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扬鸿
多日不见，甚多思念，不知先生近况如何？惟扬鸿不才，承先生赏识，邀于阁中会谈，自知略有微才，见道甚浅。先生谦恭好学，不以年龄悬殊而加雅重，称扬鸿为老师，扬鸿心性狂躁，睥睨长辈，不及先生道行之高。闻先生至论，五情愧赧，惟于儒经浅尝辄止，岂若先生体悟之深！甚矣，鸿之自傲也，以玄儒自诩，一经尚不通，而况玄儒哉！遂购四书五经、《道德经》、《南华经》深读，欲修身养性，以补吾道之缺。当时自以感悟多矣，而实悟道甚浅，仍存骄浮之心，未至平和之态，妄谈古今，妄作他想，悖逆大道，致先生之怒，而失望于鸿，厉言责鸿。而鸿仍持己见，未悔所论，不纳先生之言。此鸿执见之锢，一以悖正理，二以失先生厚望。鸿虽熟读《大学》，而于大学之道茫然不解，久与先生断联。夫狂躁之心，鸿非不知，奈修道甚浅，不能骤改，鸿今当刻苦修炼，力改精进，以成贤圣之德。 然先生之言亦未必尽然，鸿论洪秀全与曾国藩，而先生责鸿曰：“邪知邪见，一派胡言！何谓君子绝四，陶君先明之，再妄议不迟！”孔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鸿岂不知，尚难达也，鸿秉公正之心以论洪氏，何尝胡言？至于诟曾氏太切，则失于偏激。先生观鸿《论俄国总统普金之出兵乌克兰，中国也要攻取外蒙古、越南》文，而劝鸿勿入魔道，要克己复礼，则天下归仁，曰：“观此等癫狂文章，有辱儒眼。若陶兄视吾为友，宜先闭关三月，独善其身，善自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三月之内，不复观陶君之文。‘使骄且吝，其馀不足观也已。’”鸿日读圣贤之书，必不忘孔孟之道，圣贤之教，此乃曩日所作，实欲复兴华夏，炽诚之心，天地可表！兵不血刃，乃行王化，岂敢违仁？此亦一时妄语，今则无之。
先生又谓鸿曰：“文化，文化，汝夸夸其谈、长篇大论，可所云无非文耳，化之大义，汝知之乎？君子绝四，格物致知，汝真明其义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汝又知之乎？劝陶君尚未明明德之前，宜多静心读书，读懂四书五经，再妄议不迟。君子朋而不党，犹整日谋立文艺集团，与小人儒何异哉？徒使仁者嗤笑，令末学痛惜！”文艺集团，鸿思建久矣，岂为私哉，实欲为中华文化复兴尽绵薄之力，昔唐宋大家韩愈、欧阳修亦结文社，伏尔泰刊百科全书，复兴古文，启蒙思想，昭垂千古，心甚慕之，鸿不才，窃欲效三贤所为。君子朋而不党，是也，然君子之欲行志于天下，岂独身可为哉？建文艺集团者，所以广结良朋，以期共成大业，而先生何以不知余心也！（昔为文艺集团，徒为文而已；今改为儒家文艺哲学，而有志于道也。）
鸿论曾国藩曰：“曾扶清伐太平军，杀汉人甚众，良心亦觉不安，虽位极人臣，内心却甚苦，无复为满清画久安之计。暮年，清廷令其理天津教案，与洋夷妥协，愈受士林非议，诋为卖国贼，羞愧而死。效力满清，镇压反清汉人，保满清不亡，延满清数十之祚，而终受满清猜忌，不得志以死，岂非报乎！当然，曾亦有功。人多以曾剿灭太平天国为功，其实罪也，德人俾斯麦曰：‘以戮同种人为耻’，助异族屠戮同胞，犹为功乎？