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和他的《 局外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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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没有颁布之前，都充满悬疑，如同开盲盒玩竟猜游戏，今年入选名单国内有残雪、余华、阎连科三位作家，更增加了一份花落谁家的期待。
结果呢，常常出忽意料，法国女作家，82高龄的安妮•埃尔诺拿下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看到法国，突然就想起另一位获诺奖的法国作家，他叫阿尔贝•加缪。
关于每位作家获诺奖的经历，追踪展开也是挺有趣的另一个话题。
1957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缪。据说当时的他正在吃饭，接到消息以后，不太敢相信惊的脸色煞白。
一方面，这个决定并没有经过任何团体的推荐，瑞典皇家科学院直接就把加缪推选出来，而当时还在诺奖大门外排队的法国著名作家至少还有八九位。另一方面，加缪实在是太年轻了，44岁，让他成为史上第二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仅次于42岁得奖的英国作家 约瑟夫•吉卜林。
诺奖，对加缪的评价是 “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 ”
在加缪的所有作品中，小说《局外人》是毫无争议的代表作、成名作。
《局外人》是一本撼动了西方世界的“存在主义 ” 经典，它创造的不仅是一个故事，一个典型人物，更精准定义了现代人无法摆脱的荒诞感。
加缪的“荒诞哲学”有了“局外人” 这个名词，它成为这种荒诞感的高度浓缩，对现代个体生存困境的精准打击，足以让这部小说不朽。
《西西弗神话 》
作者及创作背景
阿尔贝•加缪1913年出生于阿尔及利亚，在首都阿尔及尔的贫民区长大，加缪的祖上本是法国穷人，为谋生计跟随法国的殖民统治者移居阿尔吉利亚。父亲从小在孤儿院长大，一战中入伍，战死沙场，留下孤儿寡母，生活靠政府发放的微薄的抚恤金和母亲当女佣得到的收入为继。
这是一个典型的低层家庭。加缪在拮据的生活中，完成阿尔吉尔大学的学业。
他一生都没有建立富裕的、文雅的阶层的归属感。
成名后，他声称 “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无产者。” 这样的生活状态、自我意识，对于加缪的创作影响很深。
其实他早已凭自己的才貌脱离了底层，哪怕从没有读过加缪作品的人，都可能会注意到他那些像电影海报般的肖像。他成为世界文坛上最具有时尚感的偶像符号，被大众长期消费。当然，这并非是他的本意。
他外表英俊，有出众的体育和文艺才能，加缪热爱足球，在大学里是校队主力，据说具有相当职业的水准。
他的梦想是做足球守门员，有最好朋友曾逼问他 “ 更喜欢足球还是戏剧？” 他毫不犹豫的选择了足球，可惜17岁因为患上肺结核，而被迫放弃足球生涯。
这位又酷又帅的文坛偶像生前差点出演根据杜拉斯小说改编的电影，后来因为时间错不开，才改由法国影星贝尔蒙多出演。跟他风流倜傥的形象匹配的，是加缪对婚姻制度的悲观和排斥态度。不过他本人还是结过两次婚的，有一对双胞胎女儿，但婚内多次出轨。
显然，对于婚姻，加缪也多少保持着局外人的视角。
加缪和他的双胞胎女儿
谈论加缪的任何作品，都不要离开他同时作为哲学家、思想家的身份，在加缪的作品清单中，主要有承载他哲学思想的随笔、小说的数量最多。
在创作早期，加缪的名字通常与荒诞主义和存在主义联系在一起，他的著名随笔《西西弗神话》通常被认为是这两种思潮的重要文献。
加缪一度与存在主义代表人物萨特交往频繁，萨特还为《局外人》写过分量很重的评论，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之间的分歧越来越严重。
《局外人》酝酿于1938年至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加缪26岁，此时他已在亲友的资助下完成了大学学业，专业是哲学，并开始文学创作，主要集中在戏剧方面，他不仅写剧本，还办剧团，甚至亲自登台表演。
1942年，加缪出版了小说《局外人》，一举成名。
