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3条《答聂文蔚二》（2）
近岁来山中讲学者，往往多说“勿忘勿助”工夫甚难。...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间提撕警觉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间断，即不须更说“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须更说“勿助”。...终日悬空去做个“勿忘”，又悬空去做个“勿助”，渀渀荡荡，全无实落下手处，究竟工夫只做得个沉空守寂，学成一个痴呆汉。...
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著实致其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实致真知，则自无忘之病；无一毫意必固我，则自无助之病。故说“格、致、诚、正”，则不必更说个“忘、助”。...若时时刻刻就自心上“集义”，则良知之体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纤毫莫遁，又焉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弊乎？孟子“集义”“养气”之说，固大有功于后学，然亦是因病立方，说得大段，不若《大学》“格、致、诚、正”之功，尤极精一简易，为彻上彻下，万世无弊者也。
门人中在研讨心学时，经常有人提出要做到孟子“勿忘勿助”的功夫很难，因为一旦刻意便落了“助”，一旦不用心又落了个“忘”。王阳明问他们，你们知道孟子说的忘是忘了什么，助是助了个啥？众人面面相觑，不能作答，就请王阳明解释。
虽然孟子说过“必有事焉，勿忘勿助”，王阳明讲学一般只说“必有事焉”，不说“勿忘勿助”。按照孟子的说法，“必有事焉”就是要时刻去“集义”，用王阳明的话说，就是时时刻刻要去除心中是私欲，有时没能做到，这就是所谓的“忘”了，所以马上要告诫自己“勿忘”。有时心情比较急躁，不切实际地追求治学的境界，这就是“助”了，此时就必须讲“勿助”。
治学的功夫全部都应该在“必有事焉”上，“勿忘勿助”只是治学过程中需要提醒自己警觉的两点。如果治学功夫从不间断，何必再说“勿忘”；本来就没有急于求成，何必说“勿助”。治学的功夫就是如此明白简易，治学应该是洒脱自在的，哪有那么多想法？
不在“必有事”上用功，整天空想着“勿忘勿助”，专门在“勿忘勿助”上下功夫。就像烧柴煮饭，还没有淘米下锅呢，就去点火添柴，能烧出饭来吗？可能火候还没有调整合适，锅子已经给烧破了。
如此不从切实处入手，到头来只能落得个沉迷虚空、枯守寂静的结果，学成一个痴呆汉，遇到一点小事，就会觉得千头万绪，无法理清关系，进行有效的处置。来这里学习的都是有志之士，如果让自己就这样辛辛苦苦地纠缠在这些问题上，耽误一生，这都是治学方法不对造成的，实在太可惜了。
孟子说“必有事焉”就是指“集义”，“集义”就是“致良知”。但说“集义”一下子看不出治学的关键，说“致良知”，则马上就有切实的地方可以下功夫。所以王阳明专门说“致良知”。
随时随地在事情当中致良知，就是“格物”；扎扎实实地下致良知的功夫，就是“诚意”；在下致良知的功夫时，没有一丝一毫“意必固我”的毛病，就是“正心”。诚意则自然不会有“忘”的毛病，正心则自然不会有“助”的毛病，所以换句话说，只要遵循《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教导，就不必再说“勿忘勿助”了。
孟子是针对告子的毛病，才说“勿忘勿助”的。告子认为“义”是心外之物，把仁和义割裂开来，因此不懂得从心上去“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企图从外面集义，这就犯了外助的毛病，所以孟子才开了这个处方，是因病立方。
如果能够时时刻刻在心上“集义”，良知的本体自然透彻洁净，世上所有的是是非非自然无所遁形，告子也不会为“不得于言，不得于心”犯难了。
孟子“集义”“养气”的学说，固然对后世治学者很有帮助，但那是看病开方，从一般性上来看，只是说了个大概，不如《大学》教导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来得极其精一、简单易懂，可以贯通古今未来，万世相传而不会有毛病。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