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前抵达天明

我在抽屉里翻出了一个坚硬的柄状物，它被一张涂满了油的皮布包着，油皮布并没有把枪包裹完全，我能看到隐约露出的黑色握把。

几个月前，我在一个初中同学那买到了这把六四手枪，其中的过程并不复杂，弹匣已经压满了子弹，枪膛里也塞了一发。

大概在午夜的时候，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只开了一盏台灯，灯光昏黄，周遭的一切都显得黯然无力。但我能清楚地看到这把枪，我把它从布里抽了出来，同时还飞出一些灰尘，沉沉浮浮地在灯光里逃窜。

高中的时候我从明江中学辍学，实际上，起初我只是想从钢板似密不透风的天空下一时抽身，可后来我再也没能返回，我并不认为这是偶然，在时光里，我像陀螺一般旋转，当我稍加喘息，就意味着再也不能找到归途。

正式申请辍学前，他们都告诉我这是精神疾病，需要治疗，于是在城里的几个小诊所纠缠后，我的母亲认定我必须去广州的三甲医院，并告诉我那一定会是最好的。我从粤北赶到广州，候诊厅在一栋高楼大厦的四层，阳光映照在落地窗上，落地窗的外边，珠江把陆地拦腰截成两半，对岸也是与这里相似的高楼大厦，强烈的阳光照射进来让人无心欣赏风景，只是徒增戾气。空间并不多，人群拥挤异常，人们都在忍受彼此的气息，几经周折后，我来到了医生的面前。

医生戴着口罩，告诉我把情况讲明白，尽管眼睛并没有看向我，但从语气我能听出催促，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门外不时有人走动和观望，我知道当我有做起身动作的预兆时，人们就会一拥而入。我不知所云地说了一些话，突然想到了我母亲说的一些话要补充，我想多说些什么，但医生早就已经开好了药，用下巴指了指门，示意我出去。

医生给了我四种药，有三种药是白色的，一种药是橙色的，后来我知道有两种药是没用的。吃了这些药后我可以从这个傍晚昏睡到下一个傍晚，并且在醒来的时候精神不振且手抖不止。我和班主任商量退学的那天，我听到了我们班的高考誓师口号是“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学者，一心只为高考者也。”

我的母亲对此无可奈何，终日抱着我父亲的遗像痛哭，然而像面的反光下，能折射出来的只是斑白的自己，哭完以后，她仍然到处找关系给我找了一份记者的工作，其中的程序也不复杂，当然，这一切她都没有对我提起过，只说了我是金子在哪都能发光，我的同事告诉我，我妈是为了培养我的独立人格。

我房间的角落堆放了许多饮料瓶，花花绿绿地在角落里生长。在吞下白色药片后我总觉得口干，我大口将饮料灌入口腔，尽管我感到短暂欣喜，但我能听到糖分转化为脂肪的声音，还能感受到它们渗进我流着隐性糖尿病的血液里。我感到异常烦闷，因此我打开了电脑，屏幕中说不清的光影可以使我安定下来。

说是记者，其实主要做的事就是把一些网上的新闻掐头去尾，然后再去找几帧影像，加一段软件配音，做成视频，内容大多来自网上，但是无所谓，有流量就可以了，其实没流量也无所谓，我们会做很多这种视频。人们的生活被碎片化后，碎片化的视频似乎也会受欢迎。我们租了写字楼的一个房间去做这些视频，那层楼还有一间间的主播室，里面全是女主播，室内被布置成粉红的女性风格的卧室样子，但是她们不能睡那，到点了需要赶过来上班。

我随便点开了一部电影，在我看到影像前，是一段声音甜美的旁白，好听的声音告诉我，这是一个红酒的广告，在我看到影像后，我看到的却是一个在洗澡的女人，她的脸好看得夸张，镜头的特写从脸游动到锁骨，机位小心翼翼，气氛既暧昧又不可告人，让该露的都露了之后，女人的镜头开始虚化，镜头聚焦到红酒上。

我不喜欢这份工作，但却很快就上手了。那天我在网上看到我们市内老城区的一个人，他老婆被他同学睡了，他回来穿皮鞋的时候，发现了这事，就跳楼了。那人我和他很熟，我觉得他跳楼这事不是因为他老婆被睡了，我甚至觉得他早就知道这件事并且根本就不在乎他老婆被睡，因为他是个绿帽奴，这是年轻人的玩法，简单来说就是把淫妻情结上升到自我虐待的一种性癖。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死，这会是这座城市的又一个谜，但我能确定的是他不是因为他老婆的事而死。我做了个视频传到我们运营的账号上，却写了他的死是因为心爱的妻子背叛了他，这样会显得有话题性，也就有了流量，我把受害方和施害方区分之后，人们会对号入座地加入阵营，我知道他们还会自动地把他们站的队伍调整好范围，起初评论区只是讨论颠倒黑白后的案件问题，后来就变成了男女对立。

