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的小说反倒更为真实
好了，我跟你讲了移情力是怎么来的，也讲了移情力在职场和生活中的重要性。那么，怎么才能修炼自己的移情力呢？
有人说，可以读读人物传记啊。读了别人的人物传记，就像重温了别人的人生，这不是最方便的办法吗？我个人的建议是，与其读人物传记，不如读小说。看似真实的，其实并不真实，看似虚拟的，其实更可能是真实的。
我来给你讲一个故事。1972年，美国发生了“水门事件”，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的竞选班子成员非法闯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结果被人发现，抓了个现行。美国国会开始调查此事。尼克松的法律顾问约翰·迪安（John Wesley Dean III）在参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作证，一下子让大家惊呆了。据说，迪安拥有非凡的记忆力，他能一五一十地复述出他和尼克松，以及其他重要的涉案人员的每一次对话。有人把他叫做“人肉录音机”，就是夸奖他的记性太棒了。
真的是这样吗？后来，办案人员发现，尼克松为了方便，秘密地记录了他跟迪安的谈话。真正的录音机出现了，迪安这个“人肉录音机”回忆的和真正的录音机记录下来的，有多少是一致的呢？
事实上，迪安更像是一个历史小说家，而不是录音机。他的证词几乎没有一句是完全真实的。那么，问题来了。是不是迪安在故意撒谎呢？也不像。要是撒谎，迪安肯定会尽可能地推脱自己的责任。但是，虽然迪安的证词和磁带里面的记录很不一样，但是，他在证词里所说的一样能够给他定罪。也就是说，迪安没有理由费力不讨好地编造出来一套既不能为自己开脱，又跟真实情况不一样的谎言。迪安是真心认为，自己的回忆是完全准确的。这就说明，我们的记忆并不准确，我们的记忆经常出现丢失或者是扭曲。
德国心理学家雨果·蒙斯特博格（Hugo Munsterberg）在他的畅销书《站在证人席上：关于心理学及其罪行的论文》中讲到，关于记忆，人们会有三个特点。
第一，人们能记住一件事情的大致情节，但记不住关于这件事情的细节。
第二，如果人们非得去回忆起过去的细节，他们就只能编一个出来。哪怕他们非常真诚、非常努力地要去回忆起准确的细节，其实都会在不经意间通过捏造事实来填补缺失的细节。
第三，人们总是会相信自己捏造出来的记忆。
所以，我们在读人物传记，尤其是个人自传的时候要留个心眼。很多个人传记有意或者无意地充满了编造出来的谎言。这就是我推荐你读小说的原因。小说家告诉我们，我写的这个故事都是假的。他们怎么可能有那么高超的想象力呢？其实，他们经常会“借用”其他人的真实的人生故事。正是由于他们告诉我们，这个故事是假的，所以，他们才会肆无忌惮地给你讲那些最不可思议，也是最真实的故事。真实的传记可能更虚假，看起来虚假的小说反倒更为真实。
——何帆《移情力1：你为什么需要读小说？》
我们想通过思维来控制他人和世界，但反而是被思维所控制
第二天中午，我和请我讲课的朋友一起吃饭，突然下起暴雨，我们吃饭的房间是在顶层一个玻璃房里，哗哗的雨声将我们谈话的声音几乎给淹没。这时，一个服务员送菜后没及时关门，一个朋友大声提醒她关门，声音中有明显的恼火和不耐烦。
等服务员关好门出去后，我和他们谈起了我昨天晚上的感想，并说如果现在让我在哗哗的雨声和雷声中入睡，我可以安然入睡，但如果雨声停了，有一个服务员用很小的声音来敲门，我入睡肯定要难很多。
一个朋友问我为什么，我解释说，因为我早接受了雨声和雷电是我控制不了的这个事实，但我不愿意接受一个人，特别是服务员，是我控制不了的这个事实。因为接受程度不同，所以内心的预言不同，这导致了我会有不同的行为。
我说完这些后，刚才大声对服务员说话的那个朋友不好意思地说，看来他是无形中想控制那个服务员了。
以上我说的这一连串故事，就是我在旅行中讲给那位老先生的关于睡眠的故事。
