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直到事情过去三天了,我的耳边还能听到刘姐那晚的哭声,那是不同于我从小到大,听过的任何一种哭声,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但最接近于小时候听过的一种声音。
那时我还小,我妈说家里发现了老鼠洞。我爸就从老鼠洞里,掏出了五、六只拇指大的幼老鼠,直接扔进了马桶里,拿水冲走了。最后把老鼠洞也封死了。
到了半夜,有声音从门外传进来,那种声音很扭曲,也很诡异。总之听起来很绝望,完全没有生命感。
我爸值夜班,我妈也不敢出门看,一直搂着我,等到我爸早上回来。
我爸一进门就说,一只母老鼠死到我家门口了,应该是昨晚小老鼠们的妈妈。木门上全是它咬过、抓过的痕迹,估计是累死到门口了。嘴角和爪子上全都是血。
母老鼠被我爸清理了,但那晚门外的声音,始终无法从我的脑中被清理。就如木门上,母老鼠留下的一条条痕迹,一看就让我浑身发怵。
二十年过去了,那个声音,成了我最恐惧的东西。如果说我的心是我家那扇木门的话,那个声音就像母老鼠划过的痕迹。我每看一眼,听一遍,都能扑捉到血腥和死亡。
刘姐三天前的哭声,虽然音质和分贝不同,但听起来和那个声音,本质是相同的,都是灵魂逐渐被撕碎的感觉。
我起床吃了两片安眠药,又回到床上。连续三天,我都是这样,只要一闭眼,就能看到刘姐三天前死在公寓楼下的画面。她死亡的姿势并不优雅,从我家五楼的窗户向下看,像极了被冻死在雪地里的大青蛙。
(二)
我们居住在日本的一座小城市。可能因为临海,一到冬天,鹅毛般的雪花总被粗鲁的海风劫持,悬在我们的头顶,拼命的挣扎,上不了天,也落不了地,那样子很是痛苦。
再配上耳边海浪巨大的声音,尤其撞击暗礁时,震耳欲聋的破碎声,总让我整夜失眠。
我在失眠的夜里,总会很想我的老家。
我出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镇上,比这里还要落后。但那里的冬天不寒冷,没有挣扎的雪,没有冰冷的海,更没有刺骨的风。
去年这里的雪没有今年的大,大年三十的晚上,刘姐做了火锅,还特意跑上楼叫了我下去吃。那晚刘姐喝了很多酒,一个人干光了一整瓶二锅头,我老公喝吐了,她都还没醉。
印象最深的是她右手拿着酒瓶子,左手掐着腰,就站在厕所外,堵着我老公。
她边看着我老公吐,边笑着大声嚷嚷:“你们男方的爷们儿不够爷啊,咋还不如我们东北的娘儿们能喝呢?都咋整的?吐完继续喝啊,倒了你放心,我能给你扛回去。瞧瞧你们南方人的小身板,一个个瘦得跟马杆似的……”
我特别爱听刘姐说话,带着东北腔的普通话,她一张口,我总能想起小沈阳。
她的嗓门超级大,还爱在走廊上煲电话粥。重要的是她声如洪钟,我在五楼都能听到她的说话声。
同公寓的日本住户忍无可忍时,会开门用日语斥责她。刘姐虽然日语说不了几句,但她就用中文怼,“都没事在这儿抄抄啥?有本事你们鬼子说人话!一个个八嘎牙路的!谁再抄抄我就削死谁!”
