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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铃铃……
晚上7点，清脆的电铃声在校园里响起。晚自习的时间到了，同学们从校园的四面八方奔向自己的教室。
刚进教室，大家的情绪还没有回归安静，教室里有些乱哄哄的。
我们的女班副王岚开始执纪了，只听她厉声高喊“吴铁柱，你坐下别闹了。你不学习，不要影响大家。”
吴铁柱正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和几个刚进来的男同学嬉笑打闹着。铁柱几个听到王班长的喊叫，朝她瞅了瞅，吐个舌头做了个鬼脸。他们降低了嬉闹的烈度，然后回到各自的座位上坐了下来。
今天的晚自习就这样开始了。教室的前半部分安安静静，教室的后几排时不时还传出一些嬉闹声。
坐在教室后排，尤其是最后一排的几个同学，都是“三大”的孩子王，年龄大，个子大，力气大，他们对读书学习毫无兴趣，把他们圈在教室里上自习，实在让他们憋屈的很。能来就不错了，指望他们能静静地看书写作业恐怕就是奢望了。
不过，这可真增加了副班长王岚维持课堂纪律的工作量。王岚长得高高大大，她是校篮球队的主力，性格外向，风风火火，干练泼辣，嗓门大声调高。她有很强的管理欲望，喜欢管人，维持课堂纪律的事儿她主动包办了。这也好，让我这个挂名的班长倒省了心。
五十分钟后，下课的铃声响了。同学们背起书包，鱼贯而出。当地的同学们都回家了，住校生们也开始返回宿舍。铁柱等我收拾好书本，一起回到大通铺宿舍。
我们是76级初中3班，全班50多个学生。有几个全年级学习最好的同学，也有一些不爱学习只爱玩的同学，但却没有一个坏孩子。无论是否喜欢读书，大家都比较团结，班级氛围好，校园里普遍存在的欺凌现象在我们班里却一点没有。
不够好的只有一点，就是男女同学之间团结协作不好，相互之间不敢说话，一张凳子坐着，老死不相往来。这学期不知怎么搞的，我和王岚被分到一张课桌，班长和副班长坐一个桌子应当是强强联合，可我却在桌子中间画了一条界河，约定相互之间不得侵犯。王岚块头比我大，比较占地方，常常有越界情形，每次我都毫不客气地把她击退。不光我们班这样，学校里所有的班级都这样，听说社会上所有的中学也都这样，正所谓男女授受不亲。
铁柱就是那极不爱读书的其中一员，我却是班上学习最好的学生。虽然性格爱好差异很大，可我们俩关系贼好。
我们是小时候一起玩尿泥长大的玩伴，他大我两岁，好像他晚上两年学，从小学一年级起，我们就是同班同学。大概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家搬去了车站，我们暂时分开了。
读初中的时候，我们都成了子弟中学的住校生，很有缘，同一年级有6个班，我俩竟又分到了一个班。初一下学期的时候，我家也搬去了车站。就这样，往返学校、读书住宿、放学玩耍，我们又成了形影不离的好伙伴。
铁柱由于是“三大”，他俨然成了我的保镖，保护我照顾我，一起住校读书的两年半初中时间，我们始终住在一起。他替我抵挡或者减少了很多侵扰。
铁柱外观形象不太讲究，有点儿邋遢，两只鼻孔常常挂着大黄鼻涕。鼻涕多了就用手捏住鼻子使劲儿一擤，再一甩手，鼻涕飞得老远。随后把手在衣服上擦吧擦吧。
他一般穿着军绿色的上衣，衣扣好像总缺少一两只。蓝色的裤子，两只裤管似乎不一样长，总是一高一低。大概他母亲不太常给他洗衣服吧，感觉他的衣服很长时间才换一次，常常穿的脏兮兮皱巴巴的。脚上蹬的那双解放鞋，好像一年四季都不换，大拇哥常常露在外面。我俩在班里算是两个极端，一个酷爱学习，一个毫不学习，可是我俩就是非常要好的哥们。
铁柱的父母是东北人，体魄上他大概更多地继承了他母亲的基因。他母亲长得高高大大，是个大不咧咧的大嗓门东北老娘们，性格比较粗放，为人比较厉害，喜欢抽旱烟卷。常常扯着嗓门在外面喊叫铁柱兄弟几个，“铁柱，铁钢！妈了个巴子，死到哪里去了？还不赶快滚回来。”她也常常在外面跟别人发生口角，大都是为了一点点鸡毛蒜皮的利益。她那派头，她那气势，一般都会在冲突中占上风。
铁柱从小怕他妈妈，这性格大概又随了他父亲。与他母亲相比，他父亲长得相对弱小单薄。他父亲性格比较随和，是个标准的妻管严，在家里有些儿唯唯诺诺。他们家绝对是他妈妈一人当家做主，一弱一强，这大概也是个比较稳定的组合吧。
寒暑假期，我和铁柱老在一起玩儿。我常常去他家里玩耍，一玩就是一晚上。他母亲常和几个东北老乡老娘们盘着腿坐在炕上，一边抽着旱烟卷，一边侃大山。他们家里也相对简陋，可能是不太讲究，墙壁上和顶棚上都让烟熏得有点儿昏暗。只要铁柱哥几个晚上归家，他母亲一般不问他们去处，也不问他们一天都干了什么。至于上学读书这些事，他父母更是从来不管不问，只要你去了学校就好。
