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二上学期，我应聘到那家报社。

当时他们在某知名高校开宣讲会，我正好在该校同学那。走在校园内看到横幅我才过去看看的。开完宣讲会，他们现在直接收简历，相当于一个海选。我记得那时现场人山人海，有4、5排长长的队伍排队，光排队我就排了一个多小时。要知道，在2012年纸媒尤其是都市报还如日中天，完全不愁广告收入和人才（不像现在新媒体冲击的那么厉害），我四处张望了一下，发现不少人是从外地赶来的。

我当时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看到这么多人我一度想走人。最后，传说中的新闻理想让我再坚持了一会儿。海选很简单，他们问了我几个问题，大概是对同城的两份市民报做个对比，分析一下各自的版面和风格，正好我也看过这两份报纸，所以答的还不错。简单的面试不到10分钟，留下一份简历便离开了。

回到学校，我便收到了他们的复试通知。复试其实就是一场考试，当时参加考试的有好几百人，几个大教室都坐满了。考试内容主要是一些时事常识题、新闻写作和评论写作。当时答的没什么感觉，反正是把试卷填满了。

复试之后，大概过了大概一个多月，我收到了offer，当时我还是挺开心的。在办理入职手续的时候，人事部的人才发现我还没毕业，最后他们让我以见习记者的身份留下来。实际上，对于一个快进入研二下学期的学生，基本上就是全职上班了。

我之所以愿意留下来，是因为我想做记者，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是一份比较理想的工作。重要的是我深信自己能胜任这份工作（开玩笑，我可是按《纽约客》的新闻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

报社是家省级都市报，在全国影响力不大但有钱。我被分配在我读书的城市的新闻中心。刚进单位，我跟全世界所有的职场新人一样，逢人就叫老师，烧水沏茶，抹桌子扫地样样都来。

我之前有过较多报社实习经历，长期的读报看新闻的习惯让我对新闻操作一点也不陌生。看到老记者出去跑新闻我就主动跟去，积极地去采访、写稿。

看到他们写的稿子的时候，我就会想，等我独立去做新闻的时候，绝不写这样的稿子，我要做牛逼闪闪的稿子，秒杀他们。

2

一个星期之后，中心的分管领导请我出去吃了一顿饭，分配了我的工作。那表明，我算是中心的正式一员了。

单位的人看上去很融洽，你侬我侬、团团圆圆，评报的时候互相吹捧自己人贬低别的媒体，俨然一片和谐的社会主义新气象。

不出所料，报社的工作与我对新闻记者这个职业定位相去甚远。这种地方媒体根本没有多少新闻可做，全靠策划活动来填充版面，重大影响力的新闻和我所期待的监督报道几乎没有。我每天去街头巷尾找线索，跟个民工无异。

但我依然坚持着，期待着有一天能做一些更大的题材。他们获得派发的线索比我多得多，题材也比我的大得多，但他们做出来的稿子每天都是一个模型，千篇一律，枯燥乏味。

“也许工作的本意就是枯燥吧，把理想带到工作中来是一种自找苦吃的愚蠢行为。”我这样想，于是我开始接受了。我开始跟他们一样快速地采访，快速地写完然后丢给编辑。我等待着毕业，然后签约，领工资，赚稿分。每月完成定期的稿量，下班回家，把自己养出小肚腩来。

我想着这样过也不错吧，在这个安逸的小城市，做着一份还算相对体面的工作，领着一份不错的薪水，然后成家立业，平平淡淡地生活。所以，即便我一开始就知道报社新闻观和写作风格都与我的格格不入，我还是在努力的融入他们，用他们的方式去做新闻，用很土的文笔去写作。

可是有些东西我的内心一直本能地抗拒着，比如以讲黄段子为乐的企业文化，唯领导意志是从的工作氛围，不注重文本质量的新闻操作，因此我一直抗拒把自己视为其中的一份子。有轻微社交恐惧症的我不爱参加单位的集体活动，和同事之间交流也少，同事们在微博上互相转发各自的微博，我只在自己的微博上自说自话；他们在群里嬉笑怒骂，在电脑屏幕前的我总是将弹出的消息随手关掉；他们在聚餐上互相来回地敬酒，我则躲在一旁玩手机。

半年时间，足以让我和这个集体之间天然的间隙养成一道人人都能一眼看到，刘翔也无法跨越的鸿沟。

3

年末，在单位答谢宴上，很多同事幸运抽到了奖金，包括我。领导和同事拼命地喝酒，玩的很high，酒后大家扭曲了脸和身体，摇头晃脑，胡言乱语，鬼哭狼嚎地唱着歌。整个KTV包厢都弥漫着一种金钱、权力、欢乐、虚幻的诡异气氛。在狂欢的边缘，我又陷入了一种不知所终的孤独和恐惧。

