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前，我还很年轻。年轻到除了上课、下课，熬夜做习题应付考试，生活里就只有风花雪月，我根本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叫做“阿胶”。
“阿胶”一下子被送入我的生活，因为我的眼睛突然看不见了。
没有任何先兆，就是在那个一觉醒来的清早，突然发现自己无论怎样用力睁开眼睛，整个世界还是一片灰濛濛。不是漆黑，是浓重的，化不开的灰濛濛，因为我还有光感，还知道天黑天亮，灯开灯灭。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每天被各科不同的医生护士们推送着做各种检查，我一直很安静，很配合。并不是心理有多强大，只是懵懂。事情发生得太突然，突然到不像是真的，我根本反应不过来，连害怕都来不及。
可怜的是家里众人，他们并非如我一般迟钝。那时祖母和外公、外婆都健在，在儿孙辈中他们向来偏疼我一些，从不掩饰。眼看着两个月前好端端过完暑假，好端端回学校去念书的我，突然被送回来，躺在医院里双目失明，他们受到的惊吓和刺激绝不止一点点。
“要加强营养，”他们说。实际上，这也是所有焦虑的长辈们能为生病的孩子所做的唯一一件事情了吧。我的家乡在亚热带的南方，那里的人们坚信补充营养最好的方式就是喝汤。我听见一阵悉悉索索的，折叠牛皮纸的声音——失明的人，耳朵变得特别灵敏——外婆将什么东西递给母亲，说：“你爸说，每天做汤都给她放一点儿。”
于是我开始每天喝各种汤。乌骨鸡蘑菇汤，枸杞叶猪肝汤，甲鱼丝瓜汤……据说有养肝明目功效的每一碗汤里，都有这样东西。
两周之后，我逐渐复明。虽然视力再也不能恢复到从前的水平，但总算是又能看见了。出院以后返回学校上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母亲还要我每天喝各种汤。某天偶然看见母亲存在厨房的一个牛皮纸包，直觉地认为这就是外婆在医院里给母亲的那一个。好奇地打开来，只见里面还剩下半块棕黑色的小硬片，平滑的表面有红色的“阿胶”二字。拿起来迎着光，断面有些半透明。
“是上等的山东阿胶，”母亲走过来说。“你外公交代，每天要给你放半块在汤里吃。”
阿胶。从此我知道了这味药材，知道了最好的阿胶产地在山东。后来还知道阿胶属于比较名贵的中药材。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当年，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而我每天吃半块最好的阿胶，持续了那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我外公给的。
我外公个子不高，也清瘦，为人老实厚道，不善言辞。我印象中，他不大和我说话，甚至从来没有抱过我。我从小平日里跟着祖父母就学，我的幼儿园在外公上下班的必经之路上。我经常站在幼儿园门口，等他骑着自行车经过，对他喊：“公公！礼拜天记得过来接我！”
他只是骑在车上点点头，叮嘱我要乖乖听话，从未在我面前停下来过。不过到了礼拜天，外公就骑着自行车来接我了，接我去外婆家。外公自行车的车头上，总是挂着一个人造革的半旧黑公文包，包里总有一个小闹钟。小的时候，我总是想不明白，不是有样东西叫手表吗，小巧精致的手表不是更方便吗，为什么外公要天天带着这个笨拙难看的闹钟看时间呢？！
回到外婆家，绝大多数时间我是和外婆在一起的。陪着外婆下菜地，摘了一大盆枸杞叶回来，见外公坐在客厅的椅子上看报纸，手边放着一个苍蝇拍。南方盛夏的苍蝇真多，飞进屋里一个，外公就拿起苍蝇拍收拾一个。后来学到书里有“眼疾手快”这个词，觉得就是我外公拍苍蝇的姿势，一拍一个准儿，鲜少落空。和外婆一起去看完一场电影回来，外公还是坐在客厅的椅子上看报纸，只是脚边换了火盆。亮蓝色的火苗在黑色的木炭缝隙间窜动，煨着深棕色的一罐葱根老姜茶。见我进了门，外公抬起头来吩咐：“外面冷，过来喝了，祛祛寒气。”他知道我自幼不吃甜食，往往接着要解释一下：“茶里放的是盐，不是糖。”
从我祖母家到外婆家，是公共汽车三站路的距离。没几年我自己可以搭车往返，不用外公来接送了，可他终归不放心。他知道我在这头上车有祖母送，便等在下车的那一头接。那年头也没有手机，他就估摸着差不多的时间，站在二路车的站牌下一直等。有一阵子他除了上班，还要到附近一家中专去教课，特别忙。要是某个礼拜天顾不上接我，他也会交代姨母或舅舅到那个站牌下去等。直到我都已经上高中了，不论刮风下雨或大毒日头底下，每次我一下公共汽车，也还总有人站在那里接我。
我外公解放前从会计学校毕业，是一位资深的老会计师，我却没有遗传到一星半点他对数字的敏感度。可是这并不妨碍他宠爱我。对于他来说，只要我是我，就好了。他对我完全没有要求，他对我的爱也没有任何附加的条件。每年春节他给孙辈发红包，我这一份肯定是金额最大的。当全国人民都才刚刚开始将厚重的棉袄换成轻薄的羽绒衣，我就有了一件纯白色镶大红边，出口转内销的漂亮羽绒衣，因为外公知道我特别怕冷。每当我在外面闯了祸，无论是谁——哪怕是母亲——去向他告状，他都一概否决，在他眼里，我简直完美到毫无瑕疵，他拒绝任何人判定我有瑕疵。