曾之功在其找出尘封甚久之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书籍并推行于世，顾王等人著作皆有甚多反清复明之思想，重夷夏之防，为后之革命党反清提供思想武器，一也；首办洋务运动，推动工业，现代化，二也；创建湘军，壮大汉臣之势，汉臣之地位自此愈高，满清不得不倚重汉臣，曾死，而淮军首领李鸿章代之，李死，而北洋军首领袁世凯代之。至于袁世凯，联合革命，推翻满清，易如反掌。”而先生曰：“反清可以，然灭王道乃大罪，诋毁抹煞或贬低古圣先贤、引入西方低级思想、破坏礼制道统乃大罪，俾中华文化断档或失传乃滔天大罪！陶兄文章戾气太盛，前日见汝一会鼓捣成立所谓文艺集团，一会要收复越南、外蒙，一会欲与邪教徒洪秀全翻案，才华确实横溢，惜独横溢而已，此等修为见识，实在不配称儒，劝君莫让仁者叹息。”甚矣先生之不解鸿也！鸿为洪秀全正名而已，何来翻案哉！鸿以为近世之人非美化洪为革命英雄，功齐日月，即丑化为暴君邪魔，罪过丘山，非黑即白，鸿窃为不取也！所论皆偏，鸿欲折中其间，客观论其功过，鸿以为洪之反清，顺民心之怨愤，举复汉之大旗，义之至正者也，故宜褒之，至于反儒毁佛，鸿亦不敢苟同，其残杀功臣，暴虐独裁，宫馆是营，淫乱无度，鸿亦责之！而或以洪氏腐败甚于满清，天国统治，其祸更甚于清，鸿以为此乃以成败论英雄，甚为不公也！而疾俗儒颂扬曾国藩，而诋毁洪氏反清之举，故有时而更赞洪，欲以驳彼颂曾之谬也！曾国藩，洪秀全之争论，至今犹未定也。曾氏者誉之则为圣贤，毁之则为民贼，扶满清而戮同胞，借洋兵而剿汉军，是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疾也，仅此一罪，千古骂名定矣！宜褒少而贬多也。洪氏者誉之则为英雄，毁之则为暴君。近世之人谓其崇天主教，而毁儒道，是欲灭我中华文化也，是大不然！夫中国之文化早已被满清破坏殆尽，道统已为满清所篡，洪氏不利用外教，何以驱动汉人反清乎？且儒学于清已成为维护其统治之工具，洪氏之反儒也，实欲以反清之统治耳，如亦尊儒，则必要维护满清之统治，而洪氏安能为之！人皆罪洪氏之崇天主教，独不见元末之红巾军，明太祖亦以明教起家，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乎？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之著作皆为满清所禁，而洪氏未之见也，不用上帝教，则当用何学作为思想武器？且乎洪氏之反儒非真心反儒也，洪氏末造，亦回归儒学。太平天国诸王，如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皆有儒门之风，爱民如子，使彼等功成，愈于曾胡李远矣！道脉已为满清所坏矣，反不如洪杨之反孔，得正道脉也！洪氏虽未灭清，而汉族士大夫从此崛起，掌清之军，执清之政，曾氏扶满清于大厦将倾，而袁世凯不能救清于四面楚歌，内应革命而推翻之，易如覆手，实以速清之亡！鸿以为，洪氏宜功六而过四也。先生误解，乃以鸿为捧洪。至于鸿之好高鹜远，持论多偏，见道不全，心态浮躁诚鸿之病，必当改之！（或有民族意识，而无文化意识；或有文化意识，而无民族意识，皆非纯正。洪秀全有民族意识，而无文化意识；曾国藩有文化意识，而无民族意识。岂可是曾而非洪哉！） 后王叔劝鸿之佛寺修炼，以去此浮躁之心，鸿从所劝，于无锡石村古寺修炼七日，而欲破除我执，亦思闭关数月，潜心静修，以成圣贤。今略悟大道，兹述于下（虽曰悟道，其实拾人牙慧，一己知见耳，以今观之，犹未深入也。