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学习的程序来说，‘作文’实在是限先于‘读书’。因为我们从咿呀学语时就开始学习代表意念的词语，学习词语的连缀，用以来表达自己的最基本的情意。
当我们开始读书的时候，最低限度的思路已经通顺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开蒙了。初步读书，其实已经在学习另外一种知识符号－－－文字，严格意义上来讲，与其说‘读书’不如说在‘识字’。
大家所知道的基础识字书籍，由前人所著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到《四书》、《五经》，我们现在的《说文解字》、《辞海》等等。我们初步读书的年龄正是记忆力最强的时候，在老师的严加管教下，把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古人造字的六种方法运用起来，（称为“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记下了那些枯燥的符号，尤其是对字的不同种读音和字意的不同理解，很是感兴趣。
我到过山海关，那孟姜女庙前的对联那有趣的读法和不同的意思至今意犹未绝：
山海关
上联“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
下联“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
上联有七个“朝”字，下联有七个“长”字，一、三、五、六“朝”字是zhao,读阴平；二、四、七“朝”字是chao,读阳平；一、三、五、六“长”字是chang,读阳平；二、四、七“长”字是zhang,读上声。如此多音形同声不同意亦不同，乍一看莫名其妙，但读出来则是无比的奇趣和精彩。
在此我们也得感谢我们蒙童时代的老师，虽然他们不是赋予现实意义上的很好老师，但也教会了我们的简单字意、字义和字异。可是在当时我们的心性又是最软弱的，这样一来便把已经通顺的思路又塞住了。因为我们在那个时间段并不知道‘语言’代表意念和‘文字’代表意念之间是相通的。
前人的思路我们既已走不通，自己的思路又被塞住了。所以小孩读书的时候，正是他们‘作文’停滞不前的时候。按照现在教育的相关规定，学习文字符号得六年的时间，才学得不超过三千五百个左右的方块字，四千个左右的词语，逐渐可以把它们按照一定的语序组织起来，组成句段篇，表达自己的肤浅的意思了。
可是要真正学到‘作文’的诀窍，实在是无从说起，因为这是一个很玄妙的意识思想课题，这和中国文化的玄妙不确定性有关。老实说书百读无一害，无一不可读，也无一可不读。因为可读和不可读并没有十分明显的界限区别，哪怕它是一本黄色书刊少儿不宜，但也可以归纳为性知识文化的范畴，至少也是需要加强学习的生理常识知识。
因此对于知识的吸取就只能介定于自己对它的认识和理解程度的不同了。著名教育家吴稚晖先生说过，他自己在地摊上看到一本旧书《何典》，其中有一段文字‘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的开场白，看了这一句话后不仅哈哈大笑，就此而领悟到了文章语句的细描手法，形成了自己的文风。
这并不是一个笑话，他以前的作文，拘泥于师友所受的章法，不敢放胆去写，以至于文章迂腐沉郁，丝毫没有一点生气。直到看了《何典》以后，才敢打破常规的意法，什么词句都敢用了，什么语调也敢用了，使他恍然明白文章的精义就在于此。
看了吴先生的文章，你就知道他是如何运用《何典》中的字句了。那“肉面对着肉面”是多么的土俗，“风光摇曳，别有不同”又是多么的雅致。这在当时绝非桐城文伯，阳湖名家所敢使用的难登大雅之堂的乡土俚语，但这对于吴稚晖先生的文章风格的形成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曾看过一篇何满子先生写的文章叫做《话筒自白》，感觉就很好有简洁的白话叙诉生活中的简单事，一看就让人直奔主题明白说的什么。
我的洋名叫Megaphone，中国人管我叫扩音器，乡下的同乡们嫌那名字文绉绉的，就管叫我电喇叭。可如今人们图省事，都只用两个字叫我“话筒”。有些地方的人发音不标准，竟念成“饭桶”。我怎么会是“饭桶”呢？我的本事可大得很呐！要是没有我有些歌星就吃不上饭，就别说是几万几万地捞票子。练过发音的声乐家唱起来满池子都听得见，声音一直送到后排。而有些歌星离了我，那点声音三四排以后就听不见了。歌星们还拿着我挥来挥去，扭着屁股摔着头发，没有我他们就真的没戏了。
有的歌星是钱迷，临上场还搭臭明星架子，得要几万几十万的出场费。其实这钱至少大半得归我。不然叫他们试试，没我能行吗？
还有的歌星拿我作马虎眼骗人，搞假唱。嘴巴比划着只管贴着我，我就觉得没有声音灌进来，连我的名誉也败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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