卜筮。但现如今，孔子自己的占卜水平也很高了，“百占而七十当”。可以看出，孔子一开始接触《易》的时候，必定也是从卜筮入手。只不过，随着他的深入接触，他的观点有了变化。
“他们寻找美的东西，试图让自己生活在审美愉悦中，作为缓解工作压力的避难所。这时一种‘审美精英主义’出现了。一般状态下的第一型人把自己看做是趣味高雅的人，当他们处在压力之下时，尤为如此，把这种感觉当做自己的防线。”
面对子贡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态度，孔子的解释其实还是回到了原点，也是他曾经的教导“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蘩。”孔子认为《易》之辞和易之用应该分开，巫史重视的是其用，而孔子重视其辞，在辞中才能挖掘到德义，也是《易》的最高境界。
兜了一大圈，孔子仍是认定《易》的卜筮作用不值得重视。所有的解读还是回到了第一型人的价值观。
这正是儒家对阴阳家学说的改造:把《周易》的六十四种事理，改造为六十四种人理。卜筮之用，必然是问事，而孔子的解辞，变成了做人。《易》是关于“时间”的书，而孔子的解读导向了“生命”。
后世儒术独尊，孔子对《易》的解读自然也上了台面。阴阳家依附在儒家之中，在汉代演变成外儒内阴阳的神学。同时也造成，《易》作为卜筮之用自古及今不曾失传，甚至有所增益。
《易》无阴阳家之名，却有阴阳家之实。孔子从中解读出了“德义”，演化为“象”，在汉代形成“象数”派，变成了儒、阴阳合流的解读。到了魏晋，又有以老庄解易的义理派兴起。所以，《易》成为万经之王，与其本身的包容性，与先贤的种种解读离不开，但在先秦，这部书根本没有这样的地位。
即便后世的大儒，也认为《易》本来就是作为卜筮之书存在。在孔子这里，他是第一个将《易》带离阴阳家领域的人，从人格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是一种学说改造。
文/似或存#《九型诸子–第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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