这几个故事经典地解释了，什么叫“向思维认同”。思维过程，是对自己的身体过程、情绪过程以及外部事件的认识，而一旦我们把这个认识固化，当做真理来对待，那么这个认识就会反过来控制我们。
我们想通过思维来控制他人和世界，但反而是被思维所控制。比起思维的特性来，“向思维认同”的根本还是控制欲在作祟，而根本的控制，就是全能自恋性的幻觉， “ 我可以控制这个世界 ” 。
人一开车脾气就大，这也和自恋幻觉息息相关。因为车这种东西，不仅很大地扩展了你的行动力，而且几乎完全听命于你，这极大地增强了我们“我能左右一切”的幻觉。
但这个幻觉很容易被打破，堵车、道路状况不好、有人抢路等等，都会打破这种幻觉。这时，那些控制欲望很强的人就容易有暴怒产生。据调查，美国公路上发生的枪击案，多数都是堵车和抢道等小事引起。
——武志红《思维12 | 向思维认同》
对孩子的数学成绩影响最大的是推理能力
努涅斯教授说，孩子学数学，需要有两种能力。一种是基于记忆的计算能力，比如加减法，1+1=2；乘除法，三三得九四四十六，只要会背公式，就能计算正确。另一种能力是基于逻辑的推理能力，比如你知道a比b高，b比c高，你能不能推测出a比c高？这种能力不需要背公式，只要正确理解题意就能做出来。
这个推理能力可比你想象的更重要。可惜，很多英国学校犯了和中国数学教育一样的错误，就是在开始教孩子数学的时候，只关注计算能力，忽视了对数学推理能力的培养。
两位教授在英国做过一个大型实验，他们首先测试了上千个八岁半孩子的数学计算能力、推理能力和智商。然后，让同样的孩子，分别在3年后和5年后，参加全英国的数学考试，有点儿像我们的小学毕业考试和初中毕业考试。
他们从数据里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虽然计算能力和智商都影响孩子的数学成绩，但是对孩子的数学成绩影响最大的一种能力，居然是推理能力。推理能力越好的孩子，数学考试成绩越高，就算过了3年也是这样。
——魏坤琳《117｜数学不只计算，推理更重要》
章鱼比大部分高级的脊椎动物要聪明得多
给动物分类的方法有很多种，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根据动物多种多样的身体结构特征，另一种是根据动物的遗传特征。由于第二种分类情况比较复杂，涉及到了DNA的知识，所以我们暂时搁置不论，今天重点说说第一种分类情况，按照身体结构特征来分，比如，有些动物有脊椎，像咱们人类，就有脊梁骨，这个脊梁骨里有脊髓，脊髓一头连着大脑，另一头连着身体各处的神经，负责把大脑的命令传送出来。还有些动物，没有脊椎，比如虾。所以，我们就根据这个特征把动物们分成了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两大类。如果你去看传统的动物学教科书，就会发现，书里把动物按照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列了。 无脊椎动物排在脊椎动物前面，它们比脊椎动物要低级。
但是你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其实章鱼一点都不“低级”。比如说吧，章鱼的大脑里有5亿个神经细胞，虽然这个数字跟人类相比那简直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跟其他脊椎动物相比，那就很厉害了，要知道，老鼠只有一亿个神经细胞。实际上，神经细胞是大脑处理外部刺激，并且做出反应的基础。你可以想见，虽然章鱼只是一种“低级”的无脊椎动物，但实际上却比大部分高级的脊椎动物要聪明得多。还有，大部分的无脊椎动物，眼睛都不是太好，跟人类的眼睛相差很大，但章鱼的眼睛却跟人类的眼睛非常相似。而且，章鱼还拥有现存动物中最大的眼球，直径达到了25厘米。从这个意义上说，章鱼确实构成了我们这个星球上一个特别奇葩的生物类型。
——徐来《行为学·动物 | 如何把章鱼训练成预言家？》
孩子在婚姻里的作用
