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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一所中学的东隅，座落着几排平房，我家就位于第一排的最东边。这是一个带有院落的三室一厅房，住着三代八口人，分别是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妺四人。
以当代人的眼光看，这小小的三室怎么住得下八口人？
说起来，过去的房子没有公摊，三室一厅的房子相当于现在的一百三十平方米左右。夏天，爷爷奶奶住面南的主卧，父母和两个弟弟住面北的次卧，我和姐姐住小次卧。到了冬天。爷爷奶奶搬到了小次卧，我和姐姐就换到主卧。主卧有一张双人大床，陈设有大衣柜、两张单人沙发、一个小茶几，靠窗是一张写字桌，面门的墙上是一排书架。这间卧室兼书房约有三十平方米，家俱用实木手工打制，幽幽地释放出亮泽沉稳的黄花梨色光。次卧支着一张当时流行的钢管大床，床板用一块块木板搭起卡在钢架槽里，非常结实，这张大床可同时睡下五六个人。小次卧盘了一个炕，能烧火取暖，冬天外面是冰天雪地，这里温暖如春。
屋外是个四五十平方米大的院子，用青砖铺就，靠东墙有一个压水井，西墙边辟出了一块小花园，种着美人蕉、喇叭花、臭绣球、凤仙花等寻常花草，院子中间摆有用大花盆养的、长得树一样高大的大丽花和夹竹桃。紧邻小花园的是厨房，院门拐角处还用木板搭了一个鸡舍，院外挨着院墙建有炭房。
在这个小院里，我度过了难忘、快乐的一段时光。
那时，我和姐姐都上初中，两个弟弟刚上小学，爷爷和母亲都在学校工作，父亲停薪留职常年在外，奶奶是家庭主妇。在我们这个三代同堂之家，爷爷是家里绝对的权威，一家人在一起生活，有争吵，有欢笑。现在想来，那段时光恍若镀上了暖桔色光晕的年代剧，在时光机的回放中，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小院。
爷爷经常坐在书桌前给在外地的姑妈、叔叔和婶婶写家信。爷爷拿着钢笔，但他握笔的姿势却像是拿着毛笔。爷爷的字迹刚劲有力，行中带草的字体落在一行宽一行窄的有着红色线条的信纸上，很快就写满了两页纸。爷爷将信封好口，贴上邮票，拉开抽屉放进去，那里躺着爷爷分门别类整理好的一沓一沓的家信。等会儿，他会让我们几个小的，通常是大弟，跑趟邮局将信寄了。
邮局离我家不远，步行也就十几分钟。大弟喜欢跑腿，是因为他常惦记着信封上的邮票。每次爷爷让他寄信，还会给些零钱，他就在邮局买几张他喜欢的邮票。大弟有好几大本集邮册，一般情况下，他都收起来不让人看，生怕弄坏他的邮票。只有一次，他得了一张他特别喜欢的邮票，才得意地打开集邮册，让我们看了一眼。
因为大弟喜欢集邮，爷爷每看到有好的邮票，都会小心地收起来留给他。
爷爷身形高大，他穿的衣服鞋子，总是干净平展得一点褶皱都没有。从我记事起，就看到爷爷的背略微驼了。我不知是他年龄大的原因，还是十年浩劫挨批斗所致。我没见过爷爷年轻时的样子，听说爷爷以前的相片，都是穿着国军军装照的，红卫兵抄家时，连同家里值钱的东西一起抄走了。我后来看爷爷写的回忆录，才知他高中毕业后，考取了国民党的无线电发报培训班，做到了上尉，直至起义。解放后，爷爷转入了教育领域，他是我就读中学的创办人，也是我们那个地方的社会名流。
爷爷除了教育工作者的身份外，还有一个身份——政协委员。家里有很多挂在墙上的长方形像框，那里装着爷爷出席省市及全国政协会议和民主党派会议的合影照，还有很多没挂出来的照片，爷爷都细心地卷起来，再拿橡皮筋扎住，收在写字桌抽屉里。