每次听到她怼日本人时,我的嘴巴就本能得想抽,想忍住不笑都难。特别是听到她的惯用句“一个个八嘎牙路的”,我总能捂着肚子,笑上大半天。
我在日本很少笑,尤其是得抑郁症这两年。所以我老公总说,没事你就多去三楼坐坐,都是中国人,好交流。刘姐这人,虽然文化程度低,但人真的嘎嘎的,特别敞亮。”
我老公总爱学刘姐说话,慢慢学会了不少东北话,比如“嘎嘎滴”,“敞亮”。他总说东北人各个随口一说就是二人转,让人不笑都难。
对于刘姐的人品,我们都无可置疑。只要她一休息,就会做各种好吃的,忙活上大半天,做上一大堆,再挨个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去她家吃。一会儿是东北大饺子,一会儿是韭菜盒子。
她知道我不爱凑热闹,就每次端着碗,跑到五楼给我送。每次吃大姐送来的东西,我都能吃出幸福感,我总能想起我妈。
她和我妈年纪相仿,也都心宽体胖,胖到只能穿男士服装。她们还都挚爱金色系,总说这颜色显富贵。
她们这体型,穿着土豪金,走在大街上,远远看去,就是滚动着的金元宝。
我即使不带眼镜,也总能在人群里,一眼就能认出刘姐,然后我还没开口叫她,就看到那只大金元宝,飞快地向我滚了过来。
(三)
刘姐看着没心没肺,神经大条,其实命挺苦。
她说算命的说过,她这命格里无七宫,是天煞星转世,一生克夫克子,注定孤老到死。
我笑她这么乐观一个人,不该总迷信认命。
她说你还真别不信,真的还挺准。
她第一次给我讲全了她的过往,从出生讲到现在。她童年的我听完就忘了,只记得婚后她的两个老公。
第一个老公是个工人,得癌症死了。死的前一年,出去喝完酒,开车还撞死了人,家里的存款全赔给对方了。但对方不依不饶,后期的住院费,家里唯一的房子也贱卖了。
我说,“是不是遇上碰瓷的了,早知道还不如撞死他算了,这也太烦人了。”
大姐说,“就是碰瓷,咱也不能造那孽啊,什么都没命珍贵。真把他故意怼死了,咱夜里也不能睡着觉啊,该多闹心。”
她后来还说出事时,刚好他老公也查出了癌症。娘家人让她赶紧离婚,说一个癌症还不消停,死前还要把她给拖累死。现在她离了,还能保住些钱。
她说她那时也很纠结。她老公也说让她离,但她还是硬撑到了最后。
我问她,“为什么啊,离了你也能照顾他啊。”
她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提高嗓门说,“咱做人也不能太不地道了。再说了,我这大儿子不还在眼前瞅着呢。我这当妈的,总要给孩子留个好形象,是不是?”
她看我没回应,又继续说,“我发现你们这些文化人,还有时真挺有意思。你还问我为啥,要是你,你也不能离啊。咱这可都是正儿八经的人。”
我从不认为我正儿八经,但她这么一说完,我就感觉,以后不能再不正儿八经了。
她又说第二年,她老公就病死了。她欠了一屁股外债。朋友们就给她支了招,让她通过中介公司,跟一个日本老头结了婚。她把儿子留在国内,五年前来到了日本。
但他们语言无法沟通,也压根没有感情基础,老头对她动不动就发火,严重时还动过几次手。居然还给她规定了各种条条框框,比如:晚上六点后不许出门,生活费要AA制等等。
不然她换签证时,就不给她出更新证明。(签证要定时更新,更新失败就只能回国。)
她和老头总吵架,我跑去安慰过几次。
我会劝她说:“大姐,不行就回国算了,别在这儿强熬了。”
她总是说,“等我把账一存够就回去,就不说欠的几十万吧,起码也要把中介费的6万块钱本钱,要挣回来吧。我儿子也要用钱,以后还要给他娶媳妇。在我们东北那小县城,年轻点的姑娘都饿跑了,再没有个房子,就得一辈子打光棍,白瞎了我这么好一个大儿子。”