道之广大精微，非有穷大极深之功，奚敢言悟哉！）：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鸿以为，夫道者，不可言也，可言非道也；名者，不可形也，可形非名也。老子曰：“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鸿以为，宇宙之前，本无一物，名者，实之宾也，既无物，何得有名！万物皆生于有，有生于无，故谓无名为万物之始也。既有物，而后名生焉，则长之育之，蔓延之，为之母也。或难鸿：“‘既有物，而后名生焉’，则物先而名后。‘无名万物之始’，依前一句，无名之前，应尚有物。‘宇宙之前，本无一物’，然则宇宙之前必有物失之，又在物之前，此物为何？” 鸿答曰：“宇宙之前，人孰知之？不可言也。夫道者，包揽宇宙，岂可言乎？道无处不在，其大者包宇宙，其小者入毛发。其上者腾浮云，其下者舔屎溺。其至刚者为阳，其至柔者为水。其可触者为体，为质，其不可触者为气，为魂；其可观者为物，为肉，其不可观者为心，为神。”甚矣道之难言也！（老氏之言，今不敢同也。若以有生于无，无自何生？当时有人疑问，余不能答，而余以道不可言敷衍之。及读王船山《周易外传》，而悟道器一元，天地无始终。道不虚生，必与器俱；物非后有，本自不息。岂有创生者于其先乎？） 鸿观智伯、宋偃、齐闵、王莽、希特勒皆有超拔流俗之才，远逾常人之智，尝煊赫一时，霸视天下，鞭挞群雄，当其功业盛极，威莫与二之时，忽败不旋踵，身死国乱者，何也？是用智不以其道，自恃其智而不知止，以智凌人，招众人之疾也。圣人知智之不可滥用，知韬晦之术也，知休养之方也，知适可而止之机也，故立道德以约之，正心修身以调之，行中庸以克之，而能善始善终，成其大功，遗泽后世也。老子曰：“大智若愚”，知道之言也。凡恃智以行事，逞智以显能，鲜有不昏聩而败政，骄矜而招众疾者，诚取祸之道，不可不诫也。恃智不知止，必累于小；能智亦能愚，斯可谓大。小则速亡，大则长久。 鸿曾云今之所谓国学大师、新儒家实多以西学释传统，而鲜有以传统释传统者。以西学释传统，则难免乎曲解，以传统释传统，亦为时代所限。欲超越西学与传统，以世界之眼光诠释传统，方能不为西学传统所蔽也。后觉有些东西不好解，解释愈多，反而愈乱，恐失其本。吾人须用身心体认。对于经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释多岐义，而纷争来矣。夫以朱子之贤智尚遗谬于四书，何况以下乎！古今悬殊，古人之语，非吾人轻易可解。用心体悟，切勿徒恃逻辑推理，徒恃逻辑推理，则成偏执，所谓一叶障目。惟有存心尽性，方能成就大学也。（对于经典，一靠训诂，以知其音而辨其字义也，此初学者；二靠思维之理解，以客观之理解其深意也，然犹“以我眼观物”，一叶可障目也。终只近其意，而不能尽其意，不可言悟。则须体认之功，所谓体认者，设身处于其中，加以主观之感受，不存经典与我之隔，则圣贤与我为一体也，圣贤之言犹我之言也；读其书而践于行，加以切实之体验，经典即我之生活，圣贤之言为我之所行，圣贤不过言我所行之理，岂有不尽其意而参悟大道哉！） 鸿以为世本无书，有文字而后有书，文又格物而生。圣人著书原不得已为之，常人著书则刻意为之。圣人之著书也，以礼乐崩坏，世风日下，欲以弘扬大道，救人心，正风俗，恐世人不明，远人不闻，故立言以表之，修书以传之。圣人之著书，意诚而心正也。