加缪没有宗教信仰，但他又宣称自己“既不相信上帝，也不是无神论者。”与这种精神上的“局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行动上，加缪从不排斥被“卷入”革命实践。
简单说，加缪从来都不是那种只会空谈的哲学家，他短暂的一生身体力行地参与了那段历史时期里几乎所有的政治运动。但他抗争的本质还是个人化的。他力求忠于自己的内心，因而难以被持久纳入各种阵营，反而容易被曾经的盟友视为异己。
在加缪获得诺奖，仅仅三年之后，命运开了一个玩笑。加缪口袋里揣着从普罗旺斯到巴黎的火车票，却在最后一刻被好朋友、法国出版家伽利玛说服，搭了他的顺风车。
时间定格在1960年1月4日，两人都在车祸中去世，当时加缪的包里还放着一部尚未写完的长篇小说手稿。
《局外人》
内容梗概
《局外人》，写于1942年，翻译成中文不到7万字。
小说是用“默尔索”这个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分为两大部分。
前部分，讲述的是关于奔丧、逗留，见女友和朋友，以及杀人部分的来龙去脉。 后部分，从默尓索入狱之后的开始，审判过程与默尔索的内心独白交替进行。
翻开《局外人》，主人公默尔索的性格特征从第一句开始，就让人意外。
今天，妈妈死了。也可能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说：“母死。明日葬。深致哀悼。”这说明不了什么。可能是昨天死的。
因为养老院发来的唁电，言简意赅，所以他无法确定死亡时间是今天还是昨天。
极其冷静的表述、就事论事的口吻，没有带任何的感情色彩，好像局外人谈论着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
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罗兰•巴特把这种叙述笔调称之为“零度写作”，即中性的、非感情化的写作。这种排斥了主观情绪和感情的叙述调子显然更有助于加缪表达他的存在主义的哲学观和世界观。
故事发生在阿尔及利亚，主人公默尔索是个居住在当地的法国人，他在公司里当小职员，经济条件一般，没有条件亲自照料年迈的母亲，只好把她送进养老院。
这样的开头很独特，瞬间把人带入了某种语境，我读时有冷感，亲人过世，这种情况一般人们会悲伤、缅怀或者抒情，他却在按部就班地向老板请假，老板不情不愿的准假，他就直白地冒出一句 “这并不是我的过错 ”，他敏锐地断定，后天当他带孝上班时，他的老板会慰问他。似乎这事要等到下葬之后，才算定论入档，一切才披上正式悼念的色彩。
他坐车赶去养老院参加母亲的葬礼，之后的情节，默尔索几次回忆自己的母亲。但他的反应总是出乎意料，在那个法定的哀悼母亲的时间里，他却不愿意面对母亲的遗体，也不肯解释理由。他也没有在葬礼上流泪，守灵时，他觉察到在场的人其实并不是关心躺在中间的死者。这种什么也没有的寂静让他难受。
这种程式化的至哀方式，充斥在默尔索周围。
加缪的作品
显然，周围的人也注意到了他表面上的冷漠，默尔索对此很敏感，他突然产生了一个滑稽的印象， “这些人似乎是专来审判我的。”
“审判”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这部小说里，随着故事的发展，我渐渐发现，默尔索的特别表现，其实是他的一贯为之。
表面上，他看起来普通平常安分守己，没有什么危险，大体上是不会让人讨厌的。因为他的老板在葬礼之后不久就问他，“愿不愿意被派往巴黎工作？” 而他的女朋友玛丽也一直在热烈地期待着他的求婚。
但是，他的回应却始终坚定不移地忠实于自己的内心。
他拒绝了老板的升职，因为他觉得实在没有理由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同样的，虽然他也挺喜欢玛丽，也表示什么时候结婚都可以，却并不能确定这种感情是不是到爱的地步？于是诚实地回答她 “也许不爱”，让玛丽很伤心。
我们是不是觉得这个人很傻，至少情商指数太低。
那些大多数人的不加思索去遵守的东西，默尔索似乎总是出于本能地加以怀疑，拒绝像加入合唱那样的应声附合。他对于责任、对于程式化、对于很多俗定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排斥。
不过，默尔索并非浑浑噩噩之人，更不是缺乏共情能力的反社会人格。
小说一开始，你就能发现他对周围事物有很强的感受能力，关于泥土的清香，带着咸味的海风，玛丽的身体都体察入微。