她总是讲到他儿子,说多帅多好看。一讲就讲个没完,什么大高个、脸细白,就是性格特内向,不爱吱声,像孩子他爸。
真正见到她儿子时,是在前年的年底。我去她家还盘子时,给我开门的是一个白净的少年。他长相温润秀气,一点没有刘姐的基因。
他从门口接完盘子,只说了句:“我妈出去了。”,说完一转身,就把门给关上了。
我还没反应完,屋里就传来日本老头的辱骂声。老头用日语一直在骂,把门外的我都骂愣了,愣了可能有十几分钟。
老头大概是在骂,他来了不去工作,也不去上学,像废人一样呆在屋里,就知道上网。吃他家的,用他家的,还不知道出去挣钱,让他赶紧滚回中国去,日本没有这样的废物。
我只听到老头的怒吼声,却听不到那少年任何回应的声音,他真的不像他妈,他妈即使只用中文,也能骂到老头闭上嘴。
我做完思想斗争后,又一次敲了他的门,开门的还是他,他满脸红到发紫,用质疑的眼神瞪着我。
我忙解释说,“要不你到我家吧,我家就在五楼,等你妈回来,你再跟她下来。”
“不用。”他一说完,又一次把我关在了门外。
我有些说不出的担心,赶紧拿出手机,给刘姐打电话,打通了但她没接。我又给她的工厂打电话。接电话的人说,厂里很忙,工作时间不许通电话。
(四)
我回到家后,心里七上八下,只能给我老公打电话,居然他也没接。我这才想起来,他跟我说过,日本的公司很严,在工作时间,所有人都不许通私人电话。
我突然觉得自己很愚蠢,和中国、日本的社会都脱轨。我来日本后,只做全职主妇。(由于签证和老公收入的限制,不能出去工作。)
我在家里一呆,就呆了七年。呆得连脑子,也都生出了锈。
我老公的工作很忙,基本早上八点出去,晚上十点才回来。我的身体不太好,我们没有要孩子。
终日我就看着窗外,白天看着白云,晚上看着星星,过得不知今夕何夕。
偶尔我会在纸上乱涂乱画。我本是美术学院毕业,只是画得高不成低不就,最后就和绝大多数人一样,专业成了兴趣,再到后来,连兴趣也成了纯发泄。
老公总是说,他越来看不懂我画的是什么了。
其实我也越来越不懂他,他的品味,他的想法,他的思维模式。
想想这七年来,我们虽然每天见面,但话越来越少,除了必要的沟通,即使在节假日,我们躺在床上,也是一个人拿着手机,另一个人抱着平板。
我经常觉得,人生真的好无聊啊……
刘姐经常说我,她要是我,她早回国了,不会呆在这破地方,过着老年人的生活,天天混吃等死。要她闲在家里七年,她定能闲疯。
她说的没错,在我们周围的华人,基本都是像她这样的年龄,40岁到60岁。像我这样,不到30岁的人,都会选择去东京、大阪那样的城市,大城市机会多,也有生命力。
日本和中国差不多,一线城市适合打拼,四线五线城市适合养老。我们这里被誉为日本最理想养老城市,我不知道该悲伤,还是该自豪。
我不是不想离开,但我有必须留在这里的理由。我老公比我大了快二十岁,他本来就喜欢安静,又加上中年危机意识,他说他就是死,他都要死在这里。
他既害怕失去工作,又怕和小年轻们平起平坐,拿着新人一样的工资。他更怕这时跑回国,当一个大龄的“三无海龟”。
他说他从山里走到今天,他真的努力了。也拼尽了他所有的力气和勇气。起码在这座小城市里,他有一个管理人的身份,拿着足够我们生活的工资。
只要再过三年,他就能在海边买上一栋二手独院,和我看着海, 厮守到老。我们就坐在落地窗前,看着窗外的潮来潮去,再养上几条小肥柴,即便没有孩子,我们家庭也很美满。
我想了很久,我呆在这里,应该主要是为了成全他。
我的父母死于一场意外的车祸,那时我刚美院毕业,还在外地找工作。我老公请假陪着我回了我老家,帮我打理了父母的丧事,然后他也没回去,一直在老家陪着我,陪我走过了我人生最黑暗的那段日子。
那时的我,每天就只躺在床上,不吃也不喝,干蹬着眼,盯着墙上我们家唯一的那张全家福。
