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灵公篇第十五」28
【原文】
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译文】
孔子说：“对众所厌恶、批评者，定要明察；对众所喜好、赞美者，定要明察。”
【注释】
“众”，多也。众人，大家。
“恶”，音“勿”，讨厌、憎恶。也可指批评、诽谤、中伤。如《战国策》中的“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
“之”，泛指某人某事。
“察”，明辨、明察。
“焉”，此处表示指代，相当于“之”或“于是”、“于此”。
“好”，音“浩”，喜好、喜爱。也可引申为赞美。
【评析】
通常情况下，人们对于人或事的看法往往毁誉参半，很难出现众口一辞的情况。但是，如果出现“众恶之”、“众好之”的情况，那其人其事就必属非常了。由于人的从众心理使得个体很容易被群体意见和行为所裹挟，因此，必须要对“众恶之、众好之”拥有独立、理性、客观的判断，必须要对“众恶之、众好之”加以审问、慎思和明辨。是故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天下有“众论”，有“公论”。“众恶之”与“众好之”即属“众论”。“众论”出于众人，却未必出于公道；“公论”出自公道，却未必出自众人。因此，不可将“众论”等同“公论”，更不可以“众论”代替“公论”。所以当子贡问“乡人皆好之，何如？乡人皆恶之，何如”时，孔子回答说：“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参见《善读「论语」13.24》）。因为“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正是“公论”的正反两个方面。
“众论”可能是误解所生，也可能是蓄意而为。为行义而“冒天下之大不韪”，可能遭致“众恶”；取悦流俗、沽名钓誉，或可招致“众好”。由于“众论”对人群的心理和行为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因此必须要明察“众论”是否合于“公论”，以防被其误导。这就需要独立思考、理性判断，而不能人云亦云、盲目从众。
孔子自己提出“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未料后人对于孔子之道的“好恶”却深陷未能明察的尴尬境地，以至于两千多年间，世人对孔子之道由“众好之”到“众恶之”几度反转。先是西汉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世人“众好之”；1912年1月民国初建，曾为前清翰林的教育总长蔡元培随即颁令全国，废止祀孔读经。数年后，由蔡支持与保护的“新文化运动”开始“打倒孔家店”，孔学渐被世人“众恶之”。究其原因，大概是反孔者认为儒家的“忠孝”思想是导致“专制”的根源所在。
孔子在《论语》中确曾说过“臣事君以忠”，但其前提却是“君使臣以礼”（参见《善读「论语」3.18-19》）。也就是说，“臣事君以忠”必须要合于“礼”，并非是无条件地“忠君”。孔子说“礼以行义”，而“义”即仁道所在。因此孔子又说：“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孟懿子曾向孔子问孝。孔子回答说：“无违”（参见《善读「论语」2.5》）。联系下文孔子所说的“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见孔子所谓之“孝”与“忠”同样都要合于礼。而归根到底，就是要合于道义。孔子思想的重要传人荀子在《荀子·子道篇》中说：“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反孔者自己所见未真、所察不明，却将被皇权歪曲了的“忠孝”观当作“真正的孔子之道”去“恶”，真可谓糊涂之至。
“新文化运动”数十年后，“批孔”运动再次全面展开。孔府被砸，孔庙被毁，孔林被挖……。传承了两千多年的孔子之道，终于在几代人、数十年间的不懈“努力”之下，被从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中近乎连根拔除。而其所造成的对于孔子之道的“众恶之”，至今仍在广泛而深远地影响着世人对于孔子的认知。所以现在有很多反孔者，他们对于孔子的所有“恶”感，全部都是来自于历史上“众恶之”的道听途说和一知半解。其实这些人根本连《论语》中的字都认不全，就更别提读过以至读懂《论语》了。
近年来复兴传统之风渐起，世人对孔子之道又开始“众好之”。但是，对于这些针对“孔子之道”的、反反复复的“众好、众恶”，如果我们不能加以明察，不能将孔子之道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就不能使孔子之道真正放出光明，从而照亮人类文明未来的出路。我们也就不是真的在崇尚孔子之道，所谓“复兴传统文化”的真正动机就值得怀疑，而孔子之道也必将经由另一场“新文化运动”而再度堕入“众好之”、“众恶之”的轮回。这其实便是《善读「论语」》写作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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