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1-1 七十八课
古文经典交流学习群 郭老师
郭志强，1996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 ，中学高级教师，曾任《中学政史地》编辑部主任。
4.12子曰：“放于利而行，（则）多怨。”
语音整理
我们今天来继续共同学习《论语·里仁篇》的第12章。子曰：“放于利而行，（则)多怨”。
目前看到的论语，关于这一章有两个版本，通行版是“多怨”。而古版本呢，多了一个“则”，“则多怨”。
我觉得这个古版本应该是正确的，因为加了一个“则”，前后的因果关系就更加明确了。现在通行的版本，估计是在传抄的过程中给漏掉了。尽管是漏掉了，但是并不影响它的含义。
我们回到文本上来看，“放于利而行”，这个“放”，一般解释都是依据、按照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呢，这个“放”应该是一种动态的，是一种过分强调的意思。
简单的说，就是唯利是从，一切以利益为先。或者简单的说，一切都向钱看。动不动呢，都先谈利益，无利不起早，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在孔子看来，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多怨”。
这样一来，那这一章的意思就很明确了，就是孔子说，一个人如果唯利是从，一切从利益出发，就会招致很多抱怨。
这种情况呢，在我们身边会经常碰到，如果某个人自私自利，一切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好处自己先得，那这样的话呢，肯定会招致周围人的抱怨。有时候抱怨可能还是轻的，还可能招致恨，就是因怨生恨。抱怨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产生了仇恨。
这一章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当然没有问题。但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论语》是孔子教育自己学生的一个对话录，它是给读书人看的，是给君子看的，或者明确的讲，是给统治者来看的。记住了这一点，单纯的这样理解呢，就格局有点小了。
那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段话，我们会发现它省略了一些词。我们尝试着给他补充一下，就是“（君子)放于利而行，（则民)多怨”。也就是说，一个统治阶级，你如果让自己政权的运行是从利益出发，那么就会招致百姓的抱怨。
这个“放”仍然是过分强调的意思，就是你作为一个统治阶级，本来应该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但是呢，出于个人的私心而过分强调自身的利益。
对百姓是横征暴敛。结果是导致民怨沸腾。甚至呢，会葬送政权。比较突出的例子，那就是秦朝。始皇帝统一以后，大修宫殿和皇陵，这中间花费甚多，所以赋役很重。正像杜牧在《阿房宫赋》里所讲的那样，“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
本来是统一以后人心思定，渴望统一。但是结果呢，是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致使百姓起义反抗。“一复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而为天下笑。”因此秦朝就很快就瓦解了。始皇帝的梦也仅仅做了两代就宣告结束。
一个国家是这样，那一个团体呢？一个企业呢？同样适用这个原则。如果过分的强调金钱的价值，一切从利益出发，就会招致抱怨，甚至呢，会出现激烈的对抗。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不能因为孔子的这句话，我们就认为孔子呢，是反对物质激励，金钱刺激的人。在孔子看来，适当的这个金钱奖励、物质刺激还是有意义的。比如子贡呢，有一次从齐国赎回了几个鲁国的奴隶。根据当时的政策，这个鲁国政府应该给子贡一定的奖励，但是这个奖励子贡就拒绝了。孔子知道这件事儿以后，反而去批评子贡。说我们鲁国穷人比较多，那如果你不要钱，那别人以后也不好意思要钱，那你拒绝了奖励，那本来有些想去赎奴隶的人呢，由于金钱上的花费，他也没有什么动力，也没有什么能力，这样造成的结果呢，就是有些奴隶反而没人去赎回。那些鲁国人在外边继续遭受痛苦。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孔子他真正的态度就是适当的激励，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达到了放的程度，也就是过分强调利益，唯利是从，那就会产生出怨恨。
所以呢，后来孔子在论述义与利的相互关系的时候就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有了正确的一个义利观，能够让我们与周围的环境相处更加和谐。
杨伯峻注解
孙中兴详解
这章是孔子专门谈“利”。
孔子说：“如果在上位者什么事情都看是否有利才去做，这样会招致在下位者的抱怨。”
这句话应该省略了一组相关的主词：前一句省略的主词是指“放于利”的“在上位者”，下一句省略的主词是“多怨”的“在下位者”。
“放”，朱子说要念“上声”，就是“仿”。从孔安国开始的古注都说是“依也”。黄式三说得最详细：“《说文》‘放’本训‘逐’。驱逐、追逐皆为放。放利，即逐利也。放纵、放弃之义亦从放逐引申，今读去声。依放之放今读上声。或作‘仿’字，古无是分别也。”
“利”，只有刘宝楠有解释：“财货也。”可是《易经·乾卦·文言》早说过“利者，义之和”，强调的是利要注重适当的分配，并不是必须避之唯恐不及的东西。
“怨”，《说文》说是“恚也”，“多怨”，朱子说是“多取怨”，戴望说是“怨刺上政”。
许多古注都是照字面解释，并没有把这句话的背后原因说明白。朱子引用程子的解释说：“欲利于己，必害于人，故多怨。”这种解释把“逐利”都解释成一种“零和游戏”，我多你就少，你多我就少。这是把“利”当成“私利”所造成的后果。
再说，孔子也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篇》4.16），如果这两章合起来看，邢昺就说“此章恶利也”，后人也多半持同样的看法。
其实，孔子对于“利”的更完备想法应该是“见利思义”（《宪问篇》14.12）或“见得思义”（《季氏篇》16.16、《子张篇》13.1），也就是要拿“义”当成对“利”的最终行事的判准。这应该从孔子说过的“义之与比”（《里仁篇》4.10）来看才对。也就是说，孔子排斥的是“私利”，并不是“公利”或“共利”。
孟子在初见梁惠王时，梁惠王也期待孟子能提出“利吾国”的计划，可是孟子回答要更重视更根本的“仁义”，因为：“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另外类似的想法可见《孟子·告子下》）。孟子其实也是顺着孔门强调本末先后顺序，以“仁义”为本为先，以“利”为末为后，很可惜背后人误解为“要仁义不要利”的死胡同。
荀子说得更清楚：“义”和“利”不可偏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能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荀子·大略》）。荀子此处的说理更为清楚，承继着孔门“先义后利”的一贯之道。
孔门之外也不乏对“共利”的探讨： 庄子强调过“共利之之谓悦”（《庄子·天地》）及“与民共利”（《达生》），《穆天子传·卷一》也主张“与民共利，以为常也”。这和孔门说法并没有差异。
“美利”之说见于《易经·乾卦·文言》：“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这些都从正面来看“利”，所以称为“美利”，特别是以天下为念的“利天下”的重要性。相对于孔子本章的只言词组，应该是要更受到重视的。
此章的弦外之音应该是：在上位者能以“美利”利天下，让大家同享“共利”，以义来调和人民的利（利者，义之和），还会有人抱怨吗？
我们应该从这样正能量的角度来读《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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