若夫常人著书，多图名利，藉以身重天下（所谓著作等身）名垂后世，则其著书，意矫而心浮矣。 书在精而不在多也，若不指其要，存其精，虽多何益？徒废笔墨纸张耳！老子《道德经》仅五千言，其辞虽简，而含义甚广；其言甚约，而寓意颇深。因此昭垂万世，至今不朽，是指其要，存其精也。后世学者著书百万言，乃至数百万言，而远不如《道德经》，冗长而不精，繁多而失要也。老子谈道，五千言尽矣，今人论道，数百万言而不能明，是何彼言之简而今言之繁，彼言之广而今言之狭也，岂不以繁冗而害其文，名利而撄其心哉！（夫古人之文简，亦有不得已者，古以竹书，书写颇难也，则有节；而竹简不多，书亦不足也，则有省。固其言约而旨远，辞简而意富也，然后人读之，则不易明白，须反复玩咏，方能理解其意。后之文繁，以纸代竹，而书之易；物用有余，而书之多。非仅圣庸之别，亦有古今之异也。文固尚简，简而易记，繁则乱目。然语上士，支言可使其明；于中下之人，不多用譬喻以象之，多用理论以析之，则如闻天音也，则言不得不多。简固至矣，而须能约，不能约则失于单薄；约固上矣，亦须能晰，不能晰则难语中下。新儒家牟唐学西哲清晰之思辨，以使圣贤之学，常人亦有门可入，未可非也。然则文非以崇简，乃以尚约；学非以尚约，乃以致明。其简者厚其实功，其繁者去其赘语。不使愚惰者喜短而畏长，智傲者临深而作高。）
圣人慎于立言，孔子曰：“吾述而不作。”（易曰：“作之者圣，述之者明。”孔子述而不作，然则孔子非圣乎？述而不作，圣人之自谦也，圣人以述为作也。六经，先王之遗作也，然繁而不齐，多而存芜。圣人削其繁以归其约，去其芜而存其精，使学者便于阅览，而六经若赫日之当天，普照万世而不易也。孔子以述为作之功，乃贤于尧舜。）非不作也，语曰：“作法自敝。”恐自作而贻误世人也，故圣人之著书也，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彼之道，自然之道也，彼之作，顺自然而作也，岂敢私心创作，故其学说圆满深透，后儒妄释其义，以为己用，而有末流之弊，此非圣人之过也。孟子、荀子早年皆遑遑无暇著书，至晚而有书。余尝思著书，期以名闻海内，今而不敢著矣，亦恐发谬论而贻笑大方，误导世人也。 圣人著书为传道也，今人著书多为谋利。以金钱奖励学求，是戕害学术也；以商业传播书籍，是亵渎书籍也，今之世，则其然矣！学术之败坏也久矣，作政治之利用，成商业之附庸也。 著书之繁莫过今，而鲜有益于身心者。缘乎彼辈多为谋利求名，而传道者希。子曰：“修辞立其诚。”著书须发自诚心，不可存名利之念也。呜呼！名利之念浮于人心，而欲求经典一阅，岂可得哉！书之繁，是道之衰也。 （初民亦若禽兽之嗷叫耳，不知言也，已而有言，言以表意交流也，而只能令近者闻之，不能使远者知之；又使今人闻之，不能使后人知之。有意欲表，而或忘之；言不通，则无以达之。则发明文字，以使吾之言远播久传，远人后人亦能与闻。记吾之想，而思虑有序；书吾之意，则言语可通。弥书弥多，则成书，书者，总结吾人之言语思想，以使读者览之有头绪也。字以通文，而文交内外；书以载道，而道贯古今。人类之文明，赖书籍而发展至今，则书之为功也巨矣。然书多则乱，上古通文者希，惟圣贤著书，故多以载道成业，精而少秽；而后世，使中下之人亦能通文著书，无怪其繁而多芜也。非可以罪书之多，著之者贤愚不齐也。然则欲整顿学术，消秽书之害，删之不可也，删而复作；焚之亦不可也，焚而有存，然则何以整顿乎？惟有正风俗，弘圣教，多发扬经典，提高民智民德，俾其乐此而去彼，则秽书之害或可少息矣。） 