那时，我在家经常读到一份报纸——《团结报》，对开的大报，上面常登载一些我喜欢的散文随笔等；爷爷还订了适合我们阅读的《儿童文学》《少年文艺》《中国少年报》等许多读物，家里的书架上有四大名著，以及《十月》《收获》《人民文学》等刊物。尚在青春懵懂的年龄，我就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许多文学类书籍。
每年的除夕夜，家人都在客厅守岁。我们姐弟几个争相给爷爷奶奶磕头拜年，每人都将早已准备好的祝福语说给爷爷奶奶听，在收到数额不一的压岁钱后，我就悄无声息地溜进主卧，从书架上抽出我最爱读的《红楼梦》，将自己埋进沙发，拧亮沙发一侧的落地台灯读起来。水绿色细纱罩着的台灯，泻出的光温暖又静心，我常常读得忘了时间，直到家人喊我睡觉。
除了读书，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要数听评书。每天午饭时间雷打不动。一到点，爷爷就打开收音机，我们几个小的，则安静地围坐周围，竖起耳朵，突听“啪”的一声，收音机里传来惊堂木的响声，只听说书人道：“话说……”
那会儿，我们听得最多的是刘兰芳的《岳飞传》《杨家将》，袁阔成的《三国演义》、单田芳的《隋唐演义》和《三侠五义》等。说书人铿锵有力的声音回荡在屋子里，我们常被那些英雄豪杰的故事深深吸引着，每天说书时间不到，就提前坐好等着听精彩故事。
喜欢听故事的我，在一次作文课上，被我的语文老师告知，”你爷爷的故事才精彩呢，你应该让他讲给你听。“可爷爷在我们面前，从不提他过去的事情，即使后来写了回忆录，也才写到民国十几年，他就突发心脏病去世了。而奶奶先于爷爷离世，在爷爷走后，有关于他的故事也一起带走了，留给我们的，只有零星片断的模糊记忆。
记得有一年，爷爷住院，奶奶带着我和姐姐从医院出来时已是晚上。那天下了好大的雪，天地间白茫茫一片，一轮明月清冷地高挂天上，把城市装扮得粉装玉砌，像极了童话中的世界。我和姐姐搀扶着奶奶往家走，脚踩在厚厚的积雪上，每走一步都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宛如天籁之音。
奶奶心情好，边走边给我们姐俩讲起爷爷的往事。那是我头一次听奶奶讲起过去，那些真实发生过的故事，在奶奶的讲述中，可惜仅仅是些零碎的片断。奶奶说，爷爷当年很受首长器重，蒋先生带着宋夫人来访，爷爷就在场，爷爷还见过张学良将军、赵四小姐；爷爷喜欢唱戏，脱下军装，穿上戏服，就是舞台上耀眼的唱将，一曲下来，常博得满堂喝彩。那时，他们经常看戏，很多戏文奶奶都能背下来。
我和姐姐都没见过爷爷唱戏，爷爷的文艺细胞倒是遗传给了父亲，父亲吹拉弹唱样样在行。在我小时候，每年春节前都见父亲忙着排演节目，他在台上又唱又跳，有时也弹手风琴、拉二胡。父亲退休后，还组织过一个戏班子到各地演出。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我们从小见到的爷爷，与奶奶讲述的有所不同。我印象中的爷爷不苟言笑，看上去威严，却从不发火，也从没训斥过我们。弟弟没上学前，爷爷就教弟弟识字读书，俩弟弟上学后都很贪玩，经常一放学扔下书包，就约着伙儿跑出去玩，直玩到天黑才跟个花脸猫似的回家。母亲气得抡起鸡毛掸子要打，被爷爷劝下，“算了，读书也要天份，不爱学习的，打是打不出的”。爷爷的豁达，不只体现在对孙辈的教育上，就连母亲与奶奶间的婆媳矛盾，也是爷爷从中调和。
奶奶虽是家庭妇女，却是受尽爷爷宠爱的人。奶奶生得美，人人都说，奶奶是真正从年轻美到了老的人。她的眸子明亮有神，皮肤白净细腻，灰白的头发梳得齐整水滑，两个鬓边常别着精致的卡子。奶奶穿的衫子都是中式的，从领子到下襟缀有手工做的盘扣，衣服颜色不是月白就是蓝白，衬托得整个人都很干净清爽。