电影播放着，人们在四四方方的屏幕里杀声震天，还能听到兵器碰撞的刺耳金属声，这是满足人们心理需求的另一种交响，但却不见血流成河，我甚至没有看到屏幕里出现红色。

其实我也曾尝试逃离这份工作，就像从学校辍学一样，我把我的意思告诉了在墨尔本留过学的表姐，那天清晨我拨通了她的电话并告诉她我的来意。她当时似乎在忙别的事。

“你怎么可以那么不要脸？啊？你怎么可以那么不要脸，你能不能学会独立思考，活得像个人样啊，谁他妈没点压力啊，你就说谁他妈没点压力，不要怨天尤人了，别去搞你妈了，你以为你是谁？要不是看在姑的面上，不会有人接你的电话。”

我还想说点什么，电话挂了，让我想到了用下巴指着门的医生。

对心理咨询师，我心里一直都有些抵触，如果我是心理咨询师我会把简历弄得好看，把各种擦边的词语放到介绍自己上，再抬高身价，就会有很多病急投医的人来到我这里，然后我再听人诉苦，其实听得够多之后，也许一开始的时候能听一整句话，后来慢慢就只能听半句了，再后来，大部分都听不到了，但是我会把他们说的最后几个字记下来，然后再拿这几个字反问他们，你觉得你对此有什么看法，然后再听他们讲一大堆废话。

后来我还是做心理咨询了，工作室的墙上挂满了橙黄色的奖项，还有些龙飞凤舞的毛笔字，但在绿色的墙纸上显得异常突兀。咨询师是一个肥胖的中年女人，她的五官出奇地大，尤其是嘴唇，显得她说话时神情格外夸张。她给我倒了茶，茶很烫，茶杯上印着领袖的样子，领袖在朝我看不到的前方招手，又好像是在伸手去够一个东西，下面用红色的字写着“永远跟走。”

“你好，小伙子，你看上去很精神。”说这句话的时候，她脸上带着微笑，她脸部的肌肉很松弛。

“每个人都可以很精神。”

她发出了笑声，我也笑了。

“你看起来很烦恼，是发生什么事了吗。”她说。

“你刚才说我很精神。”我说。

“这并不矛盾，小伙子。”

“我觉得生活很累。”

“那么说你觉得生活很累，能具体地说说吗？”

“我不知道，我每天起来，需要忙一大堆恶心的事，可是我如果未曾活着，可不就能不面对这些不堪了吗？”

“那么说你觉得你的生活不堪，你妈妈告诉我你是一个记者，我曾经也想当记者，当记者多好啊，你可以说你想说的话了。”

我想到了那些锁骨和大腿，我说：“她说的都不可信。”

“你是因为没能高考而感到生活不堪吗？”

“不是。”

“那是曾经你有一段爱情，让你难以释怀吗？”

我说：“不是，我的意思是我想死。”

“生活是美好的，小伙子，都说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美丽的景色在心里，我们体内的每个细胞都律动着快乐的音符。”她声情并茂地说，我感觉她的嘴唇真的很大。

“这和我说的有什么关系。”

她笑了：“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我只是想一直休息，每天起床我都要为了活得不那么悲惨而面对那些不堪，我从垃圾堆的南方爬向北方，再告诉自己我已经在行进了，我认为这没有任何意义，即使我爬出了这个垃圾堆我也不会感到高兴，因为我还得爬出垃圾堆外的沼泽。”

“外面的世界是会有危险，但你要永远呆在家里吗？”她的脸凑了过来，下巴却对着我。

“我不是想呆在家里，我不想活着。”

“小伙子，我们不能好高骛远，怨天尤人，你一定要奋斗，奋斗啊，我认识很多比你还要惨的人，有一个盲人她天生就全盲，但她对生活有热爱，不但会唱歌，居然还会弹钢琴，人家现在不也活得很开心吗？”

我说：“难道她生来就不想活吗。”

“活着是一种责任而不是义务，不说远的，就说前些天老城有一个人跳楼了，还年轻的一个大男人啊，居然是因为老婆出轨，为了一个女人就跳楼了，这是多懦弱的举动啊。”

“对。”我想了很久说。

大概在凌晨的时候，我把手枪塞进了嘴里并扣动了扳机。

我感受到了强大的重力把我引向地心。

在此之前，我听到了我母亲尖锐的尖叫声，那是一种类似猿类的声音。

在此之后，我知道我会提前抵达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