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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的祖祖，也就是我父亲的奶奶，是一个很能干的女人。她大概出生于20世纪初。在那个年代，不缠小脚的女人是嫁不出去的，男人用各种教条束缚着女人，好让她们自动将自己禁锢于牢笼之中，心甘情愿地相夫教子。
我的祖祖偏偏不信这个邪，她终日甩着两片大脚丫子，屋里屋外忙活，人家都叫她“大脚”。后来听父亲说，她原先也是缠过的，但后来估计是因为疼，或者是碍着做事，她自己将缠脚布拆了，再也没有缠过。
虽然我的祖祖没有缠过小脚，但好歹她是嫁出去了，并且她的丈夫（我们这里同样也是叫祖祖，为了区分，暂且叫“男祖祖”）是一个很有本事的男人，他在中国和缅甸之间贩卖丝绸和瓷器，曾经赚了不少钱，但后来全给他抽大烟败光了家产，当然，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的男祖祖常年在外做生意，家里大小事务都由祖祖来操持。按理说，照当时我家的家境，请几个佣人来也承受得起，但祖祖闲不住，也不习惯别人伺候她。于是像犁地种菜、挑水喂猪一类的重活计，或者是洗衣做饭、缝缝补补、下厨做饭的轻松活，她都做得来，也做得好。当别的女人只能在家里缝缝补补的时候，她倒是能忙里忙外，轻松自如，看来那双没被缠过的大脚，确实在干活时给了她很大的方便。
2.
1970年的时候，我的祖祖大概已经70岁了，她日日劳作，从未享受过养尊处优生活的好处也逐渐显露出来：她身体仍旧很硬朗。据我的姑妈们所说，祖祖种的青菜好得很，她经常去侍弄，浇水捉虫，到冬天的时候，一棵青菜有时能有10多斤重。当时祖祖还养了一头猪，它每日陪着祖祖到菜地里干活，它的粪便经过发酵之后又成为菜地的肥料，所以那些大棵又美味的青菜，有它的一半功劳。
说起来，那真是极其有灵性的一头猪。我家的猪圈就盖在祖祖厢房的后面，她每日凌晨5点左右起床，那头猪听见响动也跟着起来了，祖祖没有给猪圈上锁，它就自己走到祖祖房门口或趴着，或站着，等着祖祖洗漱。
祖祖吃了自己的早点之后，开始给猪准备食物：她把头一天找好的猪草在槽里切碎，在猪食灶里烧上大火，开始煮猪食，有的人家为了方便，往往会多煮一些，当天吃不完的就留到第二天再喂。不过祖祖不这样，她每天宁愿早起半个钟头，也要让那头猪能吃上新鲜的早餐。或许是感受到祖祖的厚爱，那猪即使是饿了，也不吭声，只默默等着祖祖将猪食煮好盛到它的槽里，才就着升腾起来的雾气开始吧嗒吧嗒地吃起自己的早餐来。待那头猪也用餐完毕，祖祖就带着它，一人一猪，穿过春夏稀薄的晨光，或是秋冬浓浓的雾气，到田里干活去了。
祖祖干活的时候，它从不乱跑。如果早上没有吃饱，它就到田旁边找食吃，吃饱之后又到田埂旁边晒着太阳，眯起眼睛等着祖祖。有时候等得睡着了，它就开始肆无忌惮地打起呼来。
路过的人看见了这头自在的猪，即使看不见人，也知道祖祖一定在田地里忙活，便冲田里叫一声：“陈嫂，你早喽！”田里冒出一个戴着草帽的头应到：“才来呢！”
3.
祖祖和这头猪的感情很好，甚至还给它取了个不太正式的名字，叫“猪来”。
“猪来”—无论祖祖在哪里叫它，那头猪就哼哧哼哧地来了。
它听话，但只听我祖祖的话。祖祖不在家的时候，我父亲负责照料它。父亲烧起灶里的火，切好成捆猪草，咕嘟咕嘟煮成一锅，煮的时候，它也在旁边或坐或站地巴望着，但它的盼望，不是因为父亲，只是为了那锅食物，谁喂它吃都一样。它只认祖祖这唯一的主人，因而每次祖祖喂它时，它总是先用湿湿长长的大鼻子亲昵地蹭蹭她的手，再低下头去吃食，但对其他人，它却不这样。
祖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要到很晚才能回家，因为已经去世的男祖祖曾经积累了不少财富，置办了很多田地，因而也给我家贴上了“地主”的标签。田和地被划走了，男祖祖也去世了，但别人并不满足，稍微吃饱之后的人们的一大乐趣就是写一张一张的大字报，搞批斗，你不写别人，别人迟早是要来写你的，还不如先下手为强。而周围的人，大都是祖宗三代一穷二白，根正苗红的“贫农”，我的祖祖算的上是能被批斗的人之一。
当时寨子里有一个所谓的“骨干分子”，人还未到中年，头就秃了，头顶光亮亮地一片，但却得了个绰号叫“老毛”，仿佛他是个毛发旺盛的人似的。
老毛曾是我爷爷的同学，他父母都已经去世多年，留下他这么个小孤儿在那个吃不饱饭的年代自生自灭。祖祖心好，我家粮食也还稍有富余，很多时候，祖祖便让爷爷带他到我家来吃饭，他跟我家并无亲戚关系，但那时总叫祖祖为“大嬢”。祖祖挨批斗的时候，大队长问他，陈招彩家是如何压迫贫下中农的，他也倒不直说，只说大家都吃不饱饭了，陈招彩家还有白米饭下锅。这样一来，大家都明了了：如果没有压迫贫下中农，哪来那么多的粮食，天杀的地主！
