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十岁以前的我，从来没有被人说成是傻子。虽然我父亲是我母亲的表哥，我母亲是我父亲的表妹，像他们这样的表亲结合，生出傻子的几率非常高。我家隔壁郝风阿姨的四舅的五姨妹的小姑子的小叔子的二女儿，就因为父母是表兄妹，才生出她一个傻子。
但我从生下来一直到十岁，都算是个很机灵的小姑娘。我有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乌黑的头发，白皙的皮肤，修长的脖子和腿，还有一副像百灵鸟一样的嗓子，说话的声音好听极了。
我母亲那时在一家工厂的医务室上班，她卫校毕业，在市级医院进修过一年，当一名厂医自然是绰绰有余的。他们厂隔壁就是市人民医院，除了伤风感冒以及轻微的小伤口外，遇到稍微严重一点的病人，我母亲一律开介绍信让他们到那里去就诊。
“哼，我才不傻呢！不比别人多拿一分钱的工资，干嘛要比别人多担风险？”每次和我父亲说起工作上的事，她都要把这句话重复一遍。我父亲很少反驳她，但也不附和。他们的关系，在我看来越来越没有以前热乎了，虽然我母亲还像当初那样爱我父亲。
我母亲尽最大努力把工作上的风险化解为最小值，但她怎么也没有料到，更大的危险将会降临到我的身上，使我不得不变成一个傻子。
和厂里其他的孩子相比，我算是幸福的，因为我父母怕真的会生出一个傻子而不敢再生了，这样，我就成了他们的独生女。我父亲似乎有点不甘心，他对我，没有我母亲对我那般宠爱，这一点，我心里明白，但嘴上从来不说。
母亲经常把我带到她的医务室，她很享受来看病的人对我的夸奖，人们都说我长得和她一样漂亮，有时她也会添加一句：“吸取了我和他爸的优点呢”。
母亲将针头从患者的臀部或胳膊上拔出来的那一刻，会回头看一眼正在做功课的我，她的脸上始终挂着温暖而又自信的微笑。
而我，做完功课，就可以学着母亲的样子，戴上听诊器，给在一旁等候打预防针或吃糖丸的小朋友“看病”。
小朋友们都害怕打预防针，但都爱吃和预防针有同样功效的糖丸。之前我也吃过一颗糖丸，虽没啥特别的味道，但每次看到别的小朋友吃，我就会忍不住咽口水。我不明白，为啥母亲只给我吃了一颗后就再也不给我吃了？她们医务室的橱里明明还有好多瓶糖丸呢。
有一天下午，医务室里静悄悄的。母亲在一旁读父亲从外地寄回来的信。我父亲在地质队工作，那年，他被外派到贵州，去了大半年时间了，人没回来过，只有零星的书信寄回家。
母亲读信的脸色越来越不好看，我不知道父亲在信里都写了些啥，我也不想知道。那一刻，我只想吃糖丸，哪怕一颗也行。
我终于偷偷地打开了一瓶糖丸，小心翼翼地倒出一颗，放到嘴里，贪婪地吮吸着，感觉心都快被甜化了。
多好吃的糖丸啊！简直是天下第一美味！
再吃一颗？再吃两颗？再吃……
要不，干脆把这一瓶都吃了吧？反正那橱里还有好多瓶呢！
“噗”的一声，我用力把手里的空瓶扔到了窗外的乱草丛中，低头继续做我的功课。
2、
我偷吃了一整瓶糖丸的事，终于被我母亲发现了。她在草丛中找到那个空瓶子时，一下子就昏倒在地。厂里的小轿车把她送到市人民医院，在那里，她住了一个星期。
我母亲出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父亲写信，她一边写，一边哭，我看着难受，却又不知道怎么安慰她才好，只好陪着她哭。
再到我母亲的厂里时，人们看我的眼光就很奇怪了，有人小声地说：“啧啧，整整一瓶的糖丸呢！唉，这下真的是个傻子了。”
我和我母亲都假装没听见。也就是从那时起，除了上学，我母亲再也不允许我离开她的视线。我猜想她大概是怕别人欺负我这个傻子吧。
