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从物理学上来讲,能量就是能量,无所谓正负。曾几何时,那些空洞的励志、违心的赞美,都被冠之以“正能量”。而但凡尊从内心,表达些真实的感受,调侃下自己,都被说成是“负能量”。其实,我们是社会的边缘,是“多余的人”,哪有什么能量?被无端扣上“负能量”的帽子,真是抬举我们了。
这年头,口头上的正能量大多,往往说一套做一套,没意思;心灵鸡汤也太多,那种肤浅的励志,让人觉得反胃。闲来无事,抑或夜不成寐之时,就想写几句消极低落的话,做曾经沧海状,做参透人生状,倚老卖老,聊以自慰,也给大家提供些“负能量”,免得太多昂扬的东西把我们的生活填满,把我们的神经扯断。
生活需要妥协。所谓融入,就是“成功地将自己的内心与自己的现实分离开来”。否则,就会被主流社会边缘化,成为尴尬的“第六个手指”。契诃夫1911年的剧作《三姐妹》,对此有冷静而深刻的描写——
《三姊妹》,娥尔加、玛莎和衣丽娜。她们的父亲是一位死去的将军,她们哥哥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大学教授。她们活着,没有理想,只有梦想,那就是去莫斯科。莫斯科是她们童年美好时光的证词,也是她们成年以后唯一的向往。她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等待着,岁月流逝,她们依然坐在各自的椅子里,莫斯科依然存在于向往之中,而“去”的行为则始终作为一个象征,被娥尔加、玛莎和衣丽娜不断透支着。这个故事开始于一座远离莫斯科的省城,也在那里结束。
《三姊妹》似乎是契诃夫内心深处的叙述,如同那部超凡脱俗的《草原》,沉着冷静,优美动人,而不是《一个官员的死》这类聪明之作。契诃夫的等待犹如不断延伸的道路,可是它的方向并不是远方,而是越来越深的内心。娥尔加在等待中慢慢老起来;衣丽娜的等待使自己失去了现实对她的爱——男爵,这位单相思的典型最终死于决斗;玛莎是三姊妹中唯一的已婚者,她似乎证实了这样的话:有婚姻就有外遇。玛莎突然爱上了中校,而中校只是她们向往中的莫斯科的一个阴影,被错误地投射到这座沉闷的省城,阳光移动以后,中校就被扔到了别处。
跟随将军的父亲来到这座城市的三姊妹和她们的哥哥安德列,在父亲死后就失去了自己的命运,他们的命运与其掌握者——父亲,一起长眠于这座城市之中。安德列说:“因为我们的父亲,我和姐妹们才学会了法语、德语和英语,衣丽娜还学会了意大利语。可是学这些真是不值得啊!”玛莎认为:“在这城市里会三国文字真是无用的奢侈品。甚至连奢侈品都说不上,而是像第六个手指头,是无用的附属品。”安德列不是“第六个手指”,他娶了一位不懂得美的女子为妻,当他的妻子与地方自治会主席波波夫私通后,他的默许使他成为了地方自治会的委员,安德列成功地将自己的内心与自己的现实分离开来。这样一来,契诃夫就顺理成章地将这个悲剧人物转化成喜剧的角色。
娥尔加、玛莎和衣丽娜,她们似乎是契诃夫的恋人,或者说是契诃夫的“向往中的莫斯科”。像其他的男人希望自己的恋人洁身自好一样,契诃夫内心深处的某些涌动的理想,创造了三姊妹的命运。他维护了她们的自尊,同时也维护了她们的奢侈和无用,最后使她们成为了“第六个手指”。于是,命中注定了她们在等待中不会改变自我,等待向前延伸着,她们的生活却是在后退,除了那些桦树依然美好,一切都在变得今不如昔。
这城市里的文化阶层是一支军队,只有军人可以和她们说一些能够领会的话,现在军队也要走了。衣丽娜站在舞台上,她烦躁不安,因为她突然忘记了意大利语里“窗户”的单词。岁月流逝,青春消退,当等待变得无边无际之后,三姊妹也在忍受着不断扩大的寂寞、悲哀和消沉。
“成功地将自己的内心与自己的现实分离开来”——活出这样的境界,不知需要多少的人生历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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