比起工业化的像机器一样运转的社会系统，他显然对大自然那些直觉性的、身体性的东西更敏感。某种对于自我的诚实态度让他无法在适当的时候，在人群中采取合适、有利于自己的态度。
举个例子，默尔索几乎从来不懂得怎么讨好人。在他的词典里，最好的赞扬是 “有趣”。
邻居雷蒙在他眼里，经常会讲几个有趣的笑话，算个有趣之人，所以默尔索乐意跟他交往。
小说故意没有清晰勾勒雷蒙这个人的背景，我们只是从后来的审判，隐约知道，他以给妓女拉皮条为生，对外谎称仓库管理员。
作为社会的边缘人物，雷蒙较少受到形式的约束，要比那些一成不变的老板和同事更有吸引力。
默尔索没有意识到，雷蒙是怀着一点儿目的，来跟他交往的，他希望默尔索能帮自己教训一下不忠的情妇，默尔索替雷蒙代笔写信，引诱那个女人过来，挨了雷蒙一顿暴打，为此还惊动了警察。事后，默尔索跟着雷蒙一起去海潍。
路上，默尔索发现有人跟踪，雷蒙告之跟踪他们的那两个阿拉伯人，其中有一位是情妇的兄弟。海滩上，两拔人互相冲突过招，雷门受伤，胳膊上还被划开了口子。
加缪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 当时法属殖民地阿尔吉利亚，居住在那里的法国人与本土穆斯林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小说中的斗殴含蓄地暗示了这样的背景。
理解这一点，就能明白海滩上的火药味从何而来，为什么牵涉在其中的雷蒙和默尔索从一开始就严阵以待。
原本处事风格上雷蒙冲动，而默尔索的头脑一直都比雷蒙冷静。他无意圈入事端，当雷蒙叫嚷着要取枪把对方崩掉的时候，默尔索为了劝阻朋友，把枪要过来，放到自己身上，表示只有当对方以多打少或者首先量出凶器时，他才会拿出枪来帮忙。
在默尔索把枪主动接过来的一刹那，我预感到了某种不详的气息。
这段关键处，我注意到，小说中反复描写当时阳光是多灼热，给默尔索的生理和心理造成怎样的影响。
加缪写 “ 太阳照得默尔索头晕，睁不开眼睛” 就像 “打了他一耳光 ” 随着形式越来越危急，阳光仿佛成了命运的推手，在每个关键时刻都扰乱着默尔索的情绪和判断力，诱惑他向荒诞的世界宣战。
这样写，一方面是生活在阿尔吉力亚的作家对环境特点的精准捕捉；另一方面，也将气氛渲染得格外紧张，充满宿命。
同时，也为后面的审判作好了铺垫。
加缪曾经公开承认，创作《局外人》受到过美国作家詹姆斯•凯恩的小说《邮差总按两遍铃 》的影响。
如果将这两部同样短小精干的小说放在一起比较，你会发现，这种影响可能渗透在人物设置和语调上，但最集中的还是表现在《局外人》的前半部分。对于事件节奏的把握上，在《邮差总按两遍铃 》中，多处关键的细节都出现了两次，每当读者都以为人物将会逍遥法外的时候，上帝的邮差总会按响第二次门铃。
在 《局外人》中，海滩上的双方对峙到阿拉伯人动粗，就好像有惊无险地躲过了第一次门铃，但紧接着，读者刚刚放下的心又给提上来，因为阳光突然变得更刺眼了，像一把利剑，默尔索很想找一片阴凉的地方歇息，返回又遇见了阿拉伯人。
他就像一个头脑不清醒的被命运之手推着的人。
像很多电影里那种一触即发的场面一样，小说写到这里，每一个动作都不再多余 。
两个人同时把手伸进口袋，进退不过在一念之间，但灼热的阳光最终按响了第二次门铃，默尔索前进了一步，阿拉伯人马上亮出了刀子。
于是，默尔索扣动了扳机，他意识到一切从这时开始了，自己打破了这一天的平衡，也打破了海滩上不寻常的本来给他制造过幸福幻像的寂静，默尔索开了4枪，他觉得，这就像是在他的苦难之门上急促地扣了4下。
《局外人》第一部分，对于整个杀人事件的刻画，示范了一个好故事的写法。
从一开始，就感觉到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要发生，哪怕是流水帐里的日常生活也蕴含着某种异样的山雨欲来的感觉。
在小说中，你可以看到很多突兀的安排，但又处理得非常自然，看到细微的转折，最终一步步导向爆发。最终，当读者的注意力暂时放松，原本平静的局势突然又紧张起来，那个致命的动作迅速发生，一切都改变了。
整个故事在写人物的节奏、速度、控制力上精心拿捏，使得最后一击充满强大的震撼力。
《邮差总按两遍铃》 写到杀人犯归案伏法就戛然而止，而《局外人》继续写下去，并且，把同样的篇幅给了后面发生的故事。
如果说，小说的前半部分体现了完美的叙事技巧。那么后半部，就给了整个故事发酵和回味的空气。让前半部的荒诞意味有了结结实实的重量。
从整个案情看，这其实不是一桩复杂的案子，双方有创伤和斗欧在前，默尔索也缺乏谋杀的动机，所以从现代法律人的角度看，将其定义为激情杀人或“防卫过当致死 ” 都要比 “蓄意谋杀” 离事实更近。