但是，如果有人当着我母亲的面公然说我是傻子时，我母亲就会毫不留情地和他翻脸。这是一个母亲的本能，不是有句话叫：“女子本弱，为母则刚”么？“护犊子”的母亲才是好母亲。
但我也总不能一直让我母亲为我背这个锅呀，有些事情我必须学会自己解决，否则将来我母亲老了，我一个傻子能去指望谁呢？
那天，郝风阿姨到医务室来拿感冒药，正好遇到绦丝车间的一帮阿姨在领计生用品。她们嘻嘻哈哈地开着不荤不素的玩笑，我假装听不懂，把脸绷得很紧。
“哎呦喂，咱们光顾着散扯，没看到陆医生家的小公主在这里呢，让孩子听到多不好！”有一位阿姨拨弄着我头上的蝴蝶结说。
“她呀？她哪里听得懂我们说的话？她吃了一整瓶的糖丸……”郝风阿姨的话说得既直白又婉转，边说边盯着我母亲的脸。
“是的，她是个傻子，你们但说无妨。”我母亲那天很温和，居然没有发火，
我心里有点窝火，忍不住开了腔：“郝风阿姨，您能告诉我我有多傻吗？”
我这一问，把众人都逗乐了，她们大概也想看看我到底有多傻，于是便想着法子逗我。
郝风阿姨从皮夹子里掏出两张纸币，一张是十元的人民币，一张是十元的国库券。她扬了扬手里的纸币问我：“你能认出来这是什么吗？认出哪张，阿姨就把哪张送给你。”
我接过她手里的纸币，故意翻来覆去地掂量，然后抬头问她：“假如我两张都认得呢？”
“你要是都认得，那我就是傻子，好吧？”郝风阿姨得意地说。
“喏，这张是‘国库券’，我妈妈昨天刚买了五千元，这张嘛……”
我还要往下说，我母亲上前一把捂住了我的嘴……
那一次，为了证明我不是傻子，我把家里买了五千元国库券的事暴露了，而那时，有一万块钱的人家被称为“富豪”。
人们一哄而散，我母亲惊恐地搂着我说：“你这个傻子呀，怎么什么都往外说？”
我说错了吗？可是，我说的是事实啊！怎么就不可以呢？
3、
国库券事件发生没多久，我父亲回来了，他又带回来一沓钱，说是给我看病用的。我母亲请了假，我们一家三口坐上了去上海的火车。
在上海，我父亲和我母亲居然吵架了，不是为我，而是为一个姓欧阳的女人。我那天因为晕车，到旅社后倒头便睡，迷迷糊糊中听见我母亲在哭泣，我父亲拼命地解释说那个女人和他是同事，还说我母亲捕风捉影。
一连几天，他们白天带我去看病，晚上回到旅社继续吵架。我隐约知道我的傻病是治不好了的。医生说，你们要相信科学，就算没吃那糖丸，你们还是近亲对吧？
我父亲终于做出了决定，他要和我母亲离婚，房子和我，都归我母亲。我是个傻子，他当然不想要，可是，我们家的房子，那从我曾祖父那里传下来的青砖楼房、宽敞的大院子，我父亲真的都不要了？
我母亲说，好吧，离就离！
我父亲便开始坐在台灯下写离婚协议书。他们好像没看到我这个人似的，竟然没有人问我是什么意见。
我站在我父亲的身后，看他写出“离婚”两个字时，我的眼泪就开始哗哗地往外流。我一把抓过他手里的笔和纸说：“如果不是你当初写血书向我妈求婚，今天哪会有我这个傻子？现在你想甩了我？没门，除非你死了！”
“什么血书？你，你胡说什么呀，傻丫头！”我父亲一时没反应过来，瞪着眼睛看着我母亲。
“看我干嘛？我可从来没对她说起过血书的事！”我母亲也很惊讶。
我更觉得惊讶，我简直不敢相信刚才那番话是从我嘴里说出来的。
我父亲曾经确实用咬破的手指给我母亲写过情书，虽然那时还没有我，但正是因为这份带血的情书，才有了后来的我。尽管没有人告诉过我，但傻子之所以是傻子，可能就是因为他们中了某些邪，会说出一些让常人猝不及防的话来。
我的胡言乱语，挽救了我父母的婚姻和我的家。那天晚上，我父母手拉手地带我到南京路和外滩去看夜景。他们帮我拍了很多照片，有一张后来被放大了，一直挂在我们家的客厅里，照片上的我，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傻子。
