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叙事性的文学作品中，叙事视角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技术核心问题。叙事视角体现的是叙述者和故事的关系，是一个“由谁讲述”和“怎样讲述”的角度问题。美国汉学家浦安迪在《中国叙事学》中说：“叙述人的口吻有时比事件本身更为重要”。这体现的就是对叙事技巧的高度重视，因为视角问题是叙事作品的一个基本性问题，其它技巧都要受其制约。
理解了叙事视角对叙事文学的重要性，那么如若我们以其为切入点去阅读一篇叙事性作品，就显得很有意义了。下面我将试从叙事视角的问题入手，以唐代传奇小说《周秦行纪》作为样本，进行分析解读。
在唐传奇中，《周秦行纪》是一部比较特别的作品。因为唐代传奇小说的叙事角度采用最多的是全知叙事中的局部限知视角，如白行简的《李娃传》和元缜的《莺莺传》等；其次是采用第三人称限知视角，如李朝威的《柳毅传》。而《周秦行纪》却别出心裁的用了第一人称限知视角，将观察者、行为者、叙述者三种身份合而为一，用第一人称讲述故事，以“余”作为故事中的一个角色，并且是主要角色，直接进入到故事中的虚拟世界去。这样的叙事角度在唐传奇中虽然不算绝无仅有，但也确实可以说是非常罕见的。它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种新鲜感，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从中得到一些小说叙事技巧上的思考和启发。
对于这篇小说的作者，现在普遍认为是唐人韦瓘，可是旧题却是“牛僧孺撰”。故事通篇以牛僧孺的口吻进行自述，讲的是“余”一次迷途的奇遇。大意如下：“余”在德宗贞元间举进士落第，经洛阳，将归宛、叶，过鸣皋山时，因暮色苍茫而迷路，忽为异香吸引，夜入汉文帝母薄太后庙。薄后亡灵召来包括戚夫人﹑王昭君﹑潘妃﹑杨贵妃在内的前朝及当朝帝王的美貌妃子宫人，同“余”宴乐赋诗。酒后，薄后又令昭君陪“余”寝宿。次日早晨，“余”告辞而去，回望庙宇，见“荒毁不可入﹐非向者所见矣”。
读完整个故事，明眼人不难发现，所谓的“牛僧孺撰”显然是靠不住的。那么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角度来写作，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了。现在有不少学者认为，韦瓘乃李德裕门人，受命写成此文，目的在于要对他们的政敌牛僧孺进行人身诽谤，把他批倒斗臭。而要否定或者攻击一个人，最高妙的做法自然莫过于让他自己站出来，让他亲口来历数自己的过失或罪状。这篇小说的基本构思正是立足于此，所以韦瓘精心策划了这样一个“奇遇记”，并且不动声色地将故事主人公牛僧孺推上了故事前台，为的是以此来增强小说所叙故事的真实性和可信度。这使我联想起《庄子》中多次假借孔子之口来宣扬“儒不及道”的几个小故事，庄子自己把这种写法称为“重言”，“重言”就是借人之口抒己之意。而同在唐代传奇小说中，类似的故事也有，比如佚名的《补江总白猿传》，为的便是诋毁糟蹋欧阳询，不过《补江总白猿传》采用的是传统的第三人称叙述，所以效果其实不如《周秦行纪》，《周秦行纪》的特别之处，正在于它这种骂人技术的高明，在于作者所采取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
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与全知视角当然互不相容，因为既是选择了第一人称，那么就只能是“限知”而无法“全知”了。在传统的全知叙事中，叙述者采用的是将自己处身于故事之外，可以随意变换上帝般全知全能的叙事眼光，以此来透视故事中人物的内心活动。而第一人称叙述里，叙述者却可以是故事的一个参与者，他的身份是双重的，一方面他能够同故事中的其他人物进行对话和互动，影响故事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他又随时可以抽离故事情境而向读者进行主观性的描述和评价。这种“双重身份”的叙述模式，好处在于它能让人物的透明度大大增强，让读者强烈的感觉到自己和故事人物之间的距离被巧妙的拉近了，从而更容易去把握人物的体验和感受，理解文本所要传达的主题思想。在《周秦行纪》中，作者采用了牛僧孺自己对“往事”的回忆和讲述，以僧孺自身作为一个焦点人物出现在故事里，以他的所见所闻所感所知作为故事的叙事视角。这样的写法，很容易让读者认可故事所讲的内容为“真”，并且感同身受，强烈地体验到牛僧孺在这段“艳遇”中所表现出来的放纵和荒唐，以及“艳遇”之后追忆回述时的那种不自觉流露出来的得意和留恋。这种效果确实是传统的全知叙事模式所难以企及的，“全知”会导致故事的陌生化，而第一人称的“限知”却在最大程度上保住了故事的原始形态。
当然，第一人称限知视角叙事模式也有其缺点，当叙事者与参与者合而为一之时，叙述的眼光无可避免的要受到限制，从而无法叙述故事中人物所不知道的内容，也不能描述其他人的心理，这种限制就造成了叙述人视角的单一性和主观性，并对故事情节的构建和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使其变得拘谨而狭隘。在《周秦行纪》中，整个故事历程都是在“余”的眼皮底下发生的，是以“余”的视角去观察讲述的。这样一来，尽管故事中的情景内容，如“余”初见各妃子的场面、欢宴赋诗的场面、次日清晨惜别的场面等等由此变得血肉丰满，细致真切，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也由此导致故事失去了一个开阔的叙述视野，同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叙事时速和节奏的迟缓，产生出一种情节内容的不流畅感。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第一人称主人公的叙述，一般都是回顾性叙事，这样就潜存着两种不同的叙事眼光。一是叙述者（如本篇中的“余”）从现在的角度追忆往事的眼光，二是被追忆的“余”过去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这两种不同的眼光可以用来体现“余”在不同的时间点对事件的不同看法或对事件的不同认识程度。在《周秦行纪》中，开首的那一句总体交代和结尾处的“余衣上香，经十余日不歇，竟不知其如何”就属于前一种，而文章的主体部分，即整个所谓的“艳遇”过程所的用眼光则属于后一种。这两种不同的叙事眼光动态综合，统一地贯穿于全篇之中。
总体来说，在叙事性作品中使用第一人称限知视角，比起全知视角和第三人称限知视角，要更加讲究对叙述技巧的准确运用。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存在，能集中挖掘属于人物自身体验的所有细微丰富的意识甚至潜意识层次，也正是由于叙事角度限制了人物可能感受和真实感受的对象，才使文本本身产生一种特殊的感染力，虽然角度的局限有时也会影响宏观全面地把握所述及的事物。从以上对唐传奇《周秦行纪》所作的样本解读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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