连默尔索自己被关押，第一次见预审法官时，天真地回答 “我觉得我的案子很简单。”
他还不知道随之而来的惊人变化
默尔索的特立独行，那种对于自我的诚实态度在当时的环境里显然是格格不入的。
他甚至在生死关头都不愿用妥协来换取自我保护，这种态度本身，就对秩序井然的外部世界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人们有意或无意地认为，消灭这样来自异端的威胁是有必要的。这样一来，整个案子就注定向愈来愈荒诞的方向发展。默尔索的经济状况当然请不起律师，所以，他接受了法庭指定的律师。
从这位律师到预审法官，再到公审时的检查官，陪审员，他们对案情的真实细节并不关心，相反，他们几乎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默尔索这个人的品行。
他们嘴里说着似是而非的法律词汇，实际上在试图定义默尔索究竟是世俗意义上的好人还是坏人。
由此，本案的焦点奇特地落在了默尔索为什么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哭这个问题上，这样以来，之前小说中出现过的细节都成了重要罪证。比如默尔索把母亲送进养老院，旁人问一时说不清母亲的岁数，他不愿意看母亲的遗容，他在葬礼之后还带女友去看滑稽电影，去海滩……
在检察官的指控中，默尔索成了一个冷血的、处心积虑的谋杀犯，他没有灵魂，没有丝毫人性，没有任何一条在人类灵魂中占神圣地位的道德原则。
法庭上，巨大的电扇和陪审员手里的朝着一个方向摇动的小扇子，构成了隐寓鲜明的画面。
默尔索面对的是整个世界强大惯性的审判，在这个过程中，默尔索并不是没有求生的机会，不断地有人提示他，只要根据世俗的需求，夸张地表达对母亲的哀悼或者向上帝忏悔，在宗教中寻求庇护，他就有可能获得人们的谅解，有可能从坏人被救赎成好人。
但是默尔索拒绝预审法官让他皈依基督教的提议，当律师追问他对母亲的看法时，他说 “ 我可以绝对肯定地说，我是不愿意妈妈死去的。” 但律师听了这话并不高兴，他说 “ 这么说是不够的！”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外部世界对于怎样才是“足够的” 这个问题，答案是千篇一律，高度趋同。
就连律师的辩护里也充斥着与检方异曲同工的刻板言词。律师把重点放在默尔索的灵魂上，说他是一个循规蹈矩的职员，一个正经人。
在公众眼中，一条严密而荒诞的证据链已经构建完成，对于评审团而言，轻松地做出一个已经众望所归的裁决，进而通过此案教化社会风气。维护现有的公共秩序，原比卷入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更为容易，因此，结局可想而知，默尔索被判处死刑。
局外人_ 加缪
从法学的角度看，《局外人》讲述的这个故事，以及其中对审判过程翔实而逼真的描述，完全可以成为揭示现代司法制度悖论的经典案例。
你能看到，在审判过程中，概念是怎样一点点被偷换的，真相是怎样渐渐被模糊的。
加缪在1955年美国版《局外人》的序言中，将小说的深刻含义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他说：“ 在我们的社会里，一个人在母亲葬礼上没有哭，他就会有被判死刑的危险。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他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的局外人，默尔索不愿意美化生活，他怎样想就怎样说，他拒绝为他的情感戴上种种面具。于是，社会立刻觉得受到了威胁。
他远非麻木不仁，有一种深层的激情让他充满活力，因为这激情是有一种具有否定性的真实，存在和感受的真实。
加缪的这些话，对于理解《局外人》，尤其是它的后半部至关重要。这是由于默尔索那种深层的激情，我们才在后半部分里看到两条线同时并行。
一方面，审判在外部世界按部就班地推进，默尔索被人们推向死亡；另一方面，沿着跟外部世界完全相反的方向，默尔索的内心反而越来越平静丰富。从肉身走进监狱的那天开始，他的心灵反而渐渐从牢笼中走出去，他的思想要比很多在监狱之外的人更自由。在这里，加缪借一个将死之人的视角，从心理学和哲学层面探讨死亡时刻、生命长度、生存意义这些终极问题。
