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啊，陌生人

文|蕾拉

一个闲来无事的寒春下午，我在银行等待办事时随手翻阅起了一则本地的报刊。一篇教育园地专栏的心得文吸引了我的注意，不是因为这个内容和我有多大的关系，而是一个久违的名字。

邱渡。

这是一个不算常见的名字，这个作为高中语文教师的贴士也符合我记忆中关于她的蛛丝马迹。所以，我几乎能确认邱渡就是那个熟悉又遥远的邱渡。那个把我从深渊里拉出来的邱渡，虽然这只是我过去的一厢情愿。

我觉得万事都有自身的规律，只不过我们不常和别人去交流这些隐匿的感知，从而就固执地把这种感知投射在自己心理上的反应认为是独特的、碎片的，最后淹没在时间的长河里。邱渡淹没在我的记忆和时间共同构筑的波涛汹涌里，就像一个不会游泳的旱鸭子，在唯美的浪卷中若隐若现地升起双手，试图抱住一根不存在的救命稻草。

一整片记忆的镜面砸碎在地上，我蹲下身子，不顾碎片尖锐的棱角，把手移了过去。一张碎片里是邱渡的模样。那时的我，十七岁，可能是吧，还是一个被粉刺骚扰的阴郁少年。而邱渡，是个三十岁的女人，这个年龄对于当时的我而言，遥远得有些可怕。

邱渡穿着红黑相间的摇粒绒拉链衫，穿GAP的那种普通款水洗牛仔裤，短发，身材矮小，脸上有若隐若现的雀斑，她习惯擦那种透明质感很强的蜜粉，抹着不太精致的红唇（因为她总是抹得不太匀）。她一手捧着课本，自然地弯着一条腿，有时穿着豆豆鞋，有时穿着那个时代很少人穿的新百伦运动鞋，身体慵懒地靠在讲台的一角，一手插在牛仔裤那紧绷的口袋里，随意地解释着课文的要点。

那个时光总像是流转不走的春日，令人昏昏欲睡的下午，写作课，她讲一节，我们于是再花一节课的时间写作。那时我可笑地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这和我高大的身材略微有些违和。我总是把村上春树和横沟正史的两叠截然不同的作品整齐地塞在课桌里，一到那样的下午，我就开始随机阅读。村上春树让我愈发昏沉却能渲染出一种无比温柔的氛围，而横沟正史却让我心惊胆战。

我完全不记得邱渡在第一节课告诉我们的写作手法，我只记得在第一节课结束以后，她走过窗前，我的座位边。她隔着窗，用手指弹了一下我热乎乎的脑门，看起来完全是一种假装的愠怒，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不好好听课。”

“抱歉，老师。”我在逆光里看着她的脸，我那时一定还在村上春树那犹如毒 品一样文字的消耗里，所以我的眼神可能带着点情 欲。

她带着成熟女人毫不在意的表情走掉了。留下一股很淡的香水味，这种味道和午后的阳光融合在一起，我有点讨厌自己不懂女人的香水牌子，毕竟我只是个傻乎乎的少年啊。

下一节课，邱渡说，我们来写一个关于阶梯的文章吧。她很讨厌，她不会告诉我们阶梯的隐喻是什么，然而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需要她任何的提示，都会纷纷写出那种“知识的阶梯”、“攀登的阶梯”之类充满上进心的文字。然后我摊开作文本，直接这么写了：“世界上又哪里存在没有其自身问题的十六岁少年呢？在这个意义上，在我走近世界的同时，世界也走近了我。”

抄自《国境以南，太阳以西》。

我想我又不懂什么现实中的安逸和稳定女人作为妻子陪伴的感觉，我更不懂什么少年时理想女孩的回忆。我只有现在，只有当下，所以我的阶梯打着一个极为做作的幌子，写了一个不断在镜中世界里向反方向延伸的阶梯，那几乎是一个恐怖的故事。面目苍白的少年们，赤着脚站在这些向下延伸不见的阶梯上，有人高，有人矮，你分不清他们各自站在阶梯的哪一层。因为黑色的水掩盖了他们的赤足，也掩盖了他们的存在。

我飞速地写完了，在同学们才刚刚构思完成，苦思冥想地开始写写擦擦的时候，我为我的文字划上了最后一个句号。然后我蓦然仰头望去，虚无的黑压压的人头尽处，是邱渡的眼神。她那一秒钟似乎也看到了我投过去的目光。邱渡没有说话，她几乎是无声地走到我身边，擅自拿起我的写作本，身体随意地靠在我的课桌边，读了起来。

我感到那个下午，自己陷入了村上春树的某些文字里。课桌是我从没去过的酒吧的吧台，在隐隐的爵士乐中，棕色的暗光配合着射灯的流影，我喝着森林口味的白兰地（那绝对是一种毫无经验的幻想），而邱渡在读我的文字。

