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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客车，我拖着行李箱推开家门。房前的台阶下，一个女人系着围裙正坐在水盆前搓着一件旧的棉衣。碎发粘在额头的汗珠上，一双大手被盆里的水浸得通红。落地的玻璃门后面，一个老头儿披着暖阳坐在一张藤椅上，像瞌睡虫一高一低地晃着脑袋。
炜姨看到我来连忙站起身子，把两只滴水的手放在围裙上搓了搓，弯着嘴角上前就要接过我肩上的书包。那一刻，我看到了母亲的影子，每次我回家，她都这样迫不及待得帮我卸下行装迎进门去。
“小佳累了吧，我这就给你去做饭。”她与我不算熟悉也并不陌生，每一次碰面能说的仿佛只有这些。
炜姨很快闪进门去，不一会儿就有菜与油的碰撞声混和着饭菜香气飘出厨房 。而我的父亲那个恹恹欲睡的老头儿，轻抬着眼皮儿，目光从夹缝里窜出来在我身上转了转，便又继续窝在藤椅上，去做那只晃脑袋的瞌睡虫了。
水盆里被冷落的搓板，一半身子没在水中一半趴在盆沿上。那件年代久远的棉衣上，白色晶亮的肥皂泡儿，抻直着脑袋一个个不甘寂寞的舞蹈，很快隐没在衣服纤维里不见了影子。
阿姐寒假不回来，说不习惯家里多了一个陌生的人。她依然走不出母亲离家出走的事实，更过不了那道坎儿，因为他我们才变成没妈的孩子。
炜姨是个手脚麻利的女人，一会儿功夫就炒了两个菜蒸了一小盆米饭。碗筷上了桌，她又去藤椅上摇醒父亲，扶着他颤颤巍巍地走进洗手间，然后她挨着父亲在我的右边落座。我看着她把米饭盛到他的碗里，再给他冲了一杯子牛奶。
炜姨吃了饭坚决不让我动手，自己一趟趟把碗碟端进厨房的水池子里清洗，父亲还是老样子，肥肥的身子朝沙发上一靠，舒舒服服地眯起眼听起了小曲儿。
我出了房间打算去外面走一走。平时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陌生的城市，对打小长大的家乡已经有了几分陌生。炜姨又坐回院子里洗那件旧衣服，旁边的桶里，装着刚从水井摇出的清澈透明的水。听着哗啦啦地洗衣声，我似乎看到小小的自己，正蹲在井台子上陪着母亲搓洗着一大堆脏衣服。她默默地洗，我则抓着水盆里的肥皂泡儿玩。母亲的眼泪，犹如这清清的井水怎么也流不完。
“小佳，你能帮我去管你爹要十块钱吗？”她说这样的话已经不像个家长，也不止一遍的对我说起。从她的眼里我读到了悲伤和哀求。一个只会洗衣服带孩子做饭的母亲，竟然连家里的钱匣都摸不到。我突然有些憎恨苛刻的父亲，活生生得把他的女人变成了一个只会干活的保姆。
我长大了，已经开始在学校寄宿了。阿姐考了大学飞离了家，她走时决然到不带一丝留恋。逼仄的环境还有母亲经年累月的啼哭，压迫着她的心，她更怕的是看到那张被愁苦蒙蔽了的眼睛。
“你母亲跟人跑了，从此家里只有咱爷仨过日子。”周末回到家，没等来母亲为我背书包，却等来这没头没脑的话。
“妈了个巴子，老子哪点儿比不过老王，丢死个人哩!”父亲骂咧着心里一百个不甘。
我认识老王，那个经常收走我们家酒瓶纸壳的光棍汉。我也知道，母亲对他印象不错，从很久开始就把废品只留给他来收。我想不明白的是:他不就是帮了个小忙，给了痛哭流涕弄丢了十几块买菜钱的母亲，补了个缺口吗？他脏兮兮的钱包有很重的汗臭的味道，而母亲却捏着那十几块钱，宝贝似地哭花了脸。
行走在小时候母亲经常拉着我的手走过的路上，熟悉的街道熟悉的房屋，唯独没有了熟悉的母亲。
炜姨是父亲生病需要人照顾时，经人介绍来家里当保姆的。她伺候我们一家子吃喝，帮我们洗衣做饭，人勤快地代替了母亲的位置。也每天从父亲裤兜里接来钱，往返在那条再熟悉不过的菜市场的路上。不同的是到了月底，父亲会取下随身不离的钥匙打开抽匣，捏出一沓薄票子递到她手上说是酬劳。而母亲却从未享受过这个待遇，她是个不领薪水的免费保姆。
做为教授的父亲，身上依旧有着无限的魅力，使得炜姨由临时的岗位摇身变成持有“资格证”的保姆，每天乐此不疲为了这个家忙碌。沧桑的脸庞略带喜悦，完全没有母亲忧伤的影子。
我在南国的一座小镇下了火车，寻着地址找去一座简陋的小院。敞开的大门里，一位穿着红上衣的妇女，一边在井台子上浆洗衣物，一边和旁边晾衣服的男人低声细语。咯咯的笑声传出小院很远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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