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问：戊戌变法失败之成因？
述：第一，帝党与太后党权力的消长，后党权势大；第二，学说触犯大多数文人的底线，两边都不讨好，保守的说他们颠覆原有的政治系统与道统，歌命的说他们保黄；第三，废八股等措施，触犯大多数人利益……
评：康梁变法固然失败，但却是一次改革上的行动尝试，思考其失败之成因，给后续改革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回到那个历史情景中去，若没有敢于这种付诸行动的尝试，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变革，又如何推动呢？
第五问：梁启超与康有为学术思想出现了那些分歧？
述：第一，梁启超在历经戊戌变法以及创办『万国公报』失败以后，已经意识到依靠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他老师康有为还是把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而在这时梁启超受谭嗣同、夏曾佑、黄遵宪以及严复等人的影响。
比如夏曾佑就曾认为，作为今文学派开端的董仲舒，不仅不是弘扬孔教的有功之臣，甚至还是孔教衰亡的罪人，因为董仲舒承袭了中国郡主转置祸首荀况的学说。
因此，他也对老师的学术著作『新学伪经考』，也提出了质疑。比如，他说：『其师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启超亦不谓然。”
而且，他也撰文批判荀子，认为荀子的四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尊君权。其徒李斯传其宗旨，行之于秦，为定法制，自汉以后，君相因而损益之。
第二个问题，排异说。荀子有非十二子篇，专以攘斥异说为事，汉初传经之儒，皆出荀子，故袭用其法，日以门户水火为事。
第三个问题，谨礼仪。荀子之学，不讲大义，而惟以礼仪为重，束身寡过，拘牵小节，自宋以后，儒者皆蹈袭之。
第四个问题，重考据。荀子之学，专以名物、制度、训诂为重，汉兴，群经皆其所传，龂龂考据，寝成马融郑康成一派。
更进一步，在解先生看来，梁启超在《说群序》中，他已经提出了初步的有大众参与的民主政治思想，即所谓“以群术治群，群乃成，以独术治群，群乃败。”这更意味着，他和老师学术思想的分野。
第二，在康梁流亡日本之际，梁启超由于进一步深入接触日本翻译而来的西学，对自由与民权产生了特别强烈的兴趣，并多次撰文宣扬。
他老师康有为认为“但当言开民智，不当言兴民权”，而梁启超却认为民权与开民智是相辅相成的，不兴民权，无以开民智；不开民智，又很难兴民权。
所谓民智，就是要使国民在精神上成长为一个独立、自由的人，所谓民权，就是可以拥有和统治者平起平坐，有实现自身权利的实力。
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人缺少爱国心是国家积弱的最大根源，其中，有三大误区支配着中国人的思想。
第一大误区，不知道国家与天下的差别。不把其它国家当成国家看待，把自己当成“天超上国”，其它统统都是化外蛮夷之地，因此，与他国之合作与竞争关系缺失。
第二大误区，不知道国家与朝廷是有区别的。在梁启超看来，“今夫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
“有民而后有君，天为民而立君，非为君而生民。有国家而后有朝廷，国家能变置朝廷，朝廷不能吐纳国家”……。
第三大误区，不知道国家与国民之间关系究竟如何。在梁启超看来，“国家主人为谁？即一国之民是也。故西国恒言，谓君也，官也，国民之公奴仆也。”但我们当时君主是“既攘国家为己之产业，挚国民为己之奴隶。”的现状。
其次针对君主的统治术，梁启超也作了剖析，把它归纳为四种：“曰驯之之术，曰餂之之术，曰役之之术，曰监之之术。”所达到的效果有三：“曰愚其民，柔其民，涣其民。
所谓驯之之术，其目的无非是使其国民失其本性，如求智之性、独立之性、合群之性，而心甘情愿地做一个顺民。
所谓餂『tiǎn』之之术，也就是用功名利禄来诱惑国民，收买国民。所谓，役之之术，就是役使官吏保其一姓之私产官吏，只向一家一姓负责，不向所有国民负责，所谓监之之术，就是担心老百姓造反，以军队、官吏防备之，监督之，并以法律约束之。
从这些思想中可以看出梁启超对君权的批判与攻击，与他老师保皇早已不在同一道路上，而且他在自己创办的《清议报》上公开发表激烈反满和批判君权的谭嗣同的《仁学》著作，在这过程中，康有为几次干涉，要求撤稿，甚至下令撕毁报纸重印。
对于老师提倡保孔子教，梁启超也不认同，他认为：“保教而教强，固有之矣，然教强非国之利也。欧洲拉丁民族保教力最强，而人皆退化，国皆日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是也。”
也就是今日欧美各大强国之所以强大，都经历了摆脱神权统治以及宗教精神束缚的过程，中国同样要如此。
……这一问题，解答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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