其实，做一个傻子也挺好，至少可以胡乱说话，说错了也没事，因为我是一个傻子呀，谁会跟一个傻子较真呢？所以，十岁以后的我，日子过得也还算滋润。
4、
我现在已经不知道自己多少岁了，三十？四十？五十？好像都对，又好像都不对，反正我记得郝风阿姨的岁数，她比我母亲年长，九十多岁了。
这么多年来，她没换过房子，还住在我家隔壁。前几年我母亲从贵州回来盖房子时，就催她赶紧盖几间，她不听，说是不想破坏环境，更不愿折腾，她成天就知道趴在电脑前写文章。
她是个才女，也是个财女。她住的房子，和我家一样，都是祖上留下来的财产。只是，她保持了这些老房子的旧貌，不像我，一直怂恿我母亲攒钱回来盖房。
在这一点上，她佩服我，佩服我这个傻子的傻气，一间连着一间地盖，院子里现在连一个狗窝都放不下了，全是房子。
而我，更佩服她。走进她家的院子，你会觉得是在花间徜徉。春夏秋冬，各色花儿依次开放，她不写作的时候，就在花丛中看书，或品茶。近百岁的人了，皮肤和身材都还显得特别年轻，我有时都不禁怀疑她的真实年龄。
她毕业于华东地区那所有名的师范院校的中文专业，他丈夫和我母亲曾是同事，所以她也算是我母亲厂里的家属。之前，她在我们这个城市教高中语文，计划生育风声最紧的那几年，她居然酝酿了生二胎的计划。老二一落地，噗，她的饭碗就没了。我母亲替她惋惜了好久，她却无所谓，一头扎在家里，左手带娃，右手写文。
正应了那句：“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没几年，她就从一个无名的小写手，变成了拥有千万粉丝的名写手。
据说，她的成功得益于一个叫“竹桃苑”的纯文学机构。郝风阿姨带我到那里住过一段时间，那确实是个很不错的文学王国，但那里的人不太喜欢我，虽然我也能和他们怼上几句文邹邹的诗句，可他们当中的有些人总是戴有色眼镜看我，后来我就知趣地溜回家了。郝风阿姨现在依然每天去那里打卡，风雨无阻。
竹桃苑里的人并不知道我是个傻子，这一点，我很感激郝风阿姨，她没有揭我的老底。作为一个科班出身的语文老师，郝风阿姨一直夸我是个极有文学天赋的人。我母亲对此大惑不解，当年，郝风阿姨可没少奚落我呀，到老了却如此赏识我，我母亲认为郝风阿姨的神经肯定出了问题。
“这迎仙巷的神仙显灵了，竟然出了你们这两个傻子，一老一小，老的九十三，小的三十九……”我母亲叹息着，为我，也为郝风阿姨。
“三十九？我三十九岁了？”我赶紧记下了自己的年龄，转个身，却又忘得一干二净。
“唉，你要不是一个傻子，肯定早就结婚了……”我母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结婚？”我对正在整理行李的母亲说：“你不觉得结婚是一件很愚蠢的事么？像你这样的结婚，其实就是找个男人睡觉、吵架，和耗尽一生的精力去阻止这个男人和别的女人睡觉！”
“我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呀！如果你不是个傻子，我才不稀罕你爸爸呢，他爱咋样就咋样，可是，那样咱这个家就散了，散了以后，最遭罪的是你呀！你这个傻丫头！”
我母亲说这句话的时候，每次都会洒下几滴眼泪。过多的流泪，让她那双好看的眼睛变得浑浊无神。为了和我父亲生活在一起，我上初中时，她就主动要求调到地质队工作。那时她征求过我的意见，并让我外公外婆搬到我家照顾我。
我起初是不同意她的决定的，但我受不了她的眼泪和我父亲身边有别的女人这个事，我想我必须支持我母亲，她一定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否则，谁愿意到那穷山恶水之地去生活。
