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铃子，都堕落了。好在我们都是凡人，堕落再多，也还不算是坏人。这就行了。
1992年的时候，玲子和我都二十岁。
那时，煤城煤矿还没有像样的旅馆，人们也不允许我们这种没有结婚的人开房睡觉。那是九十年代，做这种事叫“从事流氓活动”，被人发现了可是要开除工作的。
于是我俩只能等着夜深人静文工团的办公室没人的时候，偷偷地在那里“从事流氓活动”。
文工团的办公室相当简陋，只有一张斑斑驳驳的办公桌，上面被写上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标语，“抓革命，促生产！”，还有什么“革命到底”之类的。
着急的时候，玲子会用胳膊肘把桌子上的文件一划拉，就摆出发情的姿势来。
有时候夜深人静，做到一半的时候我就会突然想到，明天上午八点，文工团团长老张肯定会准时坐在这张沾满了我和玲子汗水的桌子后面办公，就觉得异常地好笑。
我趴在铃子耳边说，你说老张会不会写文件写到一半，突然闻到你身上的味道？
铃子咯咯咯笑了起来。
在92年特有的那种滞涩的黑暗中，我抱着铃子，谁也不再说话。那时的生活对于我来说，有很多很多的期许。
我想吃，想闯，想过不一样的生活。我觉得我的人生虽不能像太阳一样光芒万丈，但也会像天边的云彩一样，美丽动人。
当我轻轻地抱着铃子的时候，我希望未来有一天，我和她能有一张柔软的床，有一间安静的房子，我可以安安心心抱着她，什么也不说。如果条件允许，要再加一些暖黄色的灯光。
铃子说她不想要暖黄色的灯光，她喜欢黑暗，在黑暗里面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她说只有这样，才能忘记平庸的自己。
当时我还很年轻，还不明白一个女人和自己的男人做完爱以后觉得自己平庸意味着什么。我只觉得铃子并不是一个平庸的女孩。
她长得很漂亮，白白的皮肤，齐齐的牙齿，眼睛不很大，却很有神。她活泼，大方，一笑起来让我觉得周围的空气都被调动起来。
铃子早些年从我们矿的子弟学校毕业以后，公费外派到太原学习了声乐和钢琴。
在整个煤城煤矿，唱歌像铃子这般好的，没有几个，更别说铃子还会弹琴了。
矿委会的领导们极其讨厌当时的流行音乐，这导致一个偌大的文工团只能唱一些老掉牙的样板曲子。不幸的是铃子在太原学习的是流行唱法，这让她觉得自己毫无用武之地。她说她想和北京上海广州的那些明星一样，出唱片，开演唱会，去美国学习。她想跳出煤城煤矿这些单调的生活。
我说，铃子，在我心里，你是最好的，真的。咱不要去羡慕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踏踏实实过个日子，挺好的。
黑暗中，总看不清铃子是什么表情。
有次她和我说，二井，你在我心里也是最好的。
在我二十五岁以前，听到这些我心里会十分的高兴。因为那时我还年轻，还觉得自己很有才华，肯定会做一番大事业。这意味着我觉得我可以让铃子过上不劳而获的生活。我对和铃子未来的生活充满了莫名其妙的信心和勇气。
我的信心，其实几乎都来自那把架子鼓。
文工团很早就买来了一架架子鼓，可惜没有人会打。这是一件相当匪夷所思的事情。矿上的领导不喜欢，也没人会，买来干什么？
这个问题困扰乐我好久，直到后来文工团里多了越来越多没人会得乐器，我才明白，每加一把乐器，采购的干部便可以虚报价格。
所以架子鼓到底怎么打，能不能派上用场除了老张这种老革命以外几乎没人在乎。
于是老张多次和领导申请，希望能再外派一些学员，多培养几个新的人才出来，好让这些乐器有个用武之地。
无奈矿上领导并不觉得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老张的报告也就一次次石沉大海。
我想反正没人用，架子鼓闲着就是闲着，于是没事的时候就上手玩几把。结果没几天，就把鼓点打的有模有样。
老张很高兴，他拍着我的肩膀，说他搞了几十年音乐工作，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有音乐天赋的人，顺便消化了文工团即将变成废铜烂铁的乐器。
我和铃子说，老张这人是不是脑子有泡，夸人还得再损一下，怎么我就成了废铜烂铁的消化器了？
铃子笑着说，那是老张让你不要太骄傲！
于是我从场务组调到了演出组，需要打鼓点的时候，我就跟着演出组表演一下。
晓月当时是场务组的小杂工，个头矮矮的，长相喝性格极其普通。我调走那天，她说她很高兴，还送给我一盘张蔷的磁带。
我当时相当讨厌张蔷的样子，爆炸头，小眼睛，稀奇古怪的妆容，唱起歌来声音像猫叫一样。很自然，那张磁带被我听了几次就扔掉了。
我和铃子说，看不出来啊，晓月这样蠢蠢的女生，也会喜欢张蔷这种奔放的风格。
铃子哈哈笑起来，她说你看不出来晓月很喜欢你吗？人家送磁带给你，并不是说人家喜欢张蔷，而是人家以为你喜欢张蔷，可惜她以为错了。
后来我才知道，晓月其实是张蔷的铁杆粉丝，她送我磁带确实是因为自己喜欢这些。
当时张蔷的音乐由于种种原因，从来没有上过电视。所以晓月从来没有看到过活着的张蔷。
晓月看到活着的张蔷的时候，已经三十多岁了。那天她正在洗碗，电视上突然穿来了张蔷的声音，她连碗都没放下就冲到了电视跟前。一个三十岁的老女人盯着活着地张蔷看了半晌，居然流出了眼泪。
当然，这都是很后来的事情了
男女感情的事情向来比较复杂，于是我说，哎呀怎么这么复杂，反正我不喜欢。
第二天铃子就送给了我一盘磁带，那时当时非常有名的《八七狂热》。
当时我还很年轻，不太明白爱屋及乌的道理，拿到磁带只听了一遍便爱不释手。我十分高兴，因为我觉得这世界上突然多出了一个懂我品味的姑娘，恰好我也爱这个姑娘。
但是后来我再听这盘磁带的时候，才突然发现，这盘磁带制作很粗糙，歌手的演唱水平就和草台班子没什么区别，有些曲子的歌词甚至写的是惨不忍睹，除了那首《路灯下的小姑娘》。当然，这都是很后来的事情了。
我把这盘磁带带回煤城公寓404房间。我的室友三儿和老四听了都很喜欢。
三儿说，我们其实可以跟着你学几首，然后出去约女职工跳舞什么的。
老四天生胆小怕事，就说跳舞我可不会，你们去吧。
三儿就笑话老四熊样，一辈子也找不到女人。
我对三儿的想法十分赞许。