那还是我刚考上大学,去外地上学的前一天,我爸硬拉着我和我妈去照相馆拍的。
半年后我暑假一回来,看到我爸又把它放大了,拿相框裱装完,就挂在床正对面的墙上。我说,“干嘛放这么大,看着像油画一样。”
我爸说,“主要是因为你妈。她总半夜想你,一想就得哭,所以把我哭烦了。我干脆就放大到她女儿这么高,让你妈一睁开眼,就能看到你站在她面前,别说,后来还真不咋哭了,就是这照片一大,瞅着挺邪性。”
可能真的是邪性,我越看那照片就越吃不下去饭。我老公就拿着勺子,一口一口往我的嘴里喂米汤。他陪我三个多月,陪得连工作都最后陪丢了。
我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很想结婚,我很害怕这世界,从此就剩下我一个人。
他就在我说完后,当场跟我求婚了。说以后他就是我的亲人,可以把他当爸妈,当朋友,当兄妹。
因为他这句话,我走出了家门。出门直接拉他去了民政局,当天就扯了结婚证。
从那天起,我就知道,我会跟着他走,他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他找了一家新公司,但公司要求他去日本工作。他很纠结,一脸担忧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去日本生活。他说他有点想去,但我要是不想去,我们就不去。
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甚至没考虑到我的问题,我压根不会日语,我们要去的日本城市也很落后。那里不仅华人少得可怜,也没有学习日语的机构,更没有我工作的机会。
来日本后的这七年,我过得孤独又空虚,像极了日本新闻里,经常会报道的留守主妇。
抑郁、焦躁、失眠、绝望。
我的朋友算下来,似乎也只有刘姐,我来到日本后我才发现,我其实并不善于交际。
(四)
那天直到晚上,我才接到了刘姐的电话。
她说没什么大事。她儿子来有一段时间了,老头基本天天都嘟囔。他儿子可能是因为她离家好几年了,性格变得越来越内向。就是跟亲妈,也基本不说话。也不愿意跟别人接触,一天就对着电脑打游戏,她看着也着急上火,还不敢太说。她一出去,家里就老头和她儿子,老头又爱喝酒,难免会磕磕碰碰,这也没有办法。
我说你儿子要不就来我家,我也一个人,他可以在我家上网。
刘姐对我摆摆手,说她家孩子倔得很。她也说过,但死活不愿出去。她也弄不懂了,现在的孩子,咋会是这怪性格。
我老公回来时,已经快零点了。他说他们公司在弄新产品,这段时间特别忙,问我打电话找他有什么事。
我已经没有再说的欲望了。骗他说是我手误,不小心拨错了。他听完后也没生怀疑,因为我这几年,很少会给他白天打电话。
他洗完澡后,我们就睡了。梦里我看到刘姐、我、还有那个少年。
我们三个手拉着手,在海滩上跳舞,我们头上的月亮很圆,脚下的海水越来越多,从脚底到腰间,再到胸口....无声无息地将我们一点点淹没......我们豪无意识,只是牵着手,在月下的海里不停地跳着舞....
把我叫醒的人是我老公,我从看到他的脸,花了很长时间,才从那个梦里跳出来,最后看清了他的脸,是我男人的脸。
他说看我手舞足蹈,头上一直在冒冷汗,呼吸也很急促,担心我是不是生病了。
我说我没事,只是做了个梦,有点让人窒息的梦。
他说没生病就好,那就继续睡吧。明天要赶早。
说完他把我紧紧搂在怀里,我也紧紧抱着他的腰,再睡着时,竟然一夜无梦。
我再醒来时,他已经走了。我抬起双手,觉得怀里空空,顺手就拿起他的枕头,抱在怀里。继续闭上眼睛,直到傍晚的闹铃响起。
