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都在和心灵对话，这本书却在将灵魂鞭挞

曾听人评价过俄国的两位文学泰斗：“托如高山，陀如深渊。”可谓鞭辟入里。

托尔斯泰的作品如高山峻岭，巍峨磅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如无底深渊，幽暗深邃。

前者对外，着眼于广阔的外部世界，结构、场面、众生相，格局宏大；后者对内，在人物内心的复杂世界里曲径探幽，情绪、心理、信仰、精神，深不见底。

每次阅读陀老的作品，都仿佛经历了一次精神上的超长旅途。信仰被冲击，思想被敲打，灵魂被鞭挞。人物内心的那些令人战栗的黑暗，既庞杂又精准，从字里行间满溢出来，让人时而拍案叫绝，时而冷汗直冒。

常有人说，读小说是轻松的，随便翻翻就行——那必然是没有读过陀老的作品。

《罪与罚》的主线很简单，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和她的妹妹，历经纠结和煎熬之后，最终自首。

就这样一句话的故事，陀老写了四十多万字。看似絮叨，其实情节毫不拖沓，节奏紧凑，主旨深刻。本文仅截取几个角度，试以浅析。

1 杀人理论

《罪与罚》里的杀人案，并非由普通的因财起意或一时冲动而引发，而是一次有思考、有计划、伴随着沉重的道德拷问的杀人事件。

道德拷问存在于三个层面：

第一层，杀人犯罪与否，是否取决于个人地位。换言之，当人具有一定的地位之后，杀人是否可以免罪？

统治者具有超然于法权的地位，自古有之。历史上最讲法权的时代，也仅止于“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再往上，君王如杀人，即使是错杀、滥杀，也无需承担法律责任，最多下个罪己诏了事。

这就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杀人正当性理论”之一。在他看来，从远古时代，“到后来的里库尔果斯、梭伦、穆罕默德和拿破仑等，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罪犯。”但由于他们占据着统治地位，故而可以为所欲为。无论是对平民的肆意屠杀，还是发动战争时牺牲的几十万条人命，不仅不会让他们受到惩戒，反而使他们得到人们的歌功颂德。

正因如此，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看来，“谁聪明、强硬，谁就是统治者；谁胆大妄为，谁就被认为是对的。谁对许多事情抱蔑视态度，谁就是立法者。”

杀死高利贷的老太婆，无疑是他希望通过强硬、胆大妄为、蔑视一切的方式，让自己走上通向统治者的道路。

“我告诉你吧：我想做拿破仑，所以我才杀了……现在你懂了吗？ ”

第二层，面对恶人，能否不通过法律渠道杀之而后快。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历史上常见的“替天行道”。

从讲求“兼爱”的墨家游侠，到行侠仗义的江湖大侠，所秉持的理念，都是《水浒传》里梁山好汉们写在杏黄旗上的四个大字——“替天行道”。

来看“替天行道”背后的理论基础。一方面，古人认为，上天是绝对公正的。但上天很忙，无法事无巨细地照顾到下界所有的事情。因此，上天的代表会现身于人间，在上天的授权下主持公道。

另一方面，墨家认为：“杀盗人，非杀人也。”同样的，孟子“性善论”的论据之一，是他把人性中恶的部分，都定义为“非人”——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这两个理论结合起来， 杀这些“非人”，就不算是杀人了。“替天行道”，也就无需承担随之而来的法律和道德责任。

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看来，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只是一只“可恶的、有害的虱子，她对谁也没有益处，她吸穷人的血，杀了她可以赎四十桩罪，这算犯罪吗？”

第三层，更进一步——为了实现“崇高”的目标或利益，是否可以杀人？

这是伦理学中的经典道德难题：在“结果论”和“义务论”之间如何选择。

英国哲学家杰利米·边沁的“功利原理”是“结果论”的典型代表，在他看来，道德的目标是“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为追求这个目标，牺牲少数人的利益，甚至是生命，都是值得的。

在中国哲学里，后期墨家也提出过类似的理论。《经上》说：“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恶也。”，这是对功利主义哲学的一种享乐主义的解释。

这是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正当性理论”的又一佐证。在他看来，杀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不是为了贪财，而是为了一个“崇高的和有意义的目的”。他在行凶之后对老太婆的财物弃之如敝屣，证明了这个动机所言不虚。

综上，《罪与罚》里的杀人事件有着多层次的、复杂难解的动机，这也引出了主角在杀人之后一系列内心的冲突和矛盾。

2 内心的冲突

杀人之后，拉斯柯尔尼科夫不仅没有感到“替天行道”的自豪，也没有获得权势和地位的迹象，反而是陷入了巨大的道德恐慌，以及是否需要去自首的矛盾纠结之中。

和冷血的连环杀手或职业杀手不同，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杀人后，完全没有感到心安理得。

或许是内心最原始的良知，或许是在社会伦理中积累的共识和习惯，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杀人后的第二天，就涌起了自首的冲动。这个冲动如此强烈，以致于之前在准备杀人时酝酿已久的“杀人正当性理论”，都被迅速地抛诸脑后。

然而，拉斯柯尔尼科夫是个内心冲突极为剧烈的人。他既有成为拿破仑的雄心壮志，也会蜗居于斗室里懦弱不堪；既会在杀人时下手狠辣，也会在杀人后惊慌失措；时而视死如归，时而贪生怕死；时而清醒，时而迷茫；时而狂躁，时而消沉。在两种对立的情绪或想法之间，拉斯柯尔尼科夫摇摆不定，且会在瞬间完成两个对立面的切换。