鸿以为文以气为为主，孟子所谓“浩然之气”也，“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辨”（苏轼 《潮州韩文公庙碑》 ），至大至正。古之善为文者，必先养其气，气得足矣，而作文则举重若轻，顷刻而就，自然天工。文采词藻不过末技，常羡韩退之文起八代之衰，其能炼浩然之气，擅雄健之辞，文采或不及建安诸子，南朝各家，至于气势，则八代之冠也！文与道合，气与理融，故能名垂千古，为百代文宗！岂易及哉！岂易及哉！ （余今以为浩然正气固大矣，而不及天地之元气，元气者，太和之气也，其为气也温，凡为生物者共养；其用气也润，而有血气者皆亲。文有太和之气者，六经论语之书是也，虽平淡如布帛菽栗，而人皆得其理，而忘其气，此文之至也。孟子之文浩然正气，使人读之而气壮；庄子之文雄浑奇气，亦使人读之而神振，有觉也，则文之次也。下之韩柳二苏，徒以气势磅礴震人，固迥出庸常，而不可视以圣贤也。子曰：“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斯得乎下。”则欲成大家者，岂徒师唐宋八大家之文乎？六经论语方为文之上也。文之理气不二，理以充气，气以达理。韩愈气有余，而惜其理不足，故士人崇之，而圣贤不取焉。余昔为文亦尚雄奇，今多沉潜于圣贤之书，而务使文醇正。） 鸿以为执见，人之锢疾也，惟圣人能破除执见，不为一叶所蔽，不外物所惑。常人以我观物，圣人以物观物。以我贯物，则偏而暗；以物观物，则公而明。常人以我为我，圣人以万物为我。以我为我，是与万物对立；以万物为我，是与万物为一体也。老庄言无我，孔子亦言毋我。无我，非不存我也，欲包容万物以成大我也。（老庄之无我与孔子之毋我相似二实不同，老庄之无我，忘我以得至乐也；孔子之毋我，不私我以遗万物也。）何为圣人？孔子所谓“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 。”然此犹非至高者也，尚有神人在上焉。何为神人？圣人虽道德才能冠世，达人之极致，然尚为凡胎肉体，身在人世间。神人则超越尘世矣，炼就金刚不坏之体，不畏水淹火焚，能御风而行，挥斥八极，脱万物之桎梏，邀游于天地之间！（圣人，人极也，有志者希之，至于神人缥缈，庄子有谈，然不可妄言也。）
鸿以为道家表虽至柔，实含至刚。敛之则为老庄清静之道，发之则为申韩惨刻之法！以不变应万变，以无为作无不为！譬犹太极拳视之柔和缓慢，而一招击中，即可致命！其以柔养刚，以柔克刚，或外柔内刚，以守为攻。于守之时蓄足力量，然后予敌人沉重一击！其不求多胜，只求大胜，如吴子兵法有云：一胜者帝，二胜者王，三胜者霸，四胜者亡。如越王勾践忍辱二十年，积蕴力量，一战而擒吴王，雪会稽之耻！汉高之于项羽亦然，项羽刚强，百战百胜，汉高柔弱，屡为所败，而汉高善守，终能败而复起，更积多力以对项羽，而项羽不胜其扰，垓下一战之胜遂灭项羽而成帝业！岂非师道家以柔胜强之法哉？（道家以柔胜强，师水之术也，水不可以胜刀火，而积之深则可溺虎狼，发之大则可淹三军，险矣哉！然可对枭雄，不可以当圣人也，汉高以此灭项羽，若与汤武角逐，则汉高成禽矣。圣人之道，明贯日月，夫岂水火之术可以胜哉？） 鸿以为为宇宙之前乃一浑沌，浑沌死（开也）而宇宙生，宇宙生，而有天地，有天地而后有万物。（此引老庄之意也，然宇宙之前，孰知其极。天地始者今日是也，何能臆想始之前为浑沌？