三儿和老四都是煤城煤矿三号站台的装卸工人。三儿生性活泼，骨子里是个对生活充满活力和憧憬的人。叫女职工来跳舞这种事情，也只有他敢想敢做。
于是我就问三儿，你能不能把你们站台上的女职工一起叫来，我们一起在房间里面跳舞呗？
三儿和我一拍即合，我们一致同意把三号站台机务段的秀丽叫来一起玩。
秀丽和我们一般年纪，人长得一般，但是性格豪放，很能和我们这些年轻后生玩到一起。
老四撇撇嘴说，人家秀丽可是机务段的，坐办公室的，也不嫌咱们装卸工人脏啊？
我立马说，我可不是工人，我是煤矿文工团的知识分子！
三儿说你可拉到吧，就你那两下子也就哄哄煤城煤矿的工人，还知识分子，论敲架子鼓，我拿脚趾都比二井同志敲的好！
老四很不厚道地说，就是就是，二井骨子里就是个臭老九，走资派！
我们笑作一团，互相揭发，自我批评，互相批评。
三儿天生就很幽默，他装模做样地学起我们矿的书记张润生。
这个....二井同志！你虽然在文工团工作，但是你终究是个无产阶级....不忘记无产阶级的优良传统！要和你的无产阶级兄弟三哥和四哥保持良好的革命友谊！
我和老四看着他滑稽的样子，笑的人仰马翻。
张润生，我们矿的党委书记。
相比他在扩音器里面伴随着一阵又一阵高频噪音的官话，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他究竟和多少煤城煤矿的女职工发生过关系。
我们在暗地里不止一次希望这个老色鬼被双规，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很羡慕他。
连季羡林的愿望都是今生能多日几个女人，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就更不要提了。但是羡慕归羡慕，我依然觉得这样做不好。老张背地里和我说过，张润生这种人，要是放在文革，早就被批斗死了。
然而后来他被纪委抓走的时候，我却非常非常难过，当然，这也是很后来很后来的事情了。
1992年，刚过完年，上班的职工们还都沉浸在假期的欢乐里面无心工作。筹划了好久的煤城公寓舞会终于被提上了日程。
我偷偷地和铃子说，能不能帮我把文工团的录音机拿来。
老张这人异常古板，矿上的财物，在他眼里那就是公家的东西，是借不得的，一借出去就是破坏公有制。我很烦老张唠唠叨叨什么一大二公，无私无畏，革命江山永不变色之类的话，于是求铃子帮我带出来，铃子长得漂亮，说话又甜，总是有办法的。
铃子假装生气的说，又不叫我，我才不去给你借呢，叫秀丽帮你们借吧！
我已经谙熟了和对象周旋的所有套路，于是就说，秀丽那个粗俗的女人，怎么可能比得上我家铃子！也就是三儿这种将就的男人才会看得上她！
铃子脸红起来，她插着腰问我，那你就不将就了？
我说和你在一起当然不是将就了，多少人羡慕我呢！
铃子白了我一眼，说，油嘴滑舌，那你还叫不叫我去了？
我赶忙说，必须叫必须叫，没有你去给我压场子，三儿那小子要上天了！
于是在1992年元宵节这天，铃子穿着一身红色的大衣，画着淡妆提着录音机出现在煤城公寓404房间。这着实让在场的所有人震惊了一把。
我觉得很这很好，很有面子。三儿应该很羡慕我。与此同时，我心中还暗暗生出一种莫名的优越感。我知道，三儿人不错，但是说实话，秀丽配不上三儿。三儿完全可以找一个更好的。
只是老四气的都有些结巴了，他说我和三儿两个人简直是欺人太甚，居然都带马子过来，就他一人没有马子。
秀丽问三儿什么是马子，我赶忙说就是漂亮女人的意思，铃子在一边捂嘴笑。三儿看着秀丽将信将疑的表情，说，秀丽是煤城煤矿三号站台机务段的好马子。我和铃子忍不住笑出来。
三儿还装模做样地走上前去抚摸老四的胸脯，让他消消气，还说什么，老四同志，你要相信面包和马子都会有的。
连老四都笑起来。
气氛开始活跃起来，老四买了瓜子，我买了糖果，三儿买了一大堆果丹皮。这便是九十年代初市面上能找到最好的零食。铃子说，她不喜欢吃瓜子，嗑起来太麻烦，也不喜欢吃果丹皮，太酸。她说她想吃好多好多的糖果。后来我发现，铃子其实也挺喜欢嗑瓜子的，有时候和文工团的人在一起聊天，一嗑就是半天，磕到嘴唇起泡都舍不得停下来。我想，铃子说不喜欢吃瓜子和果丹皮，可能只是单纯的以为这两样比之于花花绿绿的糖果，太低贱了吧。
文工团的录音机是当时最好的燕舞录音机，在八七狂热土的掉渣的音乐里面，我们跳起舞来。
在九十年代春天特有的硝烟气味里面，我们唱着，说着，笑着，跳着。铃子说，八七狂热里面，她最喜欢的是《路灯下的小姑娘》，我深以为意。后来我和铃子一起去了很多地方，唱的最多的还是八七狂热，还是路灯下的小姑娘。
那一天晚上，我们都很高兴。当年煤城煤矿效益相当好，张润生从太原请来了烟火表演。绚烂的烟火把整个天空都染红了。
我看着天边的烟火，觉得自己的生命一定会像天空中炫美的烟花，热切而美丽。
过了很多年，我总会想起那晚上的情景，黑漆漆的楼道里面弥漫着霉变的味道，绿漆的门板已经斑斑驳驳，砖砌的灶台冒着热气，在昏暗的白炽灯光下面蒸腾出好看的图样来。
我想，那应该就是我们的青春的开始，那就是我的九十年代初的激情。
我很想轻轻搂着这朵花，感知她的体温，让她感受到我热切的爱。可惜我想了又想，还是没有搂着铃子。
十几年以后，我和煤矿的小年轻一起吃饭，我说当时我很想揽着那个姑娘，却又不敢，黑天半夜，左右看了半天，就怕有人，结果看了一路，发现就要到人家宿舍了！真是该死！果然是封建教条害人不浅。
舞会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我送铃子回文工团宿舍。
路上很冷，我忍不住把脖子缩在宽大的西服里面。九十年代，煤城县的年轻人们，最喜欢把松松垮垮的西装穿在神像，然后带着从集市上带来的廉价墨镜。现在这种人其实叫装逼分子。好在我们都年轻，当时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
铃子的身体很娇小，这让她在黑夜里显得很无助。
我很想很想在黑夜里轻轻揽着她，问她冷不冷。我看着铃子穿着红色的大衣欢快地走在黑暗里面。那天晚上其实很黑，路上只能依稀看到冰雪尚未融化后混合着煤渣的冰坨。但我莫名就觉得，铃子的衣服很红很红，红的像是春天开放的一朵鲜艳的花。
我很想轻轻搂着这朵花，感知她的体温，让她感受到我热切的爱。
可惜我想了又想，还是没有搂着铃子。
