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豰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宋苏轼《临江仙》
闲聊东坡世界上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精神的痛苦?
非也,精神的痛苦可以转移注意力,可以排遣,可以偷偷地走神,请个假。
肉体的痛苦?
对。
肉体的痛苦,生理性的痛苦,肉体的被限制,无可于天地之间,转移注意力也惘然,也请不了假。
释迦摩尼如此,苏轼如此,任何大德大贤都如此。
宋元丰五年,也就是公元1082年,苏轼在黄州,这个大宋王朝最有才华的文人和官吏,以准犯人的身份待在黄州。
三年前,他经历了人生最残酷的一幕:乌台诗案。因为被同事诬陷写反诗,被有关部门带走,带到御史台受审,御史台也就是乌台,别以为是斯斯文文地问话,而是一鞭又一鞭的拷问,苏轼的身体此刻已不属自身所有,他的身体痛苦,他的思想也跟着投降,每打一下,他就交代一句,将自己平生所作的诗歌文章全都一五一十地交代出来。
闲聊东坡负责审讯拷打他的官员在上朝的时候夸耀自己的审讯技巧:这姓苏的好贱,我打他一下,他就吐一句,那些个平时做的诗文都毫不含糊地吐出来,哈哈哈哈哈哈哈。
整个朝廷都静寂了。
为那打在文化躯体上的一鞭又一鞭,羞辱,难堪和惭愧。
皇帝都觉得这样好无聊,于是,苏轼捡着了性命,下放黄州,政治上受监管,但生活上还是有出路,可以派对,可以饮酒,可以写诗写词,可以“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
九月的一个晚上,苏轼在自己亲手构筑的一个亭子里——雪堂,与朋友饮酒,醉而复饮,饮而复醉,尽兴之后回到临皋的住所,醉眼蒙眬中,仿佛已是三更。
敲门,回答他的是家童的鼾声;无奈,拄着杖,站在江边,听滚滚江水。忽然冒出一句感悟:长恨此身非我有!
很可能,三年前的肉体创伤又发作了,那一鞭又一鞭的拷打又呈现了眼前。
苏轼悲凉地感叹:我的身体真属于我吗?
在大牢里挨毒打时,此身属于刑具和酷吏。
被贬到黄州时,此身属于地方监管机构。
当年从西蜀千里迢迢赴京赶考时,此身属于功名。
当他在月光下想念弟弟苏辙时,此身属于离别。
他回思这几十年来的道路,发现他自己的身体很少能归他自己。
于是,羁绊已久的苏轼,忽然向往起自由来,恨自身不属于自己,何时能忘掉纷纭世事,在风静无波的江面上,乘小舟去,从此余生漂泊江海上。
对自由的向往,刻写在雪亭的墙壁上,吓坏了监管他的郡守徐君猷,忙去江上寻人,苏轼何在?正在家中鼾声如雷!
苏轼是寂寞的。一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让俗人误解他是要做世俗的逃跑举动,其实,他是要做心灵上的逃跑举动,心灵上的逃跑就是精神上的自由。
而他的身体,还是老老实实地接受大宋王朝有关部门的监管。
长恨此身非我有的感叹,在苏轼的中晚年,一直没有停止过。
晚年他想把自己的身体留在中原,新党却把他流放到海南,在炎热潮湿的椰树林里断米几个月,身体毫无防御地遭受热带瘴气和饥饿的无情摧残。
好不容易召回朝廷,他想把自己的身体好好地带回京城,却因为在常州的船上喝了几口不净的河水,疾病发作,身体遭受病痛的折磨。
当他临终之际,朋友们劝他一心走向美好无暇的西天乐土时候,他忍受着肉体上的痛楚,说:“就这样吧,不要刻意。”他无法做到美好理想与痛苦肉身的切割。
最后,公元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他的美好理想和衰弱的躯壳,一起了结在常州。
闲聊东坡终其一生,尤其是晚年,苏轼的身体很少归他所有,无论是自由度,还是健康。
苏轼如此,释迦牟尼何尝不如此?世尊在圆寂前,也忍受着背部发病的巨大痛楚,跟弟子们交代后事。
苏轼如此,我们何尝不如此,我们的身又何曾属于我们自己?
年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属于学习,属于竞争,属于事业,属于老板,属于下属,我们彻夜地使用它,其他人也想尽办法安排它,控制它。
中年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属于上有老下有小,属于一重重的忧患,一重重的烦恼,或者一重重的野心,也还是要彻夜地使用它,奴役它。
老年的时候,大部分人的身体属于疾病,属于慢慢死亡的过程。属于大量的药物和治疗。
我们从来没有自由地使用过它,或者将就过它。
我们很少拿到自己身体的所有权使用权。
闲聊东坡有时候真有这么个设想:有一个自由的身体,能分身千百个,一个在办公室对付老板,一个在家乡陪父母,一个陪妻儿在马尔代夫吹吹海风,一个在书架前独自翻翻书…………
权利和义务,责任和自由,能同时并行地,毫无障碍地去实施,去完成,去体验。
长恨此身非我有的,岂止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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