天地终者今日是也，又奚可计测死之后为虚无？道者，天地之用，非先天地而生也；物者，天地之象，非天地开而后有也。圣人不计天地之始终，而尽性以合天地之德。）宇宙赖以运者，气也，可感而不可见，可言而不可名。夫气者，屈伸往来盈虚之机也，辅持宇宙发育万物，至静至柔，故能通于天地之间。气有屈伸，物无生灭。无物非气之所化，聚则为物，散则为气，奚有乎有无之分，死生之别哉？气者，体之分也；体者，气之合也。气行天地，通内外，泽万物，随众生。气可集为体，体可化为气。知此道，而知物无始终之分，实乃循环；天地无内外之别，实为一体。气如阴，体如阳，阴卦生阳卦，阳卦变阴卦。一阴一阳之谓道，非阴阳为道，阴阳屈伸变化为道也。 庄周梦蝶，蝶梦庄周表明物化，无物我之别。圣人之精神能感应天地宇宙，个体束缚于俗世，而精神超越于太空，邀游于天地。庄子谓逍遥游乃精神之绝对自由，俗世之自由，有待也；精神之绝对自由，无待也。庄子之文如天马行空，可见其精神之绝对自由也。个体无绝对自由，而精神可绝对自由。圣人知此道，故不觉天之高，不觉地之大，亦不觉万物之多，天地万物似与我同体，天犹吾之首，地犹吾之足，日月犹吾之目，风雷犹吾之声。常人不知此道，以天甚远；圣人悟此道，以天甚近。其实天无远近之分，在人之所感耳！ 庄子云：“吾身非我有，是天地之委形也，天地之委锐也。”吾身是天地所形成，万物所养育，吾身含天地之灵气，有万物之泽露。知此道，而以我为万物，万物为我，故无物我之别，死生之分。我为天地生，又归于天地。 鸿以为有不能用逻辑推理者，逻辑乃公式，二元化者，而世间万物乃相生相克，并非对立，西方哲学总以为对立，偏矣，世界大战之惨剧，由彼对立所致也。西方哲学，其于术数甚高矣，于万事万物皆析之甚精，言之甚明。而其精者亦其偏之所致，其明者亦其蔽之所在。偏于方术，则不知大道之全；蔽于肤表，不达神化之妙。彼以人心观物，不能以道心观物也。以人心观物，则锢于小己，而万物与我相对，是外万物于我心也；以道心观物，则万物皆备于我，我与万物同体，是内万物于我心也。心外无物，德之盛也，中土哲学之境也，而西哲总计心外有物，此其科学昌达，而见道不深欤！
鸿以为大道至简，不可多，多则杂，杂则扰，扰则惑，而耗费精力。学者多损费精力，以简致杂。（未可以多为患也，异端患多，而欲损之，损之使其不乱，而亦以之弱矣。圣人岂患多哉？夫子曰博文约礼，教弟子多识于草木之名，一物不知，则君子耻之，耻己之孤陋也。博文多识以除孤陋，而后约之以礼，统于一贯，则多也，何害之有哉？圣人多知矣，未损其为圣，以能贯之于一也。所害于多者，杂乱而无择耳。）曩者王阳明格物，欲格其极，格数日而神不胜其劳，神劳而头痛，遂以朱子格物为非，认格物为正心，而正物则须先正心，彼遂以正心为主，又不免遗物而为学也。 彼当时未解《大学》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船山曰：“《大学》之道，明德以修己，新民以治人，人道备矣。而必申之曰‘止于至善’。不知止至善，则不定，不静，不安，而虑非所虑，未有能得者也。”止其重矣！为人君不止于仁，则残民而害国；为人臣不止于敬，则犯上而坏礼；为人子不止于孝，则逆长而乱常；与朋友交，不止于信，则欺人而损友。不知止，则拂乱其心，而亏损其德，危害其身，且以害人害国。嗟夫！人皆叹愚者不及之患，而孰知过者之害哉！天下之乱也，生民之祸也，莫非聪明之士逞才而致之也！为政者逞才而好功，则生民之残极；为学者逞才而鹜高，则世俗之惑甚。