十几年以后，我和煤矿的小年轻一起吃饭，我说当时我很想揽着那个姑娘，却又不敢，黑天半夜，左右看了半天，就怕有人，结果看了一路，发现就要到人家宿舍了！真是该死！果然是封建教条害人不浅。
小年轻们哈哈大笑，说二哥你果然是老土，你不会给那女的盖一件衣服啊？你把衣服一盖，说不定那女的立马就感动得搂着你！
我一拍大腿也哈哈笑起来。该死，当时怎么就没想到啊。
我把铃子送回到文工团宿舍的时候，她突然说：
“二井，文工团要解散了。”
我有些错愕，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这是我今天借录音机听老张说的，他说反正也要解散了，这些东西会被当废铁一样买了去，还不如借给你们用用，就很爽快地借给我了。”
矿领导早就不想要文工团了，矿领导好几次批评我们的节目低俗，没有文化工作者的味道。我想，这应该是文工团解散的前兆。
“真的吗？那解散了，我们怎么办？”
黑暗里看不清铃子的表情，铃子很淡然地说：
“先回去吧，路上冷。”
我魂不守舍地往煤城公寓走，像吃了很多苍蝇一样，觉得喉咙里面满是疙瘩，翻不上来，咽不下去。
我害怕丢掉工作，更害怕从此以后和铃子成为陌生人。在文工团，我可以和她一起演出，一起上班，一起下班，甚至和她清洗乐器，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铃子毕竟是外派学习过的人才，矿上怎么着也会安排她去新的岗位，这个岗位还绝对不可能是工人技术岗。我想铃子应该会调到党委办之类的办公室，喝着茶叶水，把皮肤保养的干干净净。而我，将会成为一名风里来雨里去的工人，皮肤干干的，又硬又黑。
三儿说的很对，我那点技术，真的只能是哄哄煤城煤矿的工人。其实演出的时候，经常有人说，二井，你这鼓点打的不对，没跟上主旋律。这时候铃子就会说，不影响不影响，二井已经打的很好了。
一想到我会被无情地安排到站台，井下，甚至直接裁掉，我就觉得人生突然黑暗起来。这让我年轻的生命充满了悲观和失落。
我很想保护铃子，可是我现在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了。
那几天我魂不守舍，短暂的人生里面，第一次体验到了什么是生存的痛苦，什么是一无所有的现实。
老张也是一样。
在文工团解散的前几天，老张应该是人生中第一次迟到了。上班的时候，老张也只是坐在办公桌后面发呆，一个劲的抽着烟。我常和老张说，抽烟不要抽那么凶，得个癌症怎么办？老张就会撇撇嘴说不吸烟连得癌症都活不到。我说那就抽点好烟，怎么着你也算是个领导，整天从小卖铺买散烟抽，也不嫌膈应喉咙。
其实我很不理解老张为什么这么消沉。他是矿上的老职工，而且年纪接近退休，矿上怎么也不可能把他给开除掉。顶多是安排到一个闲职，混吃等死。这不是很好吗？煤城煤矿从刚上班就想着调到二线混吃等死的人一抓一大把。
后来我才明白，我小看了老张的野心和勇气。老张年轻的时候当过文艺兵，后来被分配到西北工作了一段时间，最后被分配到煤城煤矿文工团，一干就是十几年。老张的音乐水平，可以说整个煤城，也是数一数二的，他编的节目，好听，好看，雅俗共赏。
所以把老张放在区区煤城煤矿文工团，确实很屈才。
二十多年前，梦想不是个流行词，没人会对别人说，我有一个梦想。这在当时是个很好笑的场景，不亚于现在智障青年在大街上逢人便说我要解放地球。但我现在可以说，老张是个有梦想的人。
老张那几天对我说，他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到现在才明白，是时势造英雄，不是英雄造时事。
我一想到着老家伙不再是我的领导了，就突然想怼他，于是说，现在都私有化了，公有化那套好像不行了，张团长。
老张沉默。
正月结束的时候，矿委会的通知终于下来了，煤城煤矿文工团正式解散，场务组的职工安排到煤矿各个单位上班，演出组的部分演员抽调到新成立的煤城煤矿电视台，老张团长被安排在电视台后勤处当副主任。
在煤城煤矿的高音喇叭里面，伴随着一阵又一阵的高频噪音，张润生义正言辞，说要开创新的煤矿文化事业，就必须要裁掉原先落后的文工团，发展新的电视台。
我们一脸懵逼，什么时候我们就成了落后的东西了？什么时候就成了阻碍革命的绊脚石？
很不幸，我被安排在了三号站台装卸大队，晓月被安排去了三号站台机务段。而铃子不出所料地被抽调到了煤城煤矿电视台的演出组。
老张很生气，他觉得矿上怎么着也会给他安排一个副台长，哪怕只是挂个名。
老张已经不再是我的上司，所以我也不再害怕他的威严，就说张团长你也没后台，能安排到后勤处不错啦，副台长这个位置上还排着好多好多人呢，哪能轮到咱们啊。
老张一大把年纪了，我的话把他气的把眼镜一推一推，说什么安排在后勤处也认了，为啥还是个副处长，这不是欺负人嘛？
我看着老头生气的样子倒是挺可爱的，忍不住说，去了后勤处，他们要是安排你分毛巾肥皂什么的记得给我留点，我都要。
老张被我气的说不出话来，这让我十分得意，文工团被解散的痛苦消散了很多很多。有人说，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是不好的。其实，管他呢，做人嘛，开心就好。
这时铃子突然说，张团长，要不我们辞职吧，我们给你当演员，我们自己搭个班子去闯一闯。
我们在黑暗里沉默的做爱，各自想着各自的心事。
那一瞬间，我感觉到了空虚和孤独。就算我的肉里和铃子连接咋一起，却还是那么孤独。我一遍遍深吸着空气，希望能缓解这种孤独带来生理上的萎靡，希望能和铃子在一起的时间更长一些。
我站在黑暗中，突然觉得这世界是这么冷。
1992年，辞掉铁饭碗，自己花钱把文工团的设备买下来，搭个私人文工团班子，自己养活自己。
这绝对是个神奇的想法。
除了铃子，没有人会有这么大胆的想法。
一直到二十几年后，我都感叹，我和铃子处了那么久，居然不知道铃子有这么大的勇气和决心。
晓月说，那是你太愚钝，铃子从来就是个聪明的人，而且人家当初舍得和你这种工人找对象，还在办公室里面乱搞男女关系，就说明这个人有足够的勇气。
我摸摸头。好像确实是这样，铃子从来都不是个简单的女人，这一点在二十几年后我才清楚地认识到，当然这也是很后来的事情了。
当时我们只是惊讶这个想法的大胆性和风险性。
老张说这件事事关重大，他得认真考虑。
铃子说，只要张团长出钱把设备买下来，她就自愿辞掉电视台的工作加入文工团，一起打拼。铃子还说，现在事业单位的文工团全都不景气，但人们又确实想看节目，只要我们敢接盘，肯定有人看咱们的节目。