文章里说，根据两位社会学家，凯瑟琳·艾丁和劳拉·塔克对美国社会的数据统计发现，有孩子的家庭，9年内离婚的概率只有27%；而没有结婚但是有孩子的同居伴侣，9年内分手的概率是53%；而既没有结婚，又没有同居，只是恋爱关系却有了孩子的情侣，分手的概率达到81% 。孩子确实是婚姻的粘合剂。
另外一方面，稳定的家庭也会让孩子受益。来自一个稳定、健康，尤其是原配父母家庭的孩子，教育水平和发育会更好。比如说在日本，单亲家庭的孩子在学校考试的成绩，的确是比那些家庭完整的孩子更差的，而这一点在欧洲和美国都是一样的。
中产以及富裕阶级，结婚之后，对于孩子的教育和培养都非常重视，也愿意投入，无论是在陪孩子玩，还是各种脑力和体育教育上，中产和富裕阶层都在加大付出。有统计数据显示，在11个富裕国家里，父母陪伴孩子的时间，从1965年的一天70分钟，上升到了2012年的163分钟，翻了一倍还多，这也使得这些家庭的孩子，有更好的沟通和协调技巧，更聪明，这也会让他们在未来受益终身。
文章总结，随着婚姻越来越自由，中产和富裕阶级就越会找和自己相同阶级的人结婚。他们教育出来的后代会重复这个循环，这其实会加深阶级之间的壁垒和鸿沟。就像文章副标题说的，婚姻的回报正在变得越来越高，同时成本也越来越大，这会是一个问题。
——马徐骏《经济学人》| 世界婚姻趋势特别报道
古代政治更像是一个宗教团体，现代政治更像是一个公司
这件事就折射了古代政治和现代政治的区别。
所谓政治，就是要解决大范围内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古代政治，没有那么多技术手段可以用，所以在古代政治中，用价值观来整合大范围的人的行为是非常重要的。有了这些价值观，政体的运行才能更润滑、更顺畅，成本才更低。
明白了这一点，你才知道，为什么中国古代那么强调儒家思想。比如忠君爱国思想，这就极大降低了政权压制反抗的成本。
比如“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社会才能产生那么大的政治精英集团。西方也一样，越是古典的政治，就越是强调观念、宗教的作用。用思想和价值观来管理庞大的政治共同体，在古代都是成功的。
回到前面讲的沈榜的那个例子，万历皇帝和他的官僚系统难道不知道，一免税，下面的基层官员会作难？
当然知道。但是那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向天下展示皇恩浩荡，价值观、思想，比一万两银子重要。
你看，这就是现代政治和古代政治的一个核心区别。古代政治建立在价值观上，所以经常在实务问题上就显得很不理性。而现代政治，拥有太多的工具和手段，所以更是一种理性的政治。
政府要承担公共责任，要花多少钱？收多少税？怎么花？谁来花？谁来监督？怎么改进？这都是有一整套程序的。这程序的背后，是庞大的理性的官僚机构。
说到这里，你有没有一个感觉？古代政治更像是一个宗教团体，是靠观念来整合人。现代政治，更像是一个公司，是用理性计算来整合人。
这就也从某个角度顺便解释了，为什么现代政治的发源地是欧洲。
欧洲中世纪小国林立，大家彼此竞争，就像开公司一样，财务一旦出问题，你就会破产，所以你得理性地计算自己的收支平衡，多少钱拿来发工资？多少钱拿来扩大投入？竞争压力逼迫它们不得不建立起非常理性的政府管理体制。
这才推动了欧洲国家向现代政治制度发展。
而中国古代政治呢？
对于一个大一统帝国来说，观念政治有着压倒性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和有效性，反过来也就抑制了理性政治的发育。为什么士农工商，这四种人中——士，就是代表儒家观念的士大夫是四民之首，而“商”，就是代表理性计算的商人是四民之末。也就不难理解了。
——罗辑思维《第398期 | 观念政治和理性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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