这是下午七点的固定闹铃,我会离开公寓的时间。
我和所有的主妇一样,去采购晚饭的食材。一边在特价区里挑捡着打折品,一边构思着晚餐的菜谱,这是我最有生命力的时光,我也特别受用。
即便我老公总加班,不能回来陪我吃晚饭,我也会尽量做得丰富。看起来很有仪式感,再顺手拍个照片,存到我qq的空间。
我讨厌看上去惨兮兮,清汤寡水的饭菜,那样一个人吃饭的时间,会不自觉地陷入难过。
刘姐的儿子来后,我就很少再见到刘姐,也很少再听见她打电话的声音。我想看到她,又怕她儿子会烦感,我失去了我唯一的朋友。
又去看病的时候,医生说我的抑郁症加重了。
(五)
在一天晚饭的时间,我又听到了刘姐骂骂咧咧的声音,我赶紧跑下三楼,满心愉悦地问她怎么了。
她说日本老头喝醉酒,把酒瓶子砸到了她儿子的头上。
我建议她送孩子去东京,去念那里的语言学校。毕竟在这个小城市,华人本来就很难存活,更何况没有技能,还一句日语不会的孩子。
刘姐说那边学费太贵了,光房租都是她一个月的工资,她实在是供不起,孩子说他想回国。
“那就让孩子回去吧,别把他当误了。”我说。
刘姐说,“我也想过,但高中毕业,回去流浪社会,又能干啥?学坏了我更闹心。”
各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我也不好再多说。
更何况,我自身的问题,我都还没有解决,活得也是水深火热。
从酒瓶事件起,刘姐和日本老头的矛盾,越演越烈。我听到刘姐咆哮的次数越来越多,时间也一次比一次长。
但除了她上来诉说,我很少再下去插手。
无法调和的矛盾,就是再插手,也终是徒劳。
(六)
上周的傍晚,我听到了刘姐的哭声,那哭声很大,震得整栋楼都好像在哭。这次的哭声也和以往的咆哮不同,没有任何咒骂,只是单纯的哭声。
我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批件外衣,跑了下去。
下到三楼时,我震惊了。
整个楼道都围满了人,有的拿着手机在拍,有的蹲在地上呕吐。
我挤进去,看见刘姐穿着墨绿色的棉衣,坐在走廊上,张着大嘴巴,嗷嗷仰天痛哭。
我连忙蹲下去,问她到底怎么了。
她好像没看到我,也没听到我说话,只是在机械性得在持续哭的动作。
她身后是虚掩着的门。我站起来一推,我叫出了声音。
她儿子就坐在玄关处,和她只隔着一扇门。面色惨白,毫无半分血色,浑身都在发抖。
我再往后看,本能得惨叫了起来。
她儿子身后的榻榻米上,是一大片的鲜红,然后我闻到了一股腥臭,冲击着我身上的每一根神经。
我退了出来,关上了门。然后集中精力,才听清了周围嘈杂的日语:
“就里面那个孩子把山田杀了。”
“山田老婆没在家...”
“中国人太恐怖了...”
我的胃里顿时开始翻滚,我捂着嘴赶紧往楼上跑。我跑到楼梯口时,我也开始呕吐,各种嘈杂的声音,在我的耳边萦绕,我的血液都快要凝固了。
我感到头晕目眩,耳边的声音越来越模糊……
(七)
当我再醒来时,看到躺在自己的床上,一转脸对上了我老公的脸,我感觉无比安心。
我老公说我昨天晕倒了,被警察送了回来。
我听到警察两个字,反应了半天。才又想起那一幕,但仍觉得那是一场噩梦。
我老公又说,刘姐和他儿子都被警察带走了,日本老头被她儿子捅了二十八刀,估计会判无期。
我听着他的话,只觉得浑身发冷。他给我嘴里塞了几粒药,说我高烧了一整夜,让我别想了。他请了两天假,就在家陪着我。
我点点头,接过他手里的水杯,一口气全喝了下去,然后️又闭着眼躺下。我头痛跟炸开了一样,我拼命让自己的大脑放空。
黑暗中,我感到我老公,时不时拿毛巾帮我擦眼睛,听他在耳边说,“没事了,老公在呢,想哭就大声哭出来,别憋着。”