说完她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我想了想说，老张，我也愿意和你一起干，当什么狗屁副主任，就是帮人分分毛巾肥皂，不如还是干文工团，你还是团长，我还是架子鼓手，这团里还是你说了算。
晓月也说，她愿意先来帮忙当场务。
老张明显动心了。
他擦了擦手心的汗，看了一圈文工团的演出大厅。他在这里工作了十几年，这里面的一砖一瓦他都无比熟悉。
演出大厅是文革时期的老建筑，舞台两边还刷着文革时期的标语。年代久远，已经有些模糊不清，这更增加了文工团大厅的破败感。再加上很久没有节目可演，这里的犄角旮旯里面都布满了蜘蛛网和灰尘。
老张点了根烟说，这件事情我们明天开会商量。你们回去也都考虑考虑去留。
当天晚上，我和铃子最后一次在文工团办公室，在老张的办公桌上从事流氓活动。
铃子心里想的都是第二天开会的事情，心不在焉。
不知道为什么，我却突然开始怀念起文工团的这个办公室来。
不知道再过几天，这个地方会被安排给哪一个单位，这张桌子后面会坐上哪一个生面孔，还会不会闻到桌子上面我和铃子残留着的汗水的味道。
甚至，不知道还会不会有年轻的男女来这里偷情？我知道，这里是我生理和心里上的避风港，一离开这里，我就要面对外面纷繁的世界。而我很快就永远不属于这里，不再属于煤城煤矿了。
铃子也一样。
我们在黑暗里沉默的做爱，各自想着各自的心事。
那一瞬间，我感觉到了空虚和孤独。就算我的肉里和铃子连接咋一起，却还是那么孤独。我一遍遍深吸着空气，希望能缓解这种孤独带来生理上的萎靡，希望能和铃子在一起的时间更长一些。
可惜，在铃子并不兴奋的回应中，我还是屈服了。
黑暗中，我一边感受着生理快感余温，一边品尝着内心深处的空虚和无助。
我和铃子都没有说话。
我站在黑暗中，突然觉得这世界是这么冷。
三儿说，二哥，你等着吧，这是兄弟我给你的惊喜。保密。保密。
我俩干了一杯酒，我说，好兄弟，我等着。
1992年夏天，老张的私人文工团终于搭建起来了。铃子，我，晓月信守诺言，成为了这个文工团的第一批员工。
三儿和老四对于我鲁莽的决定很是惊讶。
三儿说，你好歹是个知识分子，怎么就能想出这种招数？我们虽然是工人，但起码有个正经工作，你和我们一起来站台装卸队不好吗？
三儿对生活有激情，但是也不敢再工作的事情上冒险。
我说是挺好，但是我更想出去看一看。
三儿当时和秀丽谈恋爱正谈的火热，也无暇顾及我这边乱糟糟的事情。他新买了一个BP机，秀丽在机务段会用公用电话给他发信息，整个404都回荡着BP机清脆而单调的铃声。老四偷偷和我说，站台上的老工人背地里一直在骂三儿和秀丽，有时候车皮都来了，也等不来机务段的人来放车皮近战——电话都被秀丽一个人占了，根本联系不上机务段。
我对三儿和秀丽的鲁莽很吃惊。于是我告诉老四，得看紧三儿，这孩子做起事情来总是没脑子。
我走的时候，他们答应我，把404的一张床给我空出来，只要我有时间，就回来一起玩。
我很感动，虽然这并不比得上老港片里面为兄弟杀人那么快活，但依旧让我很满足了。
我对老四说，等着吧，等二哥给你介绍个马子。
老四高兴地搓着手。
三儿执意要请我吃饭，让我把铃子带上，他带着秀丽，吃一顿散伙饭。
铃子说，不如把晓月一起叫上，老四和晓月都还单着。
我一想觉得正好，就叫晓月一起来吃饭。晓月未曾接受到我的邀请，很是高兴，虽然去了以后发现这是铃子刻意安排她和老四见面很是难堪，但是一直都很有礼貌的和我的朋友们寒暄。这让老四觉得晓月人很好，他很满意
没过多会，三儿就喝多了，又开始模仿起张润生来。
“虽然，文工团解散了，但是，我们依然祝福他们，能够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
我笑着说等我结婚的时候，你来给我主持，当着亲朋好友，也模仿一下张润生，给我念念新婚贺词。
三儿吓得半死，赶忙说，就是兄弟们玩一玩，别乱说，这种事情要人命的。
我和铃子哈哈大笑。老四看着晓月也傻乎乎地笑着。
我喝了一口汾酒，拍着三儿的肩膀说，等着吧，等你结婚的时候，我一定送送秀丽一张好木匠打的梳妆台，上面得有一副大大的镜子，照的新娘子特别特别好看的那种。
秀丽很高兴，忙给我敬酒。我觉得秀丽和三儿虽然不般配，但是过起日子来，未必会差很多。
三儿也哈哈笑起来，他说，那等你结婚的时候，我也送你个好东西，绝对不会比大镜子差。
铃子赶忙问是啥。
一桌人都笑起来，老四说，三儿送东西给二井，你着啥急？
铃子脸一红，就说，那我也得送二井东西，不能比三儿的差！
我笑的出不上气来，铃子就在桌子下面一个劲的掐我。
三儿说，二哥，你等着吧，这是兄弟我给你的惊喜。保密。保密。
我俩干了一杯酒，我说，好兄弟，我等着。
铃子化好妆穿着新买的演出服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都惊呆了。
老张说，这是哪里来的港台演员？
铃子笑着转了一圈，她穿了一身紧身的职业装。舒适的面料衬托出她圆润而丰满的身材，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我看着铃子美丽的身影，只能呆呆的握紧鼓锤。过了很久我才发现，鼓锤上面全是我的汗水。
文工团刚刚成立的时候，效益不是很好。
这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情。
从1992年夏天，一直到当年的冬天，老张都没有接到什么像样的活计。唯一一次值得一提的，便是赶上六一儿童节，给某个村的小孩子们演了一样文艺表演。
小孩子们吵吵嚷嚷，有的还留着口水，有的跳上我们的舞台，把鼻涕抹在我们的设备上，抹在演员的衣服上。
铃子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一本儿歌大全，里面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诗歌，我看了都觉得好笑。
于是搭配着铃子已经成熟的嗓音，以及老张买来的流行乐器，在我心不在焉的鼓点里面，我们一起唱着儿歌。
二十五年后，我和铃子说起这码事，铃子笑的直不起腰来。她说当时她都要急死了，小孩子看了不喜欢，她就差买一身小熊睡衣穿着去表演了。