铁柱姊妹几个年龄差距很小，两个姐姐已经去农村插队落户了，他们三个小子都在上中学和小学，只靠他父亲一人的工资，生活过得紧紧巴巴。我估摸，他们家的人衣着和生活都不太讲究，囊中羞涩是一个因素，更主要的还是生活习性比较粗放的原因。
我常去他家里玩，可他从来不来我家， 叫他都不来。我父亲和他父亲虽然都在一个小单位工作，住的也很近，可两家大人没什么来往，他父母看样子比我父母小十多岁，可能是年龄、生活习惯和性格喜好差距比较大吧，人以群分。但这些也丝毫不影响我和铁柱的情谊和往来。
铁柱姊妹五个，他是中位数，上面两个姐姐，下面两个弟弟。在儿子里面，他是老大。他们几个从小也都受苦，也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看起来有点儿邋遢，真应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个门的说法。
铁柱家住的那趟工房在马路基坡下，他家住的是把头那间。旁边一条小路通向河里，他家到河边也就十几米远。
河边上生长着一丛丛葳蕤的茅草。茅草下的水里隐藏着一个个小小的泥洞，泥洞里大多住着螃蟹。我和铁柱哥几个常常去河里玩水，也常常去掏泥洞里的螃蟹。
碰到河里有人用鱼藤精药鱼时，铁柱常常跑到我家窗户后边喊我，“毛，毛，有人药鱼了，赶快去河里捞鱼。”我飞快地跑出来，跟着他们哥仨去捞鱼，常常是我捡一脸盆，他们捡的鱼一大脚盆都装不下。
铁柱兄弟几个都很能吃苦，很能出力。扒树皮是我们车站铁路家属和子弟的一项副业。扒树皮时，他们哥仨儿人多势众好分工，铁柱年龄大、个儿高、有力气，他抢的木头多、木头粗，然后哥三齐上阵，铲树皮、捆树皮、运树皮，形成了产业链。马路边上他们家堆的等着卖的树皮像一座小山。
秋天收获的季节，在当地的生产队秋收之后，我们也常常去捡核桃，捡玉米。铁柱哥三齐上阵，常常是一口袋一口袋的往回背。我常常只能捡到一点他们的零头，我很羡慕，又有些不会和不敢。
初中毕业，我要接着上高中，铁柱不再读书了。
他给我说，他家里负担重，他要早早地去工作挣钱。家里给他通过什么渠道联系好了工作，是在比较远的襄渝铁路线上。襄渝铁路有多远，我和他都没有什么概念。
开学了，我又回学校读高中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去上班挣钱了。
来年春节的时候，铁柱回家过年了。我们又见面了，他告诉我，他上班的地方叫万源，在四川省，离重庆不远。有多远，我还是没有概念。我问他，“坐火车要多长时间？”他说，“差不多20个小时吧。”天呐，20个小时，我想象应当好远好远 。我还从没有坐过那么长时间的火车，去过那么远的地方。
再后来我高中毕业，去外地读了大学， 接着又参加工作，忙起了自己的人生。每年过年回家的时候，我都会打听铁柱是否也回来了。让我失望的是，每次都见不到他。后来遇见过他的弟弟铁钢，铁刚说他哥基本上不太回家了。
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那一次见面，竟成了我们的永别。
大约在十多年前听到当年的班副、现在的王岚老师传来的消息，说铁柱已经走了，是得了什么病，没有治好。我很愕然，也很悲悯，少年时期铁柱的形象又盘桓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人生为何如此不易，才40多岁，也太早了，难道你这么早就厌倦了这个苦难的世界？
大概也是在十多年前，我又回到了小时候曾经生活居住的那个车站。当我在昔日生活玩耍过的地方流连徜徉时，远远地，我看到了一个佝偻消瘦的老妪身影，在河边的乱石滩中缓缓地踽踽前行。太阳从西边斜照下来，只有她小小的投影伴着她缓慢地向前移动，形单影只。她似乎在寻找什么，也像是在思考着什么。旁边的人说，那是铁柱的母亲，有点痴呆了，铁柱的父亲已经去世几年了。眼前的景象，让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把她与多年前那个霸气的东北妇女联系在一起，造化弄人哎。
铁柱他家当年居住的那一趟工房，已经十分的老旧甚至有些破烂了，他母亲还居住在那里吗？一个人居住在那里吗？
他家旁边通往河里的那条小路依旧，河水依然不知疲倦不分昼夜地哗哗流淌着，只是原来那一丛丛茂盛的茅草已经荒芜干枯。河的对面，不知何时，又生出了一丛丛葳蕤的芦苇，在深秋的晚风里微微荡漾。一群麻雀，在芦苇丛里跳来蹦去，叽叽喳喳地说着我听不懂的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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