然后，下课铃声就像杀人凶手那样，残暴地响起，撕裂了我的幻想，撕裂了只有我和邱渡的美好时光。她不经意地合起我的写作本，把它卷起来握在掌心，然后她一边用我的本子拍打着自己的手掌，一边踱到讲台边，提高嗓门对着同学们喊道：“好了，时间到了，别写了，交上来吧，快快快……”

她指挥着课代表等会把收齐的本子交到她办公室。然后她单独拿着我的本子走出了教室，经过我身边的窗户时，她拿着本子轻轻敲打了我的脑袋，然后又用这只手麻利地搓着我的乱发，一句话都不说地离开了。

为了引起邱渡的注意。我单纯地考虑着，于是我在当天的夜晚就写了一篇符合这份报纸风格的文章。文章的内容大体与搬迁和怀恋老房子有关，是十分市民生活的取材，但不管写什么，都不重要了吧。重要的是我的署名，我真实的姓名不像邱渡那么有特色，我的名字甚至有一些平淡，但是我多么希望邱渡能看到，前提是我的文章也被刊登出来。

幸运的是，一周以后我就看到了自己的那篇小文刊登在了这份报刊上。这种幸福的感觉完全不在于我的文章得到编辑的认可是有多么好，而是仅仅因为，邱渡，她一定能看到我的名字，这份单纯的希望得以实现而已。我没有丝毫的犹豫。

工作后的第五年，我回母校参加校庆。开放日的上午，刚刚才上完一堂课的邱渡正站在她班级的教室门口，慵懒地打着哈欠。这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了。她把自己裹在春日里驼色的薄风衣中，让我几乎看不到岁月对她身形的任何影响。我十七岁，她的那时，在学生里有多少流言蜚语呢？恐怕我记得的也不算很多，他们说她结婚了有一个女儿，但是她几乎不像其他老师那样会在讲课时插入一些拿自己孩子打比方的话。她作为教师的业绩实在一般，从不担任班主任，也不担任什么年级组长啊，学科带头人啊这样的职位，几乎连公开课都没有。而关于其他的，我们一无所知。

我走在校庆热热闹闹的主道上，校歌朝气蓬勃的音乐环绕在校园芬芳馥郁的氛围里。而这个叫邱渡的四十岁无作为女教师还在学校校庆的好日子里，无所事事地站在班级门口打哈欠。我想，我们的目光在时隔多年后，果断地相遇了。我不知不觉加快了脚步，向着她的方向，可是同时我遇到了一位地位更高的老师，他站在了我和邱渡中间，认出了我，喊着我的名字，我们握了手，合影留念。

我匆匆地完成了这一切，感觉自己几乎是一个迫不及待的机器人，而我的使命就在障碍物的后方。

“邱老师……”我喘着气，对她不住地点头。

“啊，你就是那个，那个谁来着？”她露出一种久别重逢的欣喜，虽然足够真诚，可惜这股欣喜的劲儿是那么地寡淡，就好像她眼里的光芒并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这个时刻的“应该”和“正常反应”而已。我说了自己的名字，她点着头，我们并没有聊什么，也聊不出什么内容，我甚至忘记了和她合张影。

那是一种焦灼的感觉。

就像十七岁的我，明明很阴沉，明明假装不屑一顾，可是那个被青春痘骚扰的少年，也很焦灼，他在等待着下一周同样时间的那两堂写作课。他想听听她的感受，想听到自己的心脏仿佛被千万只蠕虫给簇拥、挤压和吞噬那么地想。

她念了他的文章。

邱渡一开始先念了两篇切题的高分作文。最后她念了我的那篇不一样的阶梯。她似乎在抑制自己念那篇文章的激动情绪，我陷入了一种更加不堪的欲望里，我不敢看她的脸和表情，而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手，那双有些颤抖的手。最后，邱渡在同学们稀稀落落，没有任何感情的鼓掌声中，说：“这篇文章你们不必模仿，不过它是这次命题作业里的最高分。”

我的心，停跳了一秒。

之后的所有写作课，我开始习惯听到邱渡反反复复的那一句：“这是本次作业最好的，最高分，最令人难忘的，独一无二的……”

毕业季那年，语文老师换人了，这通常都是一种突如其来的被告知。当我发现，自己在一个夏天，写了无数的随笔、诗歌和一些零散的小说，把这么厚厚的一本东西附在一拎袋假期作业里，想要一起交给任课教师时，才发现老师被换掉时，那种霎时间的失落感，就好像坠入深井一般无所适从。新的老师看到了我的那些所谓的作业，那是一个瘦瘦的男人，有着一张常年吸烟的脸。

我想，也许邱渡也是喜欢背地里吸烟的，只不过我没有看见过。但是新老师的吸烟脸让他和这个世界紧密地联系起来，而我想象中邱渡吸烟的样子，是离开这个世界，在太阳以西的那端的模样，那里没有三十岁的女人，以后也必将没有四十岁的女人，五十岁的女人，那里只有邱渡。