我说那你可真是有魄力，我当时只想着怎么逃跑，也不知道小孩子看了我们的表演是什么感受，会不会被吓得半死。毕竟老张找来的乐手全都是一大把年纪的老头，里面甚至还有个糟老头子，拉二胡的，非要和我们一起表演。
你想想，一群糟老头子，围着一个年轻姑娘，穿着不伦不类的戏服，拉着二胡打着架子鼓唱着儿歌，那画面。
这场表演下来，文工团走了一半人。
老张急的嘴都冒泡了。
铃子又出个主意，说我们可以在马路边上搭个棚子，等着有车来，我们就表演，就像古时候卖艺一样。
这听起来是个很馊的主意，文工团的人们都没说话。
老张干了这么多年革命工作，听到这个想法的时候是拒绝的。
卖艺？那还是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吗？我们虽然是私有化了，但是底线还是要有！文艺是服务大众的，不是取悦大众的！
铃子说这不是救急嘛，总不能一天就闲着啊。再闲下去我们就要解散了。
晓月适时的说，我们的存款已经支撑不到下个月了。
老张咬咬牙说，那就干。
于是我们就在煤城煤矿出车的必经之路上架起了演出棚。
我给铃子提议说，咱不如别唱样板曲子了，就唱流行。
九十年代，正是disco红遍中国的年代，《八七狂热》、《荷东》、《猛士》，这些专辑都是年轻司机们最爱听的。
老张说唱可以，但是我们找不到伴奏带啊，伴奏还得自己写，工作量巨大，毕竟他不碰乐理已经好多年了。
我和老张担保，这种曲子唱出来，绝对火。顺带着拍了老张一阵子马屁说什么文艺兵都是好样的。
老张说那就相信你们这些年轻人的眼光。
于是我和老张开始写伴奏。老张请来了几个会一点流行乐器的乐手。我们一起摸索着写出了这些专辑的伴奏。
不得不说，老张写的伴奏虽然比之于原版差了不少，但是现场唱也足够了。
电钢琴，电吉他，架子鼓，搭配着唢呐、喇叭、胡琴这些老物件，我们开始了流行音乐的表演。
这一次，大获成功。
不得不说，那段时间，很是激动人心，那标志着我们文工团辉煌的开始。
老张写的伴奏很优秀，但是真正的亮点其实是铃子。演出以前，铃子去城里好好学了学化妆，买了几身演出的衣服，在太原学的唱法立马派上了用场。
铃子化好妆穿着新买的演出服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都惊呆了。
老张说，这是哪里来的港台演员？
铃子笑着转了一圈，她穿了一身紧身的职业装。舒适的面料衬托出她圆润而丰满的身材，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我看着铃子美丽的身影，只能呆呆的握紧鼓锤。过了很久我才发现，鼓锤上面全是我的汗水。
老张说，来来来，搭着我们写的伴奏试一段，先来《路灯下的小姑娘》吧。
铃子的嗓音天生就适合唱disco，自带浓浓的电音味道，她一开口，在座的所有人都觉得和真正的歌星没有区别。
我们红了。
后来我看到有人说，男女的性欲水平在同一个年龄段是不同的。男人在二十岁的时候性欲到达顶峰，女人的性欲到达顶峰却得三十多岁。这个理论一度很能平复我心里的不安和痛苦。
但是事实上呢？铃子可能不只是性欲水平不够的问题吧？后来我才敢这么想。
后来我很后悔那时候没有多说几句动情的话。但是转念一想，就算老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也不会说什么。在夜色里面，我觉得一切都是多余的，只要抱着铃子，这世界就不那么冷。
文工团效益开始好转起来，很多来看演出的工人，很愿意给我们投钱。尤其是铃子表演的时候，更是赚的盆满钵满。
老张又招进了一批合适的演员。这导致吃饭的人口突然多了起来。
晓月说干脆我们自己包饭算了。
于是我们自己在舞台对面搭了个小饭棚，每到饭点晓月就给我们做饭吃。
老四时不时过来看看晓月，然后顺手蹭一顿饭，晓月看着老四把面条吸溜的震天响有些出神，说，干脆我们弄个小饭馆得了，也给工人们做饭。
老张很是高兴，因为这让他觉得他的文工团开始变成一个大公司了，这个公司会像煤城煤矿一样，生活设施应有尽有，将来说不定他还会拥有超市、澡堂之类的单位。于是他出钱买来了炊具，雇来了小工，让晓月打理这个小饭馆。
从那以后，煤城煤矿的工人们下班以后，都会来小饭馆坐着，热了酒温温的喝着，看着饭馆对面的舞台的节目，大方的走过去扔一点钱。
靠着舞台和饭馆的加持，我们文工团的收入很快就破万了。
那是九十年代，万元户还是个新鲜词。我们居然成为了煤城煤矿第一批万元户企业。
有时候我敲着鼓点，看着对面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觉得我这一生，也就这样了。
对此我说不上满足，但也绝对没有不满足，我很安逸。安逸到真的只想有张床，有间房子，有盏暖黄色的台灯。有铃子。
没有了老张的办公室，我和铃子没了幽会的地方，这让我很是苦恼。
铃子对此毫不在意。
后来我看到有人说，男女的性欲水平在同一个年龄段是不同的。男人在二十岁的时候性欲到达顶峰，女人的性欲到达顶峰却得三十多岁。
这个理论一度很能平复我心里的不安和痛苦。但是事实上呢？铃子可能不只是性欲水平不够的问题吧？后来我才敢这么想。
晚上收工人都走光的时候，我会迫不及待地抱住铃子。
铃子说她唱一天很累很累，只想好好休息。对于我深切的亲吻，她要么敷衍，要么干脆躲开。
我知道你很累，其实我都看在眼里，我很心疼你，我很希望你能不那么累，我可以好好照顾你，我说。
铃子笑着说，其实每天唱着歌，只要想起你就在我身后敲着鼓，我就很高兴。
我相信铃子这时候说出的这句话是真心的。于是我抱紧铃子，不再说话。
后来我很后悔那时候没有多说几句动情的话。但是转念一想，就算老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也不会说什么。在夜色里面，我觉得一切都是多余的，只要抱着铃子，这世界就不那么冷。
我活了二十一年，第一次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配角，尤其是在铃子面前。
93年的正月来了，这是我们文工团的幸运日。
应该说，老张和我们都没有想到文工团可以红到如此地步。
准确的说，煤城煤矿的所有人都没有想到我们文工团会红到如此地步。文工团带着设备单干的时候，整个煤城煤矿都在嘲笑我们的疯狂行径，认为这简直不可理喻。但是事实却来了个大逆转。
