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的悖论（上）——读肯•福莱特《巨人的陨落》

平等，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是一个贯穿古今、横贯中西的概念，超越了时代，超越了国界。无数勇士为之前仆后继，无数智者为之上下求索。

《巨人的陨落》，贯彻了肯•福莱特一贯严谨的的创作态度。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巨著，其风靡全球的背后，不仅有着对历史真实性的尊重，还蕴含着历史规律性的真谛——人类对“平等”的追求。

平等与民主：民主以平等为基，但绝不意味着人人平等

《巨人的陨落》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从肯•福莱特的角度看，这是一场民主对专制的胜利。英国是民主国家，美国是民主国家，法国也是民主国家，而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还俄罗斯帝国，都是君主专制国家。

但民主，从来是相对的、有界限的，是有选择性参与的，是所谓“公民”这部分人的平等。从古希腊的雅典民主，到20世纪的英美民主，都有着特定的主体对象。我们要判别是否“平等”，就先得搞清楚何为“民”，弄明白这个“主”是为谁而作。

雅典民主是建立在奴隶制城邦国家基础上的，貌似“全体公民的民主”而为许多人津津乐道，但却只是“成年男性公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对妇女、外邦人、广大奴隶而言，民主是个天方夜谭。

在《巨人的陨落》中描绘的一战前的那个时代，英国的民主，甚至比雅典民主还不如，妇女与广大下层民众都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那只是贵族男子的特权。

平等，则没有民主对“民”的主体性限制，强调的、体现更多的是人人平等。民主的“民”如果在界定上就是不平等的，不能保证人人平等，那么这种民主与特权无异，只是权利集团的遮羞布和利用的工具罢了。

书中的茉黛女勋爵，亲哥哥是英国排名第九的富豪。她与矿工家庭女孩艾瑟尔，在身份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为什么能够一起为争取妇女权益奔走和斗争？根本的在于，“平等”乃是她们孜孜以求的共同目标。参与选举的权利平等与受教育的机会平等，茉黛这样有贵族头衔的女子也是不在其列的。

就算是当时“最民主的”美国，虽然就1863年林肯发布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来说，黑人从南北战争时期就在法律上成为了自由人,但事实上始终没有取得与白人一样的平等地位，依然处处受歧视。一战中被称为“人民权力的维护者”的威尔逊总统，还在华盛顿的办公室搞起了隔离政策。

一国内部的民权平等尚是如此，国家间的国权平等更是遥不可及。不说一战中谁侵略谁，只说军队中让殖民地、附庸国士兵冲锋在前的比比皆是。威尔逊总统宣称“公正对待所有人民和一切民族”，梦想在一战后建立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却也只是充当“世界警察”的野望罢了，而且结果还为英法作了“嫁衣”。

平等与自由：弱者祈求平等，能者更渴望自由

巨人陨落的时代有着深刻的思想背景。欧洲在17世纪至18世纪法国大革命之间，基于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和天主教会思想束缚，在思想领域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

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康德、霍布斯、洛克等一大批赫赫有名的思想家、哲学家纷纷登上历史舞台，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思想障碍。英国的《权利法案》、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则直接宣告了资产阶级的崛起和胜利。

他们用政治自由对抗专制暴政，用信仰自由对抗宗教压迫，用“天赋人权”的口号来反对“君权神授”的观点，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来反对贵族的等级特权，进而建立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

在康德等人的法权理论中，平等与自由法权一样是“生而具有的”。认为“自由是对另一个人的强制任性的独立性”，而“平等亦即除了人们也能够相互赋予责任的事情之外、不在更多的事情上被他人赋予责任的独立性”。这说明了平等与自由的联系性，具有共同的“自主的品质”。

书中的俄国孤儿兄弟苦苦积蓄，只不过是为了一张去美国的船票。因为那里有“美国梦”，警察不能随意打人，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更还有大把大把的机会，只要你肯努力，就一定能出人头地。这种平等与自由是美国强盛的保证，吸引着世界各地有野心的人们。

显而易见，这时人们对“平等”的要求主要是起点上的，追求的是人人都应享有平等的权利与机会。这种“人生而平等”，强调的更多是一种政治权利、公民身份上的平等。但每个人自出生就意味着不平等，人种、性别、健康，还有气力、才智等自然天赋，无一是平等的。

正因为如此，“平等”与其说是人们本能的呼唤，不如更像是弱者声嘶力竭的呐喊。它以社会为坐标，着眼的是全体社会成员，保护的是弱者的权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平等”谈不上自然法权，而是公民法权，必须靠法律来保障，是为维系整个社会的合作体系服务的，有着工具性特点。

比如，让国人爱恨交加的高考，一方面是相对平等的“跳龙门”机会，让千军万马冲向“独木桥”，犹如某农村高中的一幅标语：“考过高富帅，战胜官二代”；另一方面却是寒门难出贵子的现状，这种自由竞争的起点就是不平等的，正如麦子那篇曾经的文章《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

自由，可以说天生与平等是矛盾的。它以个体为导向，强调个人的主体性，强调人作为独立的主体拥有的意志自由、行动自由，追求自我实现，不仅放任着不平等，而且放大了不平等。

但无论是资产阶级哲学家的“自由法权”，还是马克思恩格斯“自由人的联合体”理论，“自由”都具有终极性意义。

因为，自然更偏爱差异性，偏爱“自由”带来的选择和进化。

生命需要平等的竞争，首先必须有竞争的自由。

社会合作需要平等，社会进步更需要自由来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

而一旦“自由”完全占了上风，那种天然的“不平等”就会呈几何级增长，正如19世纪自由主义统治下的资本主义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