我感到很起来,我感觉我没有哭啊....但又确实能感到,有热的东西从我的眼角在滑落。
我想告诉我老公,我其实没想哭,我感觉我没事。但我发现,我居然连发声的力气都没有,只是觉得我的头,越来越疼,疼得我很想撞墙。
连续几天我都没有出门,几乎都躺在床上。
我跟我老公说,如果刘姐有消息的话,一定要告诉我,我实在不敢再去三楼。
(八)
四天后的晚上,我老公半夜才回来。他说刘姐回来了,他刚去慰问过了。有很多华人都在她家,他们会轮流陪刘姐过夜。应该不会再有什么大事,让我不要太担心,先暂时别下去了,把身体养好再去。
我是没打算下去,但那晚我又失眠了。吃了药也睡不着。最后还是起了身。
在客厅徘徊了很久,居然鬼使神差,徘徊到了三楼。
三楼的走廊特阴森,我赶紧用力拍刘姐家门。给我开门的是一个中年男子,我并不认识那人,他说他是刘姐工厂的同事。
我说我是刘姐的邻居,想问下刘姐怎么样了。
中年男子让我进去,我有点紧张。但又没勇气,这时独自再走回五楼。
我进去以后,看到客厅里坐着好几个人,他们都没有睡,但都很静默,没有人说话。
那种安静,让我连招呼都打不出来。
我左右看一圈,没有看到刘姐。有个女人指指卧室的门,我明白了她的意思,应该是说刘姐在里面。
我走过去推了下门,门是反锁着的。我轻敲了敲门,试着叫了两声刘姐,里面没有人回应。
我没有再勉强敲门,靠着门坐在榻榻米上。
和所有人的一样,只是睁着眼,低着脑袋,干干坐着,也不出声。
过了很久,我听到屋内有奇怪的声音,是一种极其扭曲的呜咽声。声音不算大,但撞击着我的耳膜,拉扯着我的灵魂。
这声音唤醒了我的儿时,拉回了我最恐怖的记忆,我突然发现,这呜咽的声音,像极了那晚门外母老鼠的声音。
我跳了起来,想再次敲门。中年男子制止了我,我走向了离门最远的地方,蜷缩着身体,又坐了下去。我用手把耳朵堵上,可还能听到那个声音。
那个呜咽声,一直在房间里持续,和我们的静默,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就仿佛那呜咽声越波动,我们就越静默。
最后我连我自己的呼吸声,都彻底被那声音淹没了。
我只是感觉,我们今夜都会被淹死,被梦里的月下的那海水淹死。
我不记得后来,我是怎么又回到了五楼,只记得进门时,客厅的窗帘没有拉,玻璃外是漫天的大雪,洋洋洒洒,像极了我父母出殡时,漫天飘在空中的冥纸。
我挨着我老公躺下,从后面抱着他。
后半夜时,我们被嘈杂的脚步声震醒,我迷迷糊糊听到我老公说,“你睡吧,我去看看外边怎么了,怎么会这么吵。”
我的头依然很痛,我闭着眼睛,轻嗯了声。
我记得上次这么吵,是附近的房子失火了,大家都跑去看热闹。
我不懂日本人为何睡梦中都这么爱看热闹,也不懂我老公为何上次也跑出去看,但我没有跑去看,也听完觉得很无聊。
我觉得抑郁症的人,都很清楚自己的灵魂出现了问题。比如我自己,我很清楚我有病症,但我无法自愈,又抗拒治疗。所以才会活得很辛苦,也活的方式非正常。
但很多类似我老公的人,看起来是正常人,他们也认为自己身心健康。但我总觉得他们的灵魂也有隐形的病症,只是那病症,是不同于我们的另一种病症而已。但他们不愿意面对,更不会觉得自己非正常。
这是他们和我们最大的不同,我经常都弄不懂,到底我们和他们,哪方更清醒。
(九)
我闭着眼等了他很久,他还是没有回来。楼道好不容易恢复了安静,耳边却️又传来了海风的呼啸声。
这海风总是阴晴不定,说来就来,十分任性。会把窗户吹得吱吱作响,感觉随时会催毁整座木楼,甚至是我们的生命。
我好怀念我爸妈的那座旧楼,那是铁骨的建筑,越起风的日子,我们就睡得越安稳,睡得越安稳,我就越有安全感。