“不用了，我放错了。”我惊慌地收回这一切，就像从此以后，缩回自己螺壳的软体动物那般，在一小阙的幽暗里，我安稳地成为一个大众群体里的普通人，就像吸烟脸从来不会读出我的文字那样，因为我写给吸烟脸的作文是螺壳外那个没有灵魂的我的虚体所写。这个虚体和课桌里的村上春树不属于同一个体系，甚至不是同一个世界，这个虚体活得不错，逢考必胜，可是这个虚体里没有那种渴望。

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又一次在这份报纸上读到了邱渡的文章。这次她所写的不再是一篇所谓的教育类文章，取而代之地，她写了一个随笔。我试图在她细微的文字里去寻找她记忆的单元，然后试图把这些单元和我的回忆连接起来。

邱渡写了关于道路边的树，道路的蜿蜒和大海的一些意象，写了自己在陌生国度的体验，赤足站在海里，面前是迷雾一般的世界撩开金色的直线，割裂天空的缝隙。我牵强地想着，邱渡站的是什么阶梯，哪一层的阶梯，邱渡还记得我的赤足少年吗？

我那时合上了自己正在阅读的《百年孤独》，那是三十五岁的我第N次阅读这本书，这里的感觉，沉淀得有些迷糊而荒芜。我不记得自己在十七岁时第一次阅读《百年孤独》时那种空旷的感受了，我努力地回想起那种感觉，手里的那本书似乎回到了当年在社区图书馆借来的那本“诺贝尔文学奖”系列中的《百年孤独》，那套系列里还有《蝇王》、《雪国》和《荒原狼》。那本《百年孤独》被我用铅笔在页面上写了如此多的注释，以至于在还书的时候，我被社区图书管理员骂得狗血淋头，只得一个人羞耻地在一边用橡皮把这些注释一个个擦干净。但是这些已经被擦干净这么多年的注释，那些文字，那些意念，却唤出了多年以后我封印在软体动物螺壳中的灵魂，我再次回到了邱渡的课堂，手指虽然如今老老实实地摆在键盘上，却感觉自己紧紧握着那支学生时代常用的翠绿色的写乐钢笔，重新写起来，飞一样地写起来——那些冈萨雷斯、华金、托雷斯、戈麦斯；那些波哥大、巴兰基亚、卡塔赫纳、苏克雷；那些贫穷、混乱、毒枭、妓  -院、闭塞，多子和枪战……最后，我写道：“但他在等待，他一直在等待。”

之后我的这篇文章依然顺利地发表在这份报刊上，可是，过去了很多个月，几乎有一年的时光，我再也没有在这个板块看到邱渡的名字。我想我可以通过联系编辑部，了解邱渡这位作者的电话或信息之类的，可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仅仅是因为她是一个我曾经的老师，而她已经不记得我的名字了，也许见到了我，她也不会记得我的长相了。我不敢这么做，就像我生命中丧失过的一个个过客那样，如果那时，邱渡没有写那篇教育园地的文章，也许我这一辈子都不会想起她，想念她。

我坚持以一种十分传统的方式去报社取稿费。

那是一个烟雨迷蒙的惊蛰时节，只要是绿植繁茂的地方，似乎永远都有不知名的鸟在有节奏地啼鸣。树是香樟和梧桐，在报社门口的老街上不分彼此地陷入春雨的幕帘。我在传达室门口收起伞，接过包在信封里的稿费，然后我看到了另外一份包好的稿费，上面写着“邱渡”这个名字。

“这？”我惊讶地指着那个名字。

传达室的老先生微笑了，心领神会般地对我说：“是啊，是啊，这年头，想要亲自来拿稿费的人已经没有了，除了你，还有这位作者。”

“你认识她吗？”我说。

“不认识，她不像你那么高产吧？我猜。”不过老先生似乎预感到什么一样，从传达室的窗口探出头，朝着街对面看去。街对面的一把薄荷绿的大伞下，我看到了穿着牛仔裤和切尔西靴造型套鞋的身影，太过娇小的身材几乎消失在清新的绿意中。

我闪到一边，她渐渐走近，收起了伞，对传达室说：“我来拿邱渡的稿费。”

我咬着嘴唇，克制住了一切从我的胸腔和内心深处胡乱地冲撞身体的感情，这样乱七八糟的感情就好像一个十七岁的少年，也更像是被放了气的气球，在身体里到处乱串，找不到出口。

老先生笑着说：“太巧了，这位先生也是来拿稿费的，只有你们俩是不要转账汇款，直接自己来的呀，真不容易啊。”

她扭过头来看着我，近五十岁的她看了我很久，那双眼睛里透出的是一种认真、执着和温暖的神情，是一种微微张口，淡淡微笑，然后不经意地说：“你好啊，陌生人”的神情。

然后，她说：“我们都喜欢这种念旧的方式，不是么？”

我顾不上她没拿稳，掉落在水塘里的薄荷伞，一把抱住了她，吃力地弯着身子，把脸靠在她狭窄的肩膀上。

她没有挣脱，但是她绝对没有记起我来。

因为她说：“唉，你好啊，陌生人。”

（完）

后记

本文的“我”在报刊发表的关于搬迁和怀恋老房子，关于《百年孤独》的文章，均为真实发生，其他全部为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