这条哲学思考的线索完全不受外界影响，是高度个人主义的。在监狱里，默尔索觉得时间连成了一片，他在这片时间的海洋里，感知生命的意义，当马路上的大部分人都过得浑浑噩噩，整齐划一时，他却在黄昏的囚车中闻到夏季傍晚的气息，听出这座他所热爱的城市，听到在这个曾经让他心情愉悦的时间里，所有熟悉的声音，享受着孤独的感受力带给他的幸福感。
他观察着那些审判团的人，冷静的等待他们的审判，深切地体察到所有这些流程的荒诞，当他拒绝上诉，拒绝神甫的怜悯，甚至把神甫气得发抖时，我们很难不被默尔索这种清醒执著而震撼。
在那一刻，也许每个只能在生活中随波逐流的人会感到默尔索其实正在天空中自由飞翔，而真正被关进囚牢的反而是监狱外的芸芸众生。
现在，我面对着这个充满了星光与默示的夜，第一次向这个冷漠的世界敞开了我的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融洽，觉得自己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
我期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前来看热闹，他们都向我发出仇恨的叫喊声。
默尔索以充满尊严的特立独行的方式，实现个体意志对群体意志的反抗，并且在戛然而止的人生中获得了许多完整人生都难以体会的幸福感。
这当然是荒诞的，也是蕴含着巨大力量的，在一个简短的结构如此完整的故事里，将这种荒诞哲学表现到极致。
写在最后
小说的结局，默尔索死于他的“另类”，他太忠于自己，太表里如一，不懂得融入圈子，屈从外部规则。
同时，我们也直观地看到，人类群体的愚昧，乌合之众的效应，道德对法律绑架、法律系统的荒谬，个人在集体面前迷失等问题。
这是个并不复杂的故事线，作者把蕴含虚无主义，存在主义的核心理念，以反抗的方式面对荒诞世界，同时用通俗、具象、特别的形式呈现出来。
理解小说主人公，要把作者生平经历和成书时代放置在历史背景下，当时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弥漫，社会秩序、公序良俗都是危险混乱的，人们在不安和绝望中生活，加缪11个月大尚在襁褓之中，父亲就死了，孤儿院的经历等等对他的人生价值观有重要影响。
所以，《局外人》写的是人在荒谬世界中的孤立无援和身不由己，默尔索的“无所谓”态度体现了存在主义者面对世界所采取的无声抗争。
我虽然改变不了什么，但我知道自己不妥协什么，我不与你们同流合污，我就是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书中多次出现“异己”这个词，消灭“异己”似乎是从人类文明开始就有了，新旧思潮的争端，打破秩序的进步，都会有坚持真理而不妥协的“异己”被送上死亡的祭台。
布鲁诺因坚持和发扬哥白尼的“日心说” 被残忍火刑， 苏格拉底受审入狱，拒绝信徒的营救，坦然接受死刑…… 世上有许多真知，是需要坚守和捍卫的。
“知其不可而为之” ，偏偏有种 “大无畏”的精神，这是加缪赋予书中主人公默尔索平庸里的动人之处，因为他做了大部分人都不敢去做的选择。
人生在世，永远也不该演戏作假。
我知道我不需要什么，我享受当下的真实
当然，芸芸众生中的你我，并不想成为英雄，作为独立的个体，也不可能完全脱离于群体，做个纯粹的局外人，两手一摊，什么都无所谓。
但我们，通过对本书的反思，是不是可以，在共同遵守的秩序中，也警惕着决不人云亦云，众口铄金，保持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人既需要有与集体的融入，也要有相对的疏离，这也许就是入世与出世的动态平衡吧。
《局外人》是加缪早期的作品，完成的时只有26岁，年轻而富有战斗力，即使是写一个随意疏离的小职员，也穿插很多的个人思考、愤怒甚至坚持，有股子抗争的决绝。
待他年岁渐长，到后期的《鼠疫》，作品就表现得更成熟和包容，有了从容面对，除了上述哲学思想，会告诉你将如何面对这个荒诞的世界。
每个人的一生，从童年开始，走过青年、迎来中年和老年，随着年龄的增长，也逐渐消磨了个性的棱角，学会与复杂的社会适应相处，与戏谑的生活握手言和。
其实有时候，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面对某些诱惑而又虚伪闹局，做个清醒的局外人，没什么不好。
2022-10 风铃
《 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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