我很想我的铁骨房间,也很想我妈铺的床,又软又暖,我从不会失眠,也不会有窒息的梦。这里的冬天越凄凉,我就越想我温暖的南方。
一个小时都过去了,我老公还是没有回来,我忍不住打开灯,坐了起来。离开被子的瞬间,冷得我直哆嗦,越走近窗户,越冷得厉害。
我拉开窗帘,看楼下很亮,站着很多人,密密麻麻一大片,像儿时姥姥院子里,聚堆开会的蚂蚁。
我去电脑桌前取了眼镜,带上后又返回窗户,这次我打开窗户,探出去头,想看个清楚。
海风夹杂着雪花,打在我的脸上,也落在了我的睫毛上。近景远景都是白色,映得我的眼珠疼。终于我在白色的最中央,看到了一只四青蛙,穿着刘姐那件墨绿色的棉衣,趴在雪地里,一动不动。
若不是它周边氤氲着鲜红色,像雪地里盛开出一大片彼岸花,我一定会认为,那只青蛙不是死于坠落,而是死于寒冷。
这里真的太过于冷了,每种生物都有被冻死的可能,今天是只青蛙,明天或许就是只灵魂。
不管是青蛙,还是灵魂,都来自于另一个世界。即便拼命去迎合这里的气候,想要彻底融入到这里,但都要面临被冻死的威胁,因为这里是负温度下的另一种人间。
(十)
我最后离开这里时,只拿了一个背包,东京的天气并不冷,我不需要棉衣。
我申请了那里的一所厨师学校,报得是西洋制果专业。
我对我老公说,两年后,我就回来。我想在这里开一家华人蛋糕店,只做甜味的蛋糕。
我会在蛋糕上画上我们中国的山,我们中国的水。我还要画龙、画凤,画牡丹。
我学好了,就开班收学徒,只收华人,材料费给我出就行。
等他们学会了,我们就开一条中华甜品街。大家强强联手,红遍全日本。还可以像淘宝那样,卖罐头蛋糕,罐子上印上我们的五星红旗,插遍整个霓虹国。
东京离这里并不远,开车来回也只要九个小时,以前我总认为东京遥不可及。
老公说他一个月去东京看我两次。让我好好学,每天记得把我的作业,拍个图给他看。
我说没问题,还可以把帅哥美女都拍给你看。
他说我这才没几天,仿佛又回到了九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模样。
那年我才21岁,还是美院大二的学生。我们大学办了画展,但偏偏天气不给力,又是狂风又是暴雨。来的客人特别少,我就和同学跑到校门口拉客。我老公就是那天,硬是在马路上,被穿着雨衣的我,拖进了我们学校,拖进了画展厅。
他说他记得很清楚,那天我的脸皮特厚,笑得特奸,他明明知道有诈,却还是被我拖上了贼船。
因为他无法抗拒的是,一个站在暴风雨中,为梦想而拼搏的姑娘,况且这姑娘还长得还不赖,虽然他也知道,本质上就是个拉皮条的。
我被他的话逗得哈哈大笑,笑得胃都快抽了。
我记得在我父母死前,来日本之前,我们每天都会笑到胃抽筋。
他那时还说过,我不许嫌弃他脸上的皱纹。因为是和我一起笑得越来越深,那是我们快乐的年轮。
我遗忘了七年的东西,莫名地全都想起来了。
老公说这七年,他总觉得我活在自己的梦魇之中,他一直小心翼翼,每天都像捧着一只随时会破裂的玻璃瓶。
他总觉是在怀疑自己,是不是无法给我幸福。
我想了下,特意把答案告诉他,我是感觉自己一睡就睡了七年。但还好是那晚窗外的海风,把我突然就那么吹醒了。
我就像是冬季里,躲在洞里冬眠的青蛙,因为太惧怕着外边的寒冷,选择一睡不醒。
在梦里怀念着小时候的温池塘,怀念着没有成人时美好时光,因为我从未经人事,也总是拒绝成长。
我已然错过了七个暖春,但还好是睡醒了。我觉定走出洞外,去迎接第八个春天。
这是一只青蛙的新生,也是一只青蛙的觉醒。
觉醒| 一只青蛙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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