秦以申韩而残民，魏晋名士、晚明王学末流以玄诞狂禅之学惑众，而皆致旷古之殃也！皆过之之过也，不知止于至善，则善反为妖，正反为诡，虽究治安之道，而实乱治；虽为圣贤之学，而实侮圣。为经师而穷究训诂，必至芜乱而泥于小道；为道学而高谈性理，必至狂诞而陷于异端。不知守约而务博，则泛滥而离其宗；不知体小而穷大，则飘荡而失其居。故朱子特重《大学》，与《论》《孟》并，欲令学者诚实为学也。 鸿以为万物本为一体，既对立又相同。世界者，吾人之意识也，吾人以地球为世界，而虫鱼以山海为世界。吾人感叹宇宙之广无垠，蚁虫亦以地球之大无际。庄子曰：“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合一。”秋毫以吾人视之为小，而以细胞，细菌视之甚大；彭祖于吾人视之极寿，而楚之有南溟者，以五百岁为春，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秋，八千岁为秋。以彼视之，则彭祖为夭矣。泰山于吾人视之，甚大，比于地球，则甚小；殇子于吾人视之为夭，而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相对朝菌，蟪蛄则寿甚长。彼等皆自本身之观物，各大其所大，各小其所小。然至人以物观物，何有乎大小之分？超越二元对立以观世界，则浑然一体也。 鸿以为人之性源于心，心之变源于自然！人性为善为恶乃由心所主使，心正心邪又因自然环境而易。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此墨子之余论也，犹未足以尽性之深也。余之《广莫语录》九卷曰：“人之为恶，非性之为恶也，性者，天与之，天道无不善，则性无不善者。所以为不善者，情也，情亦非恶也，喜怒哀乐发之中则为善，发之偏则为恶。所以为恶者，欲也，欲亦非恶也，所以为恶者，欲之过而不合理也，欲合理则亦善也。故世间一切丑恶，儒家以为非固有，乃习气有偏而成，故可自信信人。矫习气之偏，亦可为善也。善有本，恶无本，善之本，天也，恶无本，皆习气所化也。以习气有偏，而疑性之不善；是以万物不齐，而疑天道之不公也。”虽然，性道幽深，谈何易言哉！吾人所言皆近性者，而不可以为性也。） 鸿以为人本属自己，而后迷失自我，则寻回自己。人起于婴孩，而老子欲人归于婴孩。 《庄子》，释《老子》者也，欲解道德经，不可不读庄子。实道德经亦《易》之阐释也。而易本无文字，惟一象耳，文字者，所以尽象也，而象者所以尽意也，故王辅嗣曰：“得象忘言，得意忘象”。若滞于言，安能知象？滞于象，安能知意？是以蹄为兔，以荃为鱼也。易为本，易之本为八卦，八卦之本为天地，伏羲观天察地，而画八卦，以达天地之规律，以观阴阳之变化。 鸿以为《易经》之易者，变也，极天地之轨，通阴阳之变。天地阴阳皆变化循环者，未有不变之物与事也。命亦无定，志者明阴阳以变其运。人每争于自然之动静，事物之正邪，时间之长短，宇宙之终始，是惑也！
鸿以为儒释道学说虽俱显圆满，而各有缺陷，贯通儒释道，则天地万物，了然于胸，可以不惑矣。（通儒释道，方可不惑乎？孔子不知佛，亦能四十不惑。儒家大中至正，非佛道偏至可比也。）久别先生，未得良言，略陈鄙论，还望先生有以诲鸿，若能订其谬而指其缺，则鸿之幸也！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