奶奶干活仔细也爱挑剔，母亲性子直，婆媳之间有时难免会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闹别扭，母亲生了气不说话，奶奶则像个小孩子一样去向爷爷告状。但爷爷从不偏袒奶奶，作为大家长的他，总是和颜悦色地、以公开公正的方式，调停着家里每个人的情绪，让一家人有事说在明面上，都不要憋着气，相互谦让，和睦相处。
奶奶是个极爱干净的人，家里的水磨石地板擦得能当镜子使，屋里的每一处，每一个角落都干净得纤尘不染。自小，我们姊妹四个就被奶奶指派着干家务活：扫地、拖地、擦灰是我和姐姐的，倒痰盂、敲煤饼、压井水是大弟和小弟的。我们干活的时候，奶奶当监工，干完后她要一一检查，若是干得达不到她要求还要重干。
我和姐姐一起干活时，我嫌她偷尖耍滑，干活太慢，她不高兴就使小性子，奶奶护着她。我从小争强好胜，得理不饶人，骂人不带脏字，还净拣书本上看过的词骂，什么“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等等。我一骂，姐姐就在那儿哭，奶奶气得指着我一个劲说，“这张嘴……不得了，不得了……”
爷爷过六十大寿那年，外地的亲戚都来了，姑妈、叔叔、婶婶，还有好几个表哥表姐，一大家子，算下来有二三十人呢。我们在县城最好的酒店聚了餐，回家后，又请来县城最好的照像馆师傅给我们照了全家福。
记得那是个夏天，天气热得火辣辣的。我们在小院里，用一张大床单作背景墙。照像时，长辈坐前面，我们所有小辈都站在后面。表姐看我穿着一件长袖碎花上衣，就问，“再没衣服了吗？”没容我回答，表姐就从屋里拿出一件镶蕾丝花边的白色短袖衫让我换上。我一看，这不是我姐的衣服吗？我心下暗喜，“哼，你平时小气得不让我碰你任何东西，看看吧，这次我要穿你的衣服了，这可是表姐让我穿的！”
我换上姐姐的这件白色短袖衫，立马觉得人也美丽亮堂起来，我靠边站在表姐身边，露出八颗牙齿灿烂地笑着。站在另一边的姐姐什么表情我不知道，但一照完像，她就噘着个嘴冲我怒吼道：“谁让你穿我衣服？我都舍不得穿这件衣服却让你穿了，快给我脱下来。”我嘴上不让，心里却十分欢喜，“不就是一件衣服嘛，至于这么小家子气？谁稀罕你衣服，反正相已照完了，我脱了给你。”
相片洗出来后，果然见我姐皱着眉，噘着嘴，所有人都在笑，就她像有深仇大恨似的，拉着个脸。哈哈，我看到照片就控制不住想笑。
过去，我和姐姐的衣服都由母亲和奶奶亲手裁剪缝制，从冬到夏，我俩一年四季的衣服都是同一花色，同一款式，唯有这件白色短袖衫是她独有的，好像是一个亲戚来我家时买给她的。不久后，我们姐妺俩的衣服就都是买着穿了，父亲从上海回来，给我们每人都带了很多漂亮衣服，还有各色的发卡、蝴蝶结，我们姐妺俩互相换着穿，她喜欢我的就拿去，我喜欢她的也随意拿。
其实，我和姐姐的争吵也只是在青春期前，再往后，我俩就很少吵架了。我上大学那年， 我们姐妺俩还专门跑照像馆照了张合影，我坐在前，她站在后，亲密地依偎着，那时我俩都留着披肩长发，那是我们在一起时最美的样子。
我家的小院每年花开不断，一到春天，奶奶就会往小花园里撒一些花籽，种的花全由奶奶打理。到了夏季，院里的凤仙花开了，一朵朵红艳艳的，娇俏可人，奶奶将花瓣一片片摘下来，加明矾放在石臼里捣碎，然后取捣碎的凤仙花泥，均匀地敷在我和姐姐双手的指甲盖上，再用树叶包好，缠上毛线绳，嘱咐我俩，“不要乱动，小心掉了。”我和姐姐张开十指，举着包好的双手，颇有些要完成一件大工程似地兴奋。为了让指甲上色效果好，我们通常要睡上一夜，等到第二天早上起床才拆。我们都很期待，翌天一早能看到十指丹蔻，品味到“纤纤玉笋红”带来的喜悦。
