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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回到医院住了三个月,接受“脱敏治疗”和康复训练,出院后和医生保持了一年多的电话联系。到现在,红已经不干预我的正常生活,他懂得该什么时候冒出来,使我保持着很好的作息规律,早上七点和晚上八点是红的零食时间,除此以外,意识都属于我的主人格。我对这样的结果十分满意,每逢过节,我都会特制些杯子送给医生作礼物。
几个月前,我给医生发微信说我要把我的经历写成书,医生慷慨的把病历本分享给我,本子被翻阅的很旧,足足一百多页草纸全都起了卷,上面不单有医生的诊断分析,还有我画的画、发病时的照片作为补充。我曾是心理系的学生,但看懂这些专业名词,还是得结合窦医生送我的两本心理学书籍,一是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变态心理学》、另一本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心理学史——心理学思想的主要流派》,光是这些读书就花了近一个月。俗话说久病成医,这话放在心理疾病患者身上再适合不过了。
川和我的事业也随着病情的好转而蒸蒸日上,我生病的这些年他付出了很多,除了闲暇时间照顾我,还要管理公司冗杂的事务。扩大规模以后,他就更抽不开身了,我们不得不招聘出纳和秘书员帮忙管理,现在我们不单单只做家用一次性纸杯,头几天和一家连锁商场签了五年的合约,提供纸杯和商场自营品牌小礼品的包装,再也不做以往的一揽子生意。签合同时,川一再强调他的专利权,即使现在这种技术已算不得先进,但还是让甲方付了三十几万定金。没有大肆宣扬,我给小男孩儿的住院卡里悄悄转了十万块,用于自闭症的后续治疗,他的人生比我有前途的多,如果我当时有这样的条件,我想,应该不至于蹉跎至今。小男孩儿现在在读小学一年级,成绩十分差劲,绘画天赋却渐渐展露出来,他对颜色的运用能让艺术学院的大学生自愧不如,对画面的构思新颖而有趣。也许他能成长为独树一帜的画作家,但那便是他的人生了。
即使病情已经被控制住了,但我很想知道故事的真相——我到底是不是杀死红的“凶手”。我想把这作为结尾的最后悬疑,特地回了一趟家乡,这是二十一年间第一次踏在童年记忆里的沙石地面上。太阳仍旧炽烈,稻田饱满,蝗虫和蜻蜓不时落到苇叶上,被顽皮孩子们追逐。我回到以前的“家”,房后杨树林被推平变成养殖场,房子的位置建了一个巨大的蓄水池,旁边饲料堆成几垛小丘,只有门前泄洪沟里流淌的依然是一样清澈的湖水,但它已映照不出任何真相。扁担客这个职业随着溪水远去,只剩埋在心底的悲哀故事。小时候熟识的人们都老的不成样子,村庄里不剩几个青壮年,只留下顽强的老人打理田中的杂事,十亩水稻的收成也不如外出工作一个月,难以想象多年前的我们是怎样生活下去的!我很想坐在田埂上再看一次日出,但最后一班通向城里的汽车在六点就要出发,除城市外,我无处容身。
我翻出压箱底的教师证书,申请去贵州山区做一名自然科学教师,如果有条件的话,我还想在学校里开设心理咨询室,做他们心灵的稻草人,驱散黑压压的麻雀群,把悬崖边上的孩子拉回来。在童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轮红日,不管它意味着什么,都应该勇敢去追。
孤独困顿的日子里,爱与被爱的能力是仙女手中的魔法棒,能像《木偶奇遇记》一样,赋予木偶人的真心。有些时候,我们确实活得艰难,一要承受种种外部的压力,更要面对自己内心的困惑。在苦苦挣扎中,如果有人向你投以理解的目光,你会感到一种生命的暖意,或许仅有短暂的一瞥,就足以使我感奋不已。而当走出困境,所有对于生命的热爱都将周而复始,愈加汹涌,这又不得不说是人生的眷顾。
最后引用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一句话作为结尾:走过去是危险的,在半当中是危险的,回头看是危险的,战栗而停步是危险的,人之所以伟大,乃在于他是桥梁而不是目的;人之所以可爱,乃在于他是过渡和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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