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今天是父亲去世八周年,该文写于三年前,今日谨以此文纪念父亲 。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五年了。这五年里的每一个日子我都没有忘记他,每天都在心里与他述说着什么。
一直想把自己的那份怀念整理出来,今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在我的内心经历了痛苦挣扎之后,终于坐下来,在电脑上敲出了第一个字。
1.童年岁月
父亲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家庭,在他十几岁的时候,祖父就去世了。年少的父亲过早的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他只读到高小,就涉足社会,开始为生活奔波。那时候的事情,我了解的不多,许多事情是后来听奶奶断断续续讲给我们的。记得父亲说光复(抗战胜利)那年他才十五岁,混乱中,在洮南火车站拣了一袋大米,很吃力地一口气扛回了家。他说日本人统治下的满洲国是不许中国人吃大米的。胜利了,他们那种兴奋是无法言表的。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居然能将那么重的一袋大米一口气扛回家,可见他当时是多么高兴。父亲给我们讲这个故事时,是想让我们记住那段岁月。父亲那代人一辈子对日本都有着深深的仇恨,这是那场战争的烙印,国仇家恨都蕴含在里面了。从父亲给我们讲这一袋大米的故事中我能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点。这种气节也深深地植根于父亲的内心,他的一生都仇视日本。
父亲小时候涉猎广泛,文史方面的书籍读的尤其多。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就是喜欢京剧,经常逃学带着我的小姑姑去戏园子听戏。那时的父亲也有顽劣的一面,一方面是逃学出来看戏,一方面家里也没有钱,不能堂而皇之地进入戏园子,只能走旁门左道。记得有一次父亲给我们讲,每次逃学出来看戏,都是先把小姑姑扛在肩上,让她先翻墙进入,自己再一个纵身越过墙去。这分明是偷戏听啊。就这样,童年的父亲,过早地接触了社会,也过早地承担了责任。因为中国的戏曲中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的积淀,在这种偷戏听的过程中,许多美德浸润到了父亲的心里。在以后的岁用中我们都感受到了这些。
父亲小时候的事我知道的不多,只知道那时候他们家里很穷,奶奶带着他们艰难地度日。
2.错划右派
父亲是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的,我也说不清楚了。他从小听了许多戏,又喜欢文史,在故纸堆里翻看了许多东西,虽然只读到高小毕业,但他的水平远远不止于此。他的目标是想考北大中文系的。但是家境贫寒,不允许他读大学。所以他只好早早地参加工作了。最早他做什么工作,我不知道了。清晰记得的是父亲在齐齐哈尔银行系统工作。
工作之余,他还是没有忘记他的那个爱好,听戏之余,这回还多了一件事,就是写戏评。上世纪五十年代齐齐哈尔日报曾经为父亲开辟过专栏,发表他的戏评。当年凡是名角来齐演出,父亲总是携妻女去看,然后写戏评。业余时间还会约些志同道合的友人粉墨登场,过一把戏瘾。据说有一次父亲在台上演司马懿,母亲在台下看戏,回家后还问父亲,那个扮演司马懿的是谁,弄得我小姑姑哈哈大笑。
除了爱好戏剧,父亲还有多方面的才能。全省银行系统搞文艺汇演,父亲大显身手,编导演于一身。即写相声本子,又当导演,还能上台说山东快书。着实是展示了一番自己的才华。那一次据说拿了省里好几个大奖。
年轻气盛的父亲在齐齐哈尔那个小城逐渐有了名气,开始有些飘飘然了。于是开始涉足 政治。这是他所不了解的领域。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时,父亲有一篇文章,直指党内选举制度,题目是《不要“等额选举制”式的争鸣》,这在当时是非常敏感的,一般人是不敢碰的。结果,就在那场反右斗争中,就因了这篇东西,父亲被错划成右派。
后来父亲多次和我们讲,那时候自己不谙世事,年轻气盛,韧性不足,宁折不弯,结果吃了苦头。他说当时齐齐哈尔文化界开会,十七个知识分子里就有他一个,他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飘飘然,口出狂言,写了那篇东西。父亲去世后,我在整理遗稿时看到了那篇文章。此时的我也已近知天命之年,对于政治也有了自己的观点。我倒是觉得那篇文章是有些问题的。一是充满了骄横之气,二是主要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对于父亲的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我还是由衷敬佩的。
被打成右派的父亲再也不能过从前的日子了,没有了公职,断了生活来源,携妻带女,路途遥遥,往乡间,过上了另外一种完全陌生的日子。
这时的父亲还不到三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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