正月以前，煤城原庄本命年的男人们找来问我们可不可以正月的时候去他们村演一台。老张起初很是拒绝，因为当时煤城的人们过年顶多会请戏班子来唱唱晋剧，请文工团去表演，这绝对是个新鲜事。
老张推辞说不想和戏班子抢生意，又是正月，出门走动耽误家里太多事情，整个文工团也不愿意去啊。
我和老张还有文工团的其他人打包票，说正月这波演出肯定赚钱，起初大家不为所动，直到铃子说，不妨试试，万一成了呢？
文工团的老人们有的还沉浸在六一儿童节演出的痛苦回忆中无法自拔，但听铃子都这么说，也就不好推辞。
1993年的正月初二，我们文工团在煤城县原庄第一次表演。
这一次是大获成功。
原庄周围的几个村子的年轻人们全都慕名而来。场面异常火爆。
我们唱起了只有在电视里面才能听到的曲子，煤城县的年轻人们羞涩而兴奋的看着我们的表演。而铃子毫无疑问成为了这场表演的核心。
她在舞台的聚光灯下面闪亮、美丽、大方、光彩夺目。
我在舞台上打着鼓点，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围着铃子欢呼、鼓掌，说不清楚到底该高兴还是悲伤。
三儿结婚以后和我说，其实我们这些人，都是兜兜转转，不知道该怎么活才对的人。
我深表同意。可惜当时在舞台上，我还无法深刻理解这句话后面的沉重。
一瞬间，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个明星，同铃子一起在台上接受人们的欢呼。
又一瞬间，我又觉得自己只是个无能的配角，无足轻重，人微言轻。
正月初三当天，就有好几个村的人们找到我们，求我们去他们村也演一场。演出的顺序居然一直从正月初四持续到元宵节，一直从煤城县最东边延续到最西边。
我们一票人又惊又喜，都在感谢我英明的决定。老张很是高兴，立马安排我做他的副手，处理和雇主们联系的事情。我从文工团不入流的小演员一跃成为文工团的二把手。
过了十几年，我都很怀念那种感觉。
我活了二十一年，第一次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配角，尤其是在铃子面前。
用现在的话来说，那是我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觉得自己有能力好好爱铃子。
我本以为老张看在我们一起创业的份上，会说句客套话，比如利息就不要还了，先拿着用吧之类的。我有些失望。
所以我叹了口气说，老张你变了。
老张冷冰冰的说：“明天你来拿钱。赶紧准备准备吧，五一的时候，小煤窑可能会要我们去表演。”
不出所料，一个正月下来，我们的收入就超过了从文工团成立那天起一直到冬天的所有收入。
老张和我们都觉得，我们没必要再在煤城煤矿公路上搭台演出了。于是很自然地，和舞台一起成立的小饭棚也计划拆掉。
晓月私下和我说，她很难过。她不知道饭棚拆了以后，她可以去干嘛。
不知道为什么，我也很难过，因为我清楚她为什么要和我们一起出来打拼。对于叫她和老四一起吃饭的事情，我算是后知后觉，过了很久才觉得很愧疚。铃子为什么要让我叫上晓月呢？
我就说，要不你来当我的下手，帮我处理和雇主们联系的事情？
晓月想了想说不行，铃子肯定会不高兴。
自从小饭棚有了点起色，铃子从来都没有来吃过饭。她说。
我沉默了好久才突然想起来，老四和晓月怎么样了？
我这么问晓月。晓月摆摆手说，就是那样。
我找到老张，希望能把小饭棚留下来，交给晓月打理。
老张很为难。我说正月里的工钱你不是还没给我吗？我拿来当股，投在晓月的饭馆里，盖个像模像样的小平房，不够的钱，老张拿一部分出来，相当于我俩合伙干个小饭馆，独立在文工团以外。我和老张打包票，说这个饭馆晓月一定会认真打理。
老张抽着烟，还是不置可否。
我笑着说，老张你他妈真的变成资产阶级了。
老张哈哈笑。
我只好说，不够的钱，算我借你的，按利息还。
老张想都没想就说好。
我本以为老张看在我们一起创业的份上，会说句客套话，比如利息就不要还了，先拿着用吧之类的。我有些失望。
所以我叹了口气说，老张你变了。
老张冷冰冰的说：
“明天你来拿钱。赶紧准备准备吧，五一的时候，小煤窑可能会要我们去表演。”
我穿着宽松肥大的西装，情不自禁地蹲在地上开始细细地打量起这个小坑来。
我突然想，到下雨的时候，这个小坑里面，是不是会积起一个小水池来，绿汪汪的。
我还想，等过个几年，我故地重游，这个小坑坑还在吗？会不会被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填满了，然后我就再也找不到这个小坑了？
从1993年到1995年，我们的文工团一直保持了初创时的红火。
我带着文工团的演员们从煤城县一直唱到周边所有县城，一年中间每逢节假日都忙得团团转。
我很怀念那种坐在解放车上奔波的感觉。每次收工完都是半夜。我们坐在车厢后面，在路上卡车的轰鸣声中慢慢的睡去，消磨着我们转瞬即逝的青春。
十几年以后，文工团的老同事们都说，要不是我的方法很得当，文工团不会做的那么大。
我很高兴他们这么以为，但那只是93年到95年短短三年的事情。这些事情很辉煌，但是相比于我整个几十年的人生来说，又显得那么短暂，稍瞬即逝。
我知道，我们团想要做大，不只是有演员才行，得有明星演员，要不然根本在竞争中活不下来。
成为明星演员的人选，除了铃子，还能有谁？
三儿和我说，他和秀丽就要结婚了，婚事谈的很顺利，两家人都很满意。我由衷的说，三儿要步入幸福生活了啊。
三儿苦笑着问我，你和铃子，也是时候考虑考虑了。
我一阵沉默。三儿很聪明，他说，赶紧结婚吧，要不然她就飞的越来越高，你再也抓不住她了。结婚过日子才是最好的。
我心里一阵发酸。还是说：
“秀丽是个好姑娘，结了婚，好好对她。我知道你心里很浪，秀丽压不住你，但是结婚了就是结婚了，该把心收一收了。”
三儿摸着戒指一个劲点头。
犹豫了好长时间，我终于找了一个机会。
那已经是95年冬天。那天我们刚收工，天气很冷，又是一个黑夜，这让我又想起92年元宵节的事情。
于是我鼓足勇气对铃子说：
“铃子，你还想继续唱下去吗？”
铃子很诧异，“当然，你不想吗？”
“我希望你不要再唱了，真的。”
“为什么？”
“再唱，我就觉得我再也配不上你了。”我的声音有些颤抖，这使得我说出的话，一字一顿的。
“哈哈哈...”