晚上睡觉时，我们姐俩一人一个被窝，挨得很近，两双包了指甲的手生怕不小心碰到别处，就小心地叠放在胸前。我俩躺床上起先睡不着，就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她说，看过我写的作文。我问，都看了哪几篇？她罗列了具体的篇名。我一听有点吃惊，没想到她看了那么多。晚睡时的闲聊，一直伴随着我们的成长。待我们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我和姐姐的话题又聊到了谈情说爱上，我们相互间还把从没给别人说的秘密告诉了对方。
说起来，真正让我们姐俩心贴在一处，还是在青春期。那时，我刚来例假分外紧张，早上睡起来一掀被子，看到床单上殷红的一坨，甚是刺目。我想拿东西遮盖，被姐姐看见，她扯起床单，打来一盆水教我如何清洗，还对我说，“快把门关上，不要让奶奶看见。”我和姐姐都因染脏床单被奶奶数落过，奶奶的数落能说上好半天，让人羞得恨不能找地缝钻。我俩悄悄地清洗战场，就是不想留下一丝痕迹，但洗湿了的床单还得要晾出去，不然晚上就没法睡了。奶奶看到挂出去的床单，还是会数落，“呀，多大的人了，还这么不小心……”，不过，这样的数落也比让她直接看见要好很多。
我们那时的物质生活并不富裕，印象中也没吃过什么特别的东西，爷爷的工资基本都拿来补贴家用了。但在平淡的日子中，一家人总是极力寻找着生活的乐趣。
家里每天的早餐有主食，也有茶饮。通常，主食是从外面买来的类似千层饼样，卷着一层层芝麻酱和红糖的长方形饼（我们小时候叫糖叔本，不知为何，现在已见不到了），或者是一种洒着白芝麻的糖酥饼，再或者是有着超浓蛋香味的鸡蛋糕。茶是爷爷、奶奶都喜欢喝的茉莉花茶，用的是一种青白粙色的盖碗茶具，茶碗上有一颗颗状如米粒，透着润玉般光泽，看上去几乎通透的装饰物。在家中平常的日子里，奶奶总会想法做点好吃的，她会领着我们炸糖糕、炸油条、做馅饼，我们跟着奶奶和面、包糖、做馅、包馅、拍扁、下锅，常常守在灶台边，一干就是大半天。
逢到年节，家里的吃食就丰富多了。妈妈会提前发好一大盆面，领着我们去专门烤制饼子的地方。那里有大大的案子，我们在那儿现场做饼，每个饼坯上都用夹子夹出好看的花纹，饼里包着馅，有红糖的、红枣的、红豆沙的。经过烤炉烤出来的饼，色泽黄亮，香气扑鼻。这样的饼，大弟一次能吃好几个，直到现在，他都爱吃家里的烤饼。
除了做饼，我们还在家炸制一种包着蜂蜜的糖果子，也叫蜜果子。做这个吃食时，全家老少齐上阵。妈妈和面、发面、炒制蜂蜜，奶奶和弟弟擀面，我和姐姐往擀好的面饼上涂蜂蜜，奶奶再将之切成一个个果子坯，我们齐上手翻花、下锅，父亲负责守在油锅前炸制、捞出。还有一种包着肉馅的小吃，也需要炸制，工序比蜜果子还多。每年过节，我们都会做很多各种各样的吃食，那些食物，留存在我们的记忆中，成了我们对家永远的牵挂。
后来，随着爷爷奶奶相继离世，我们也搬离小院，搬到了学校新建的家属楼上。
那个独属于我们的小院，花开了又败了，鸡舍里的母鸡每产下一枚蛋，即“咯嗒——咯嗒”叫个不停，压水井一到冬天就冻住了，每次压水，都要提前烧好一壶开水，顺着井口倒进去，再不停地按压，清冽的井水就压上来了……那一方小院盛载了一年的四时天光，也载满了我们对昔日时光的美好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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