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下》第304条（黄直录9）
以方问“尊德性”一条。先生曰：“‘道问学’即所以“尊德性’也。晦翁言：‘子静以‘尊德性’诲人，某教人岂不是‘道问学’处多了些子？’是分‘尊德性’‘道问学’作两件。且如今讲习讨论，下许多工夫，无非只是存此心，不失其德性而已。岂有‘尊德性’只空空去尊，更不去问学，问学只是空空去问学，更与德性无关涉？如此，则不知今之所以讲习讨论者，更学何事！”
问“致广大”二句。曰：“‘尽精微’即所以‘致广大’也，‘道中庸’即所以‘极高明’也。盖心之本体自是广大底，人不能‘尽精微’，则便为私欲所蔽，有不胜其小者矣。故能细微曲折无所不尽，则私意不足以蔽之，自无许多障碍遮隔处，如何广大不致？”
又问：“精微还是念虑之精微，事理之精微？”曰：“念虑之精微，即事理之精微也。”
《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黄直请王阳明解释一下这段话的含义。
先看看朱熹是怎么解读的：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天理在我心的体现。道，由也。
所谓尊德性，即存心，就是存养扩充我心而与天理一样广大无边，无所不包。所谓道问学，即致知，就是致知而穷尽万物之理。
我心不被任何私意蒙蔽，不被任何私欲拖累，反复推敲已知的学问，切实践行已会的能力，这些属于存心的范围。
析理力求精确，处事避免太过不及，理义要日日新，不断将未知变成已知，节文要每天谨守礼法，过去没做到的努力做到，这些都是致知的范畴。
不能存心就无法致知，要做到存心又必须致知。
可见，朱熹并没有偏废的问题，但是他认为基础是致知。“道问学”是为了“尊德性”。先儒朱熹说，子静（陆九渊）教诲人更注重“尊德性”，他教诲人更注重“道问学”。这是把“尊德性”与“道问学”割裂开来了，就像现在我们讨论做学问的事，下了很多功夫，无非是为了存养此心，使自己不丢失德行而已。哪有凭空去尊德性的，而不去道问学的？哪有凭空去道问学，而与德行不相关的？不明白这一点，就不会明白我们现在讨论治学之事究竟是为了什么？
上一条讲格物是戒惧慎独，集义和博约只是格物的一般功夫。对应到这里，尊德性就是格物，道问学就是集义、博约。
王阳明说，“尽精微”是为了“致广大”，“道中庸”是为了“极高明”。心的本体本来就是广大的，人不能尽精微，就会被私欲所遮蔽，在细微之处不能致良知。所以如果良知能穷尽任何细微复杂的地方，则私欲不可能遮蔽心灵，心意自然就没有滞碍之处，无所不致，怎么会不广大？
黄直问，老师说的精微是指念虑上精微，还是在求事理上精微？
王阳明说，在念虑上精微，就是在求事理上精微。
有时听王阳明讲学，会感到很单调，因为他总是说一个道理，反反复复地讲，在不同的事情上讲，这真是王阳明的主旨所在，王阳明立言，无非“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这几个字，非常简单，但却可以穷尽万物。
我现在想，王阳明之所以如此强调入心，还是与宋以来理学越来越强调形式而不注重实质的时代背景有关，这是朝廷利用理学服务于驭民的需要，不完全是朱熹的本意。王阳明意图拨乱反正，返璞归真，难免也有故意求异的考虑，其实只是一种方便法门。朱熹不幸成为王阳明的靶子，王阳明不是针对朱熹本人，实在是针砭现实的需要。
圣祖评价胡适时说过：“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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