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所以朋党之争历来是各朝各代普遍存在的。有时候这种争斗给政权的稳定性，给社会的稳定性，给统治者和老百姓带来不小的麻烦。
作为人在江湖的一种存在形式，朋党之争有时也是统治者左右拿捏的工具，故意弄出个AB角，斗得不亦乐乎，而最上层的老板俯瞰这个争斗，倒也真的是不亦乐乎。就像乾隆身边的纪晓岚和和珅一样，乾隆又不是傻子，他俩斗就斗呗，不影响国家政权的都不是大事。
但是宋朝的朋党之争却同其他时代的有不小的差别。宋朝是一个纯粹的士大夫政治的社会，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社会上的规模很大，影响深远，左右政策制定和实施。士大夫处于一贯的修为修养要求，会有真挚纯粹的爱国热情，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那么多人想法自然不可能都一致，不一致的自然要争辩，而宋朝的政治氛围提供了这个自由争辩的环境。
争着争着就各归各队，逐渐形成了派系。但是宋朝的朋党之争，核心的目的第一不会对皇权造成威胁，第二主要争论的还是如何治理国家，施行怎样的国策。总体来讲，他们争论的目的是在国家机器运转过程中施政策略上的话语权。不像其他朝代的朋党之争，大都为了某些人的个人私利，甚至有的是冲着皇权去的。
宋朝的朋党之争，最著名还是王安石变法引起的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和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党之间的斗争，斗争的标的物是王安石的变法关于财政、军事、教育等方面的各项政策措施。
神宗期间，王安石在位，新法得以施行，持续15年之久。但是新法客观上动了士大夫阶层的既得利益，保守党人自然要力争抵制的。于是神宗去世后，司马光又出来管事，就全盘否决了王安石的新法。这也是北宋客观上错过了一次可以晋升为强国的机会，当然只是一次机会，是否真的能成，历史无法重演。
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北宋历史上的名人，王安石位列唐宋八大家，宋朝的几位入选的大家，大都受他提携，司马光的一部《资治通鉴》足以光耀千秋。
从网上查，两个人的人品修养也都很高，并非宵小之辈，但是面临政治立场不同的时候，也是斗得天翻地覆。
只是我们如今在一千多年后回看，那次党争，确实使北宋错过了一次崛起的机会。
不知道光哥如果重生一次是不是会跟石哥一道携手并肩，谱写不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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