铃子在外演出多年，早就学会了用笑声来和别人打哈哈。这让我不知道她究竟是什么意思。
沉默了好久，我说：
“和我结婚吧。我给你个家，你和我好好过日子，不用再在外面打拼了，我养你。”
铃子脸色变得浓重起来。
我料想到铃子听到我和她求婚必然不会很惊喜，但实在没想到她的表情如此的阴霾。
后来网络时代，我看着年轻人们发布在网上的求婚视频，里面千篇一律的套路、千篇一律的装饰：蜡烛、气球、鲜花。当然还有千篇一律的幸福。
我常常感叹，自己为什么就没有那样的机会，感受那样的幸福。我人生中第一求婚，居然没有鲜花，没有蜡烛，没有气球，甚至没有幸福。如果我早一点求婚，铃子会不会答应我？也许吧？或许铃子从一开始，就没有想和我结婚呢？
铃子低着头，踢着地下的小石子。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低着头看着她踢小石子。
她不停的踢着小石子，最后在地上踢出了一个小坑，把她的高跟鞋都弄脏了。
沉默了好久她才说：
“二井，结婚的事情，再说吧。”
我一直呆呆地看着地上的那个小坑，就连铃子走了好久都没有发觉。
我穿着宽松肥大的西装，情不自禁地蹲在地上开始细细地打量起这个小坑来。
我突然想，到下雨的时候，这个小坑里面，是不是会积起一个小水池来，绿汪汪的。
我还想，等过个几年，我故地重游，这个小坑坑还在吗？会不会被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填满了，然后我就再也找不到这个小坑了？
我迫切的希望这个小坑能一直留在这个地方。
起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想。
后来我回味了好久才明白，那年冬天，铃子走了，我一个人蹲在寒风里面静静地看着这个小坑，想着乱七八糟的事情，只不过是想记住这个地方，不差毫厘地记住这个地方，记住这个我求婚的地方，记住这个寒风中我难受的地方。
我和老张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文工团已经正式解散，老张哈哈大笑，不再像以前那样古板。
他说，可能是她那时候还爱着你？我也不清楚。只是那个时候她一个人走，我不太放心。
我恍然大悟。我终究玩不过铃子。
没有演出的时候，铃子开始接私活。
铃子已经是落落大方的煤城明星。人们不仅仅希望能在演出看到她，越来越多的人们觉得能在结婚的时候叫铃子来献唱一首，绝对是莫大的面子和荣耀。
这归功于铃子自己的本事，也归功于我包装的技巧。
老张起初不太愿意铃子去，这很好理解，台柱子，万一被人挖了去，岂不是很令人着急？
铃子很客气的说，老张你放心吧，我去的时候带上二井，没有他给我打鼓点，我唱不好歌。
老张说，二井已经是我的助理了，人家哪里还和你一起走穴。
我其实很乐意和她一起去。文工团繁忙起来，我和她独处的时间越来越少。再加上我们刚有一次不愉快的求婚对话。能和她单独出发，工作，回家，已经是我当时遥不可及的梦想之一。
铃子说，没有我的鼓点，她唱的不习惯，这让我很开心。我找不到词语来形容那种感觉。那天求婚被拒，铃子和我都知道，我们的感情已经走到了破碎的边缘。铃子的这句话，把我从冰冷中拯救出来，让我在阴霾中看到了一丝丝希望。
后来我和老张说起这码事，我说我一直想不通，铃子当时为什么要叫上我一起去，后来又嫌我打点打的太烂。
这事情我只和老张有一个人说过。那天我俩去给煤城县一个有名的老板演唱。铃子状态不好，当着所有的人的面骂我鼓打的这么差劲。这是我记忆中铃子第一次耍大牌。我拿着鼓锤，愣愣的看着愤怒的铃子，不知所措。
老板听着声音走出来，一开口就问当时来表演的草台班主，你们的人怎么回事？连个鼓点都打不好？铃子都生气了，后果很严重你们知道吗？！
班主忙说，这是文工团的人，不是我们的人。
我懦弱的缩在角落里面，看着被达官贵人们围住的铃子，感觉很屈辱，很愤怒。
我和老张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文工团已经正式解散，老张哈哈大笑，不再像以前那样古板。
他说，可能是她那时候还爱着你？我也不清楚。只是那个时候她一个人走，我不太放心。
我恍然大悟。
我终究玩不过铃子。
看着热闹的人群，我突然说，晓月你准备啥时候结婚？
晓月说不知道。
我说，九七年吧，香港回归，好日子。
96年，形式开始变得坏起来。
老张和我其实一致反对把低俗的节目加到我们的文工团中，起初我们演出的价格还比较低，人们觉得与其请草台班子，不如请我们。后来，我们演出的费用越来越高，人们就开始喜欢请那些低俗的草台班子。
泳装走秀、变性人玩蛇表演、低俗二人转、明显带着虐童灰色产业链的杂技，这些东西，我和老张严厉反对。但偏偏人们又极其喜欢这些，迷茫的时代，人们喜欢看这些刺激的东西来忘记生活的乏味和无奈。这让我们文工团很尴尬——低俗的演不了，高雅的节目人们看不起。一点点的，我们的市场被三流的草台班子吃的干干净净。
铃子和老张说，老张，不俗一点，我们团的节目就没人看了。
老张说，那我们和草台班子有什么区别？我们是文工团！是文工团！不是那些演垃圾节目的草台班子。
老张虽然从老革命堕落成了资产阶级，却难得坚持了底线，这一点我很钦佩。
铃子说，现在的社会，能赚钱就是王道，你还拿着那些教条来给自己当紧箍咒啊？
我很诧异这话居然是从铃子嘴里说出来的。铃子是个实用主义者，但是我没想到她的底线比我们还低。
老张很生气，“我当初要是为了钱，我就不办这个文工团！后勤副主任，不好吗？为了钱，你们这些人什么都能做出来？真是恶心。”
铃子用很高的声音说：
“你要不办文工团，你能站在这里叉着腰和我说话？你不过是个后勤部副主任，没有我你能有今天？！”
是老张的话明显戳到了铃子的痛处。
我和铃子的感情其实在铃子当着别人的面说我鼓点不好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我们谁都没有说分手。自然而然。
很多人和我说，铃子出去接私活，最后常常会坐上煤城县各种老板的车，直接去煤城最大最豪华的酒店吃饭，睡觉。老张身经百战，却还是看低了铃子。铃子出去接私活，根本不是想被别的团挖走。这一点我们谁都没有想到。
我很早就已经察觉到了这些，但从别人嘴里听到一切，还是止不住的难过。
铃子在这段时间，究竟认识了哪些人，从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什么好处，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只知道，人们对于铃子的评价，都是，很能干。
这是个包含着中国人特有的黑色幽默的评价。时至今日，我都能想起人们这么评价铃子的时候微微上扬的嘴角，挂着一丝意味深长的微笑。
接私活以后，铃子变得敏感，自负，二十三岁的她开始轻浮起来。我们已经不能和她一起吃饭了。她会说这饭店没档次，不卫生，提倡我们用公筷吃饭。
有次老张难得请我们一起吃个火锅，铃子嫌我们一起用筷子很脏，便擅作主张用起了公筷。不仅如此，吃的顺序也大有讲究，吃完羊肉得立马放牛肚，这样才能把羊肉的鲜吸收在食材中，吃完牛肚就应该来青菜，这样才能冲刷掉两种肉类给身体带来的油腻，等等等等，不厌其烦。
我们在饭桌上，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很是尴尬。
铃子的高傲和老张的不满终于在这一次爆发了。
老张和铃子吵架以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铃子都没来上班。本来文工团生意就不好，铃子不来，更显得萧条。