我母亲以牺牲自己舒适的生活和放弃对我的监护为代价，换来了我父亲的安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似乎习惯了彼此，也渐渐接受了我是一个傻子的事实。他们觉得，必须攒钱、余钱，余很多的钱！只有足够的钱，才能确保他们的晚年幸福和他们百年之后我的余生不遭罪。
我从来不像他们那么忧虑，我也不知道“傻人有傻福”这么一说，但我知道，不管什么年代，多盖些房子总是没错的，除非遇到地震，否则房子比存在银行里的钱更稳妥，因为它是不动的，是忠诚的。
母亲带回来的钱都让我变成了一间间房子，她问我要干啥，我说院子太大，空落落的，没有人气，我害怕，要不你们从贵州回来。
“叶落归根，有一天，我和你爸会回来的！”母亲说这句话时的决绝，和她当年去贵州时一模一样。
“这是要拍《七十二家房客》吗？裙裙，你是要当包租婆么？”有一天，郝风阿姨穿着飘逸的长裙，站在她家院子里的花丛上，朝正在二楼平台上监工的我惊讶地问道。
我笑而不语，没敢对她说出“等拆迁”这三个字，我怕她说我傻，虽然她早就不说我傻了，说我只是对数学和机械类反应迟钝，对文字和理财却有着超人的悟性。
事实也是如此，因为差劲的数学成绩，我没能读完我该读的书。只是，没有人诧异一个傻子的辍学，就像没有人诧异一个傻子找不到对象一样。
郝风阿姨帮我带来了好几个租房客，他们都来自竹桃苑。凭着对竹桃苑的好感，我把几间装修得很精致的房间一一租给了他们。除了黄赌毒，对他们的行为，我没有限制和要求，我甚至还加入了苑里举办的各种写文比赛活动。我的傻里傻气的行文风格，让评委们大跌眼镜（戴隐形眼镜的评委则暗自庆幸）。
竹桃苑里有好多顶级的大神，当然，从表面上看，你根本无法判断他们哪个是神哪个是人，就像我，我不说话，谁敢说我是个傻子，他们还说我是“富二代”，是“房姐”呢。
说到“富二代”和“房姐”，我很汗颜，觉得自己根本算不上。我的房客中，有一男一女才算得上是那种特别有钱的人。
男的叫朱淘远，典型的南方人的长相，瘦，戴一副眼镜。说话慢得让你恨不得从他嗓子眼那里替他拽一把。他福建口音很重，有一股海鲜味，还总是吞吞吐吐，遮遮掩掩，云山雾罩，绕来绕去的，很让人着急上火。
女的叫张大花，看身份证上的地址是江苏太湖那一带的。她的名字虽然土气，人却很漂亮，有江南女子的美。45岁了，却还像20岁左右的小姑娘那样灵动，那样花枝招展。我很喜欢她，经常上她的屋听她那嗲嗲的说话声，她会唱苏州评弹，有板有眼的，眉目传情。
张大花原先在银行工作，是一个被家人移弃，在福利院长大的女孩，如今的她早已由“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凭借自己写的散文和小说，全球的文学大奖都被她收入囊中，奖牌和奖杯多得没地儿放，只好盖了一栋一千多平米的仓库，专门用来存放那些个奖牌奖杯。
“你已经有这么多了，为啥还要来竹桃苑写东西？你还想怎么样？”我指着她手机照片里的那些牌啊杯的问她， “这么大的屋子，如果租出去，一年的租金起码这个数。”我伸出两只手，并上下翻了一下，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代表多少钱。
她嗲嗲地笑着，上前把我的两只手按下，嘴里吐出一长串吴侬软语，我听不懂，就傻傻地盯着她的眼睛看，她只好改说普通话，“有些东西不是有钱就能拥有的，比如文字带来的快乐和成就感！内（你）晓得伐？”
“你的意思是你已经挣够钱了？听他们说，你在太湖岸边买了一个好大好大的庄园……”我没再往下说，只把张开的双臂伸向空中比划，好久都没放下来。