而我渐渐长大，渐渐离开他越来越远，终于远到隔着整整一个太平洋。我在温带的美国北方给他写信，告诉他满山的叶子红遍了，或者天又下大雪了，或者，春暖花开了，告诉他身在异国他乡的我，没有生病，没有被什么人欺负，让他放心。这是后来长大成人的我，能为他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某个夏天家乡连遭暴雨，大水涨到外婆家的客厅，家俱什物大半被淹，剩下的后来也多数霉坏，而我写给外公的信，我寄给他的照片，尽数完好无损。
1995年，我被当时工作的公司送到广州参加春季广交会，会后回家探亲，外公已经退休了。那一次回去真的搅得家里上上下下如一锅沸水，因为不仅我这个人回来了，还在短短的探亲期间发现有了身孕。我腹中的胎儿，是家里的头一个第四代。我返美的行李箱中，于是被家里人塞满了各种大大小小的婴儿衣物、用品，外公先给我的是一床羽绒被，他还是惦记着我怕冷。
到我临走那天，给我送行的亲友挤满了一屋，外公再递给我一个小铁盒，说：“带着吧，记得吃。”那是一个黑色底起大红印花边，密封的小铁盒，盒面上最大的两个烫金的大字：“阿胶”。
外婆和姨母、舅母们，要叮嘱我的话说也说不完。可我必须要走，她们只得跟出门来送，送到不能再送，才停下来。我坐进车里摇下车窗，回头向他们招手，看见我外公默默站在所有人的最后面。
那天，他和往常一样，穿着一件白色的确良短袖衬衫。
再回到美国，我继续给他写信。告诉他，我在孕期里特别能吃，整个人胖了二十多斤，挺着个大肚子来来去去，周围的朋友们都叫我“航空母舰”；告诉他我在大雪纷飞的圣诞夜顺利产下了一个大胖丫头；告诉他我身边虽然没有亲人，但朋友们都特别好，尤其是比我年长的大姐阿姨们，排着队照料我和婴儿，轮流天天炖汤，那一盒阿胶已经被我吃完了……
等小丫头满了周岁，送她去上了幼儿园，我自己开始读硕士学位。外公并不经常给我回信，隐约听说他的身体不大好。我外公是心脏病的老患者，伴有严重的哮喘，我很小就知道。我出国之后，但凡他犯病住院，家里人从来不会直接告诉我，而我，也根本不敢主动去追问详情。
学校的功课繁重，我坚持了大半年之后还是生病了。家里人得到消息，在太平洋的那一头急得不得了，偏偏母亲和婆母轮番申请到美国来的探亲签证，都不顺利。无奈之下，家里让我把当时未满两岁的小丫头送回国。我自己脱不开身，最后是托朋友把孩子带回去的。外公见到她，只连声说，长得像我，是小时候的我又回去了。——而他自己，已经重病垂危，住进了医院。
等我病好了，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再回国，只剩下去给我外公扫墓的机会了。那次探亲期满带上小丫头返回美国，为我们母女送行的亲友在机场候机厅里站了一大群。我在过海关之前回身向他们招手，在他们当中，再也搜寻不到我的老外公，那个我熟悉的，个头不高，时常穿着一件白色短袖的确良衬衫的，清瘦的身影。
可我随身的行李中，还有一盒阿胶，是外婆交给我的。也是密封的铁皮盒子，和上回的大小差不多，只是外观显得更加精致。外婆说，外公当时听说我生了病，特地给我留下的。可是，那个时候他自己也经缠绵病榻了啊，怎么还要留给我？！外婆说，带走吧，你自己好好的，公公婆婆就放心了。
如今，外公当年说长得很像我那个小丫头，已经大学毕业了。她每年冬天用着的羽绒被，还是我怀着她的时候，外公让我带回美国的那一床。十几年间我读了更多的书，又添了一个小丫头，再走上大学讲台教书，我们搬过两次家。厨房壁柜的一角，那两个铁皮的阿胶盒子总在那里，一个已经空了，还有一个依然密封着，我从未打开过。
也曾经有颇知几分医道的朋友看见这两个盒子，问过我，这么好的东西怎么白放着不吃呢？还热心地教我应该如何如何吃，我才知道原来阿胶还有各种不同的，或许比放进汤里更好的吃法。不过也没想过要把密封着的那一盒打开来吃掉，总觉得自己更需要的是，每次拿起那个盒子，能感觉到它满满当当的重量。有了那点重量，便仿佛所有的时间都未过去，只要我搭上二路公共汽车，过三站路一下来便能看见我外公，依然静默地站在那里，等我。
有一回小表妹到美国来看我，带来一大袋阿胶糕。用阿胶混着核桃、芝麻做成，加了蜂蜜或糖，一小块一小块单独包装。打开来吃着，很想再写封信告诉我外公，这种阿胶糕是甜的，但不是那种让我觉得腻烦的甜，又方便又好吃啊，我很喜欢——还有，我现在很少生病了。
纽约上州，我家里厨房的壁柜中一直有两个叠放着的阿胶铁皮盒子，一个已经空了，一个还是满的，静默在固定的位置上，我每次一打开壁柜，就能看见。
**获第三届东阿阿胶“明月心·中秋情”征文大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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