因为老毛常和我家往来，也熟悉情况，什么话自他的嘴里说出来也就有人信，他为我家安上了“压迫”的罪名，人们不但不说他忘恩负义，还要赞他大义灭“亲”。“大嬢”被他叫成了陈招彩，地主陈招彩。
地主是要挨批的，要受教育，于是人们茶余饭后就在寨子前面的晒谷子的院场上开起批斗大会。在和祖祖一起被批斗的人当中，数她年纪最大，别的人都是被绳子把手吊起来打的，她年纪大了，老毛称自己为祖祖向不知道什么“大人物”求了情，使她能免于这种残酷的处罚。人们都说：“好啊好啊，老毛太讲人情了，以前吃过人家的饭，现在还晓得报恩呢！”对于这种称赞，他似乎又觉得不妥，向“大人物”表示，“地主”的遗孀，以前也是过了好日子的，也是压迫过贫下中农的，不处罚万万不行，别人吊起来打，她年纪大了，就让她跪瓦渣受罚吧！人们又说：“好啊好啊，老毛跟他家关系好，但是一点也不偏袒。”
瓦渣就是碎了的瓦片。“大人物”接受了老毛的建议，于是在别人被吊起来打的时候，祖祖就跪在一堆瓦渣上面，别人被吊多久、批斗多久，她就跪多久、陪多久。
一场批斗下来，往往也到晚上十一二点了。人们终于结束了晚饭后的消遣，待肚里不多的食物被消化得差不多的时候，就盘算着要回家了，再看一会戏肚子就又要饿了，饭还是要省着吃，为了看臭地主而多吃那么一碗饭，划不来。人们纷纷散去，那些被批斗的人也终于可以回家。
我的父亲和二叔想要去接祖祖，但祖祖从来不让，她不愿意被孙子看到跪在地上挨批斗的奶奶，也怕人们突发奇想要来斗地主的小孙子。每个人在这种时候都生怕别人抓住一丝把柄。但动物是不怕的，我的爷爷奶奶和爸爸二叔不能去接她，猪来却不管。祖祖挨批斗的时候它就趴在旁边，祖祖可以回家的时候它就哼哧哼哧地走过来，再蹭蹭祖祖的手，陪着这个膝盖发麻的老人一瘸一拐地回家。
4.
70年代那会，人的处境比以前稍微改善一些，但几乎所有事物都要凭票供应，衣食住行，都离不开一张票。穿衣要布票，吃粮要粮票，吃肉要肉票。穿衣可以省，大米不够也可以自己栽的其他的作物弥补，唯独吃肉的问题得到妥善快速地解决。
父亲和二叔都是长身体的时候，家里三姨刚刚出生，按月供应的肉根本不够一家人吃的，几乎家家一年到头养上一两头猪，就盼着年末岁尾的时候杀年猪改善伙食。第一年养猪来的时候，因为吃不饱，它长到年底依然瘦小，祖祖说今年吃不成的，那么小，吃了不划算呢，大家都深表赞同。于是猪来又被养了一年，在这一年里，我想祖祖应该是很矛盾的，她想好好照顾猪来，给他吃饱，但又怕吃饱后引起它的增重，那么年底就必定是猪来的死期，家人心疼它，但也有自己的无奈，肉都吃不上了，哪还有资格去顾及一个牲口呢？
第二年的年末，猪来终于迎来了它生命的终结。关于它的死，祖祖是什么反应，我曾经问过父亲，他并没有给我明确的回答，或者是他年岁太小记忆模糊，或者他也和祖祖一样，对猪来是充满不舍和内疚的。曾经那个陪伴过祖祖种地干活、挨批斗的猪来，还是被人们给吃了。
5.
1976年，我的家乡大地震。当时家里房子都是土坯房，经不住那样大的地震，倒塌了大半，猪来曾经住过的圈因顶棚是茅草搭建，倒塌的反倒不严重。当时祖祖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家里也没有再养猪，我父亲和二叔将猪圈打扫干净，陪着祖祖在猪圈里住，因地方太窄，一家人住不下，爷爷奶奶就带着还小的三姨到工厂里暂住。
地震过后，余震不断，祖祖年岁大了，又受到惊吓，加之当时缺医少药，最后已经病得很严重，她大概一直在砖块和木板搭建起来的床上躺了一周左右。爷爷奶奶在工厂里上班，父亲和二叔就轮流看护她。
一日，祖祖突说感觉肚子饿，让父亲去给她做饭，父亲喜出望外，祖祖好几天没说肚子饿了，现在多半是身体快好了，十岁的小孩子哪里懂得什么回光返照，一面屁颠屁颠地到已经坍塌了半边的厨房里去给祖祖熬粥，一面差二叔到爷爷工厂里“报喜”。
祖祖喝完粥的时候，爷爷恰好推开大门进屋来。她对儿子的突然到来显得有些惊讶：“今日提前下班了？”爷爷不敢照实说，只得推说大地震把工厂旁边的电杆压垮了，正在检修，得放半日假。
祖祖信了。她颤巍巍从床上坐起来，往枕头下掏来掏去，掏出一个白色绣花手巾包着的物件，里面是一颗大大的牙。
“杀猪来那天我从猪头上撬下来的，我没吃它的肉，它应该要少怪我一些的。”祖祖脸上终于显出垂死的疲态，并在当晚去世。
彼时的人们受天灾的侵扰，暂时放下了批斗的乐趣，纷纷前来帮忙料理后事。他们赞我的祖祖为人和善：“陈嬢最好了，哪个也不去得罪。”也说她的能干：“70多岁的老人了，一次还挑得起一担水呢，身体好喽。”
大家在震后的废墟里忙着，仿佛已经忘记他们曾经狠狠地批斗过这个刚刚过世的老太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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