“是的，我的庄园很大，比你这个院子大很多倍……”她开始描述：“园子里有山，山上栽满了果树，有桃树、梨树、杏树、橘树，枇杷树、杨梅树等，四季都有新鲜的水果，啥时候想吃，只要伸伸手就行了。山脚下是池塘，除了鱼虾，还有莲藕、鸡头米、菱角、茭白、水芹、茨菰……想吃的时候，捞一把就有了。庄园里开了农家大锅饭庄，承蒙天南海北的文友抬爱，庄里生意红火，大家都说慕我名而来，我实在愧不敢当，唯有力求以好文奉献给社会各界……”
“你结婚了吗？”我突然打断了她的描绘和感慨，傻乎乎地问道。“如果没结婚，可以考虑嫁给那个福建人。”我用手指了指对面那间房子说：“那个男人对你有意思，经常在背后夸你的文章写得好，有一次还推荐给我看呢。”
“哎呀，要死快哉！内勿要哈港！”她叽里哇啦地嚷着，起身飞快地把窗户关上，还伸手把窗帘也拉上了。
“哈哈哈哈，被我说中了吧？他是不是向你表白过？那个穷小子十有八九是看中了你的钱！”我愈发得意，声音提高了八度。
张大花不得不用力捂住我的嘴，就像当年我泄露了家里购买国库券的事时，我母亲拼命捂住我的嘴那样，惊恐万分。
“你呀，可真敢说，怪不得他们都说你是一个傻子呢！”张大花稍微平静下来后，像要和我长谈的样子，替我泡上一杯茉莉花茶，自己则抿了一口红酒，认真地用苏州普通话和我说开了。
“我和老朱（朱淘远）都是‘已婚’且家庭和睦幸福之人！他福建，我江苏，我们是文友，我有钱，老朱更有钱！他原先是医生，他的钱来自股票，他在天京大学的未央湖边买了一幢大楼，从地下层到高耸入云的楼顶，有金库银库古玩艺术品库，还有博物馆，多功能活动室，你想啥就有啥，你没有想到那是你的错！”
“我们是以文会友来到竹桃苑。我爱文字胜过一切，包括钱，他爱文字胜过一切，包括股票！他名字的谐音和竹桃苑竟然相同，冥冥之中注定他此生就是为竹桃苑而活的！”张大花越说越兴奋，“和他相比，我差的是勤奋，虽然我也很刻苦……”
“哟，你俩聊得好开心呀！“”张大花正说得起劲，我的老乡周翠枝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头扎到我们中间，接着话头就聊上了，“怎么，大花，没和朱老师一道散步去？朱老师最近正在计划增肥呢，医生建议他每天晚上快走一个小时，然后再大吃一顿，保准一个月不到就增肥成功！”
我拿眼瞪了一下周翠枝，她那张又圆又扁的脸上正洋溢着飞扬的神采，“听说了吗？郝风老师的《郝风好雨好诗词》的公众号正在招募接手人，她的花海小院和她的所有财产，都将以转赠的形式处理……”她激动得很，声音有点颤抖。“你们有钱人，对这些不感兴趣……”他又转向我说：“你是个傻子，这些和你都无关，你就听听吧，顺便祝福我能成为这个幸运的人，好吗？亲。”
我伸了个懒腰，起身离开了张大花的房间，刚走到院门口，就看到我父亲和我母亲风尘仆仆地回来了，他们大包小包的，好像把贵州的家给搬回来了一样，我不禁皱起了眉头。
“快，快进屋，我们有话对你说！”我父母扔下手里的包裹，推搡着我进了屋， “你郝风阿姨说了，她的孩子都在国外定居了，都放弃了财产的继承权，她要把她所有的财产都转赠给你，前提条件是要求你写一篇保证书，以表决心和诚意……”
我又伸一个懒腰，感觉眼皮在打架，便什么也没说，自顾自地回到房间躺下了。
“这么好的事情她居然毫无反应，这也太傻了吧！唉，咱们怎么生了这么一个傻子！”
“还说呢，都怪你，你当年要不是咬破手指写血书给我，我哪会嫁给你……”
我闭上眼睛，听着这种久违了的“鸡生蛋，蛋生鸡”的句法练习，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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