不知谁点了一首《亚细亚的孤儿》，一群人用失去控制的声带将这首歌扭曲的不成样子。我躺在沙发里，却能清晰无比地听出那首歌的完整旋律，那低沉悲伤的旋律，一腔一调，一字一句精准无比地击中我的内心。我强迫自己加入到他们，一起扭摆身体，以此寻找一点存在感。

最后大家东倒西歪地躺在沙发上不知今夕何夕，领导坐在点歌台的位置迷迷糊糊的唱着歌，每次唱到高潮他快要将声带撕裂了还是上不去的时候，下面总会响起一阵配合的掌声。领导唱歌途中，不断地有人拎着酒瓶上去敬酒，在喝酒之前胡言乱语地说上一通话，最后在“好、好、好，谢谢领导”之后一饮而尽。

每次在看到领导憋着痛苦的表情喝下一杯酒之后，我就会下意识地看看他高高隆起的肚子，我好奇里面怎么能装得下这么多的酒精。

看着一波又一波排着队上去敬酒的人，我也不好意思再坐着了。当我要给领导倒酒的时候，他拦了我一下，跟我说，“小刘啊，我觉得你不适合做记者”。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一下把我击蒙了，我站在那儿，不知所措。

“X总，我先敬你一杯吧。”

“你的酒我会喝的，我跟你说，你真的不适合做记者，做记者要敢于跟人打交道。”他带着醉意地说，“我给了你半年时间了，你的表现我不是很满意。”

我完全意想不到他突然在大庭广众之下跟我说这个，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在盯着我看，我感到尴尬至极，恨不得化作空气消失。

我听到了梦想被击碎的声音。

4

这导致整个春节我的情绪都是处在阴霾的笼罩当中，心境是黑色的，浓度大致是墨水的一半。我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要不要辞职。

领导都这么说了，再待下去也没什么意思，可是我都这么坚持了大半年了，一次次地忍受着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领工资发福利，炫耀奖金而自己分文不得的痛苦，为的不就是毕业之后能直接留下吗？

现在毕业在即，我却辞职，父母怎么看，同学、老师怎么看。抛开这些不说，眼下的就业形式我也知道，要找一份现在这样的工作实属不易。当时我经过层层面试和笔试，现在却要轻易放弃，实在心有不甘。

我想象着自己没有了工作之后的情形：即将毕业，什么都没有着落，拿着简历和那些刚出校门的大学生排队给人家像萝卜白菜一样挑拣，想想就后怕，仿佛丢掉这份工作我就会流落街头，潦倒一生似得。

年初五我就离开家返回报社，我生怕我回来晚了报社就把我除名了。那是我过年离家最早的一次，你知道我是多么的不舍，以前是回学校对家不觉得有那么多的依恋，现在是回去上班，就像赴刑场一般。

回去之后，我积极参加报社的集体活动，送报纸下乡，看望困难户，哪怕是同事家乡风俗请客我都过去。那种感觉就好像我哪怕从椅子上站起来去撒泡尿回来就会发现我整张办公桌被飞出窗外似得。

最终，这个坑我还是没能守住，确切地说是我不想再守了。

5

仿佛冥冥之中安排好的。做出这个艰难的决定源于一件事。

那天我骑电动车出去采访，在斑马线等红绿灯时，一个交警示意我走开，一开始我没听到。他可能见我没理他竟冲过来强行拉拉拽我。我感到莫名其妙，因为我没有违反任何交通规则，我叫他放手，他说，“今天就不让你过。”

他不仅不让我过，还强行把我拽到了局里，找借口说要查我的身份证件、住址、暂住证、电动车驾驶证等等。好笑吧，你们大概也猜到了——我遇到流氓警察了。最后，我不得已给报社打电话，他才把我放出来（所以你们以后遇到警察，千万要像一只绵羊一样顺从他们，否则他们想怎么整你就怎么整你）。

出来后，领导把我叫到了办公室，要我交代一下情况。我大致说了一下，他也懂了。他说，“你顺从一下他会死啊”，连续说了两遍。

明明是他侵犯我的权利，到最后我还要收到批评，我感到了满满的委屈和甚至屈辱。从办公室出来之后，我下定了决心——离开。

当我向领导递交辞职信的时候，他先是一怔，很快叫我坐下说，那一刻我们从上下级关系一下恢复到了平等对话的关系。他假装地跟我说，要不要再考虑一下，应聘到这里也不容易。

我笑了笑，没有说话。

他问了我毕业后的打算，说也许你的性格更适合做学术。

“我还是打算做记者。”我坚定地说。

他没有再说话，示意我可以了，我起身便走了。

从报社大楼走出来那一刻，我的所有不快、恐惧、怀疑、不安都烟消云散。我瞬间满血复活，重新做回了那个贪恋自由、自信满满的“有为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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