自首还是自由，杀人行为是对还是错，拉斯柯尔尼科夫反反复复的心路历程，构成了《罪与罚》的主体部分。读者也因此有机会对正反两面进行思考，从而挖掘出更深刻的意义。

当然，拉斯柯尔尼科夫内心的冲突是全方位的，不仅局限于是否自首的问题。比如他既想跟人接触，又会突然在与人接触时感到不快和愤怒；他既会对周遭感到反感，又会对他人生起怜爱；他既会冷漠无情，又会对不熟的他人倾囊相助。

在描述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心理变化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用的是他惯用的“极限细节”描述方式。大段大段的人物心理描写，微末的情绪和念头，通过白描的方式，排山倒海般地奔涌而来。在流行短句、短段落、碎片化的新媒体时代，这种描述方式显然是不讨好的，很多人会嫌冗长、啰嗦、琐碎，甚至没有读下去的欲望。

有趣的是，恰恰是这种“讨人嫌”的方式，才更接近真实。人的内心，无论是思考的散乱程度，还是冲突的剧烈程度，都和我们自以为能控制自己内心的常识相去甚远。

卡伦·霍尼在《我们内心的冲突》一书中举了许多内心冲突的例子：

“比如一个非常想结婚的女孩却不能接受任何男人对她表达的爱；一位母亲很宠爱孩子，但是对孩子的生日，她却总是记不住；一个对自己很抠门的人，在外人面前却出手大方；一个人很喜欢清静，却不愿意单独待在某个环境中；一个人，对待自己很严酷和刻薄，在对待别人时，表现出来的却都是包容和忍耐。”

与此同时，人们常常会找出看似合理的原因，来为内心的冲突赋予合理性，让自己既在冲突里纠结痛苦，又觉得心安理得，或是习以为常，或是在自我安慰中完全感觉不到冲突的存在。

《罪与罚》把这些被人们忽视的冲突摆上台面，近距离地端到了读者们面前，自然会让人感到不适。这种不适感，就好像在阴暗里待久了的人突然见到阳光一样，或是像《黑客帝国》里的人们选择了红药丸之后从营养液罐头里苏醒时看到外面的机器世界一样。

在黑暗里待的久了，便会习惯黑暗；与假象厮磨惯了，便会执假为真。

因此，我们所熟悉的、所认同的、习以为常的、自认为舒服的感觉，并不代表真实。由此引出下一层的问题：如何避免道德简单化。

3 道德简单化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从世俗的意义来看，可以让我们避免落入“道德简单化”的境地。

苏格拉底曾说过：“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

同样的，未经审视的道德问题，不值得坚守，或者说，不值得被当成至高无上的准则。

比如，当人们在进行道德争论时，常会被一些“大词”震慑住，比如尊严、美德、义务等；或者是被所谓的原则洗脑，比如“永远不要把人当作一个简单工具来对待”。实际上，这些大词和原则，都是被“简单化”了的道德问题，既没有经过缜密的逻辑推理，也不具备坚实的道德价值基础。

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将这类简单化了的道德称之为“媚俗”。在他看来：

“媚俗所引起的感情是一种大众可以分享的东西。媚俗可以无须依赖某种非同寻常的情势，是铭刻在人们记忆中的某些基本印象把它派生出来的：忘恩负义的女儿，被冷落了的父亲，草地上奔跑的孩子，被出卖的祖国，第一次的恋情。”

当我们习惯于将道德简单化时，会出现各种问题。

一是会逾越道德的边界。比如用前文提到的尊严、美德、义务等“大词”，对他人进行道德绑架，或是以此粉饰自我行为的过失和逻辑的漏洞。

二是道德观会逐渐模糊。比如无法分辨某些行为到底是对他人的道德要求还是道德绑架，或是在义务论和结果论之间左右摇摆，无所适从。

三是道德体系容易崩溃。比如拉斯科尔尼科夫的道德受到“杀人理论”的冲击时，他尚不完备的个人道德体系被轻易地侵入，最终支离破碎。

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源，是因为我们把一些本该进行深入的逻辑思考的问题视为理所当然，把“铭刻在记忆中的某些基本印象”当成道德准则，这就如同沙上建塔，脆弱不堪。

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能让我们近距离地审视那些习以为常的问题。他不厌其烦地絮叨着，状若癫痫，却字字箴言。他引导我们思考：道德的背后是什么？伦理观念和善恶是非的价值观的根基是什么？宗教神祗、最高意志、精神信仰，是否等同于正义？人类，到底是靠什么东西，活着？

无论是《罪与罚》，还是《卡拉马佐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里的罪恶、阴暗、颓废和消极，无不是为了拷问灵魂而存在。黑塞说过：

“只有经历死亡，进入地狱，方能听闻来自天国的上帝的声音。真诚而坦率地供认生存和人性的贫乏，可疑和无所希望，这就是前提条件。我们必须听命于痛苦和死亡，面对赤裸裸现实的狰狞面目感到不寒而栗，然后，我们才能汲纳另一种声音的深邃性和真理。”

平静地和心灵对话，只会让我们在真相之外游走。只有经历过灵魂的鞭挞，直面黑暗和痛苦，并从中杀出一条血路来，我们才能到达真实的彼岸。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们在这条荆棘之路上摸索前行时，最好的引路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