老张很着急，到处联系主家。主家一听我们的节目单、费用和演员整容便直接挂了电话。而小型草台班子的市场，在我们大红大紫的这几年已经被同行们蚕食的一干二净。我们成了悬在半空中的人，上不去，下不来。
那段时间，我难得无所事事，正好去给三儿帮忙，因为再有半个月三儿就要结婚了。
回到煤城公寓404的那天，我用老钥匙顺利开了门，他们都不在。
我很高兴，他们没有换锁。而且三儿和老四果然给我留了一张床。这些让我疲惫不堪的心很是安稳。
我静静的瘫在床上，把身上的每一寸肌肉都放松下来，开始回想这几年的点点滴滴。从92年的元宵节，一直回想到95年的冬天。
想来想去才发现，不管我想什么事情，脑海里全都是铃子。我顿时就很泄气。起初我觉得我是个拿得起放得下、必将成就一番大事业的男人，却没想到一个铃子，居然把我牵绊了这么些年。我原来也是个凡人，而我的人生，其实也不过如此。
没一会老四回来了，一见面他就很兴奋的大叫，二哥你怎么回来了！
我说想你们了，回来看看你们啊，三儿呢？
老四苦笑着和我说，三儿要搬出去住了，这屋子就要他一个人住了。
我说没关系，我回来陪你，文工团的生意不景气，开始走下坡路了，我估计得卷铺盖走人了。
老四说，你看吧，还不如当初和我们抱着铁饭碗，出去闯什么闯？还不是得回来。回来好回来好，咱哥几个一起踏踏实实赚钱。
我一阵心酸，忙问：“你和晓月怎么样了？”
这几年忙着文工团，和晓月的联系也只限于饭馆里面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又仅仅包括给钱，拿钱。晓月很机灵，把饭点打理的很出色，基本我只负责收钱。
老四说别提了，晓月心里没我，我早就不去饭馆了。我妈说我年纪也够了，今年过年回家就给我在村里相一个好姑娘，也就把婚结了。
我说，相亲不比自找，那可是过一辈子的人啊，找的不合适，痛苦一辈子啊。
老四说，二哥，你不说我也知道，你和铃子的事情，早就在煤城煤矿传遍了。到处有人说你癞蛤蟆吃天鹅肉，还有人说铃子是个破鞋。你看自找不也挺麻烦吗？结婚嘛，能凑合过，传宗接代也就可以了，我们这样的人，还配拥有爱情吗？
我很惊讶老四这么几年居然在人情世故上进步这么大，这简直不像我认识的老四。
我有些生气，就说，瞎说什么呀，我和铃子早就分了。
老四意味深长的哦了一声。
我心里面很烦，就推说想出去走走。
走着走着，我不自觉地来到了晓月的小饭馆。
饭点刚过，晓月趴在吧台上，不知道写些什么，很认真的样子。
我站在门口，认真地看着这个女人。
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这里，那一刻我百感交集。
我很清楚，当初她放弃煤城煤矿的工作，其实肯定是为了我。她和我一样，希望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工作。只是她和我都很命苦。铃子之于我，就像我之于她一样。这就是生活，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简直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想到这里，我不禁微笑起来。曾经，我、铃子，晓月，甚至老张都是这样，为了所爱，奋不顾身。而短短几年，时间就把我们改变的面目全非。铃子变了，老张变了，我也变了。谁还会想起当初为了爱情奋不顾身的自己呢？
其实我从来没有这样仔细地看过晓月。就算我仔细地端详她，她也实在说不上漂亮。
但是经历了这么多，兜兜转转，我又回来的时候，却异常想念晓月给我的那种踏实的感觉。我记得这个小饭棚刚刚搭起来的时候，每次来吃饭，晓月都会给我把饭盛到最满，虽然她不喜欢表达自己的感情，但我心里都明白。那时候我最喜欢吃晓月做的面条，再来瓣蒜。
我推门进去，晓月见是我来了，显得很高兴，面色红润起来。
我说，晓月同志，这里还有饭吗？我有些饿了，想吃碗面条。
晓月不自然地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说，有啊有啊，你等着，我给你做。
我挑了一张靠窗户的桌子坐下，屋子里面暖洋洋的，弥漫着锅炉烧开蒸汽的味道。这又让我回想起92年元宵节的味道。
我看着窗外。很远的地方的有一座化工厂，化工厂有两根巨大的烟囱，这两根烟囱像极了两根巨大的鸡巴，伫立在煤城灰黑色的天空下，以巨大的魄力吞吐着不明的烟雾。烟囱底下是我们当年摆台演出的煤城公路，路上的大卡车来来往往，卷起一阵又一阵的煤屑，飘起再落下。
饭馆大厅里空无一人，很安静，只能听见晓月在屋子里面做饭的声音。
我努力地感受着外面的忙碌和里面的安逸，我努力的问自己，自己到底喜欢哪里？是外面？跟着煤城煤矿的工人们一起奔波？还是里面？跟着一个踏实的女人把生活过下来。
最后我想，我的文工团生涯应该就要结束了。
兜兜转转。
此时此刻，我还是坐在了煤城公路旁边的小饭馆里。
晓月端着面递给我，很香，是汤面。
我故意把面吃的震天响。晓月就看着我笑：“二老板，外面的饭，不如自家的饭好吃吧？”
我哈哈大笑，把晓月递来的一瓣蒜放在嘴里。
我说，三儿结婚的时候，你和我一起去呗？
晓月明白这句话里面包含的意思，她看了看窗外说：那就去呗。
三儿结婚那天，晓月和我难得打扮的干干净净。我信守诺言，给秀丽送上了一件精致的梳妆台。秀丽很高兴，三儿说，你送她梳妆台，这女汉子从来也不化妆给我看，没意思透了。
我以为这只是情侣间的打情骂俏，就说三儿你可别再秀了，我和老四可都没有结婚呢。
我和晓月在人群里看着三儿和秀丽结为夫妻。三儿和秀丽被满满当当的人群围着，接受者在场所有人的祝福。
看着热闹的人群，我突然说，晓月你准备啥时候结婚？
晓月说不知道。
我说，九七年吧，香港回归，好日子。
老张坐在办公桌后面，喝了一口毛尖，淡淡的说：
“她要回去当煤城煤矿电视台副台长了，二井。”
其实我很意外，我本以为这辈子，只能在高音喇叭里面听张润生书记的声音。从没想过有一天居然能亲自和张润生握手见面。
铃子走后，老张做了很多努力，也没有改善文工团的窘境。有次他装作不经意的说，反正他也快到了退休的年纪，不如把文工团解散掉，也好享受享受清闲。这搞得我们人心涣散。
张润生来了，轻而易举地改变了一切。
他带着官话、客套话告诉我们，我们的文工团这些年来的工作他一直在关注，也一直很认可。
现在他了解到，文工团情况很糟，毕竟这文工团有我们矿的底子，他和矿委会讨论以后，一致决定把文工团特招回煤城煤矿，给与编制，适合的，留在矿电视台，不适合的根据情况分配在各个单位。
整个文工团都沸腾了。当年叛出体制，从没有想到有朝一日我们还能再成为公家人。虽然张润生说把我们特招回去和当年说要解散我们一样荒诞。但是我们都很乐于接受这样的荒诞情节。
谁也没有想到，在困境之中，居然是公家救了我们一把。我们像一群离家出走的孩子，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原来的起点。曾经叛逆的人，开始变得按部就班，朝九晚五，并且对张润生赐予的这一切感恩戴德。
老张显得很淡定，他说也好也好，回去干干二线，也算是功成身退。
我也很高兴，因为说真的，那段时间我一直在发愁。这些年来虽然一直和老张在外面跑，但大头全被铃子和老张拿走了，再加上那几年物价涨得飞快，我一算计，手里攒的钱比普通工人，也多不出多少。
索性再回去干工人呗。也没什么不好。毕竟不是人人都是铃子。我安慰自己。
铃子呢？我这才突然意识到，铃子本人并没有出现在文工团狂欢的人群里面。说到底，到那一刻，我心里还是很挂念她。
我问老张，那铃子去哪里？她现在这么红，应该不会回去吃铁饭碗吧？
老张坐在办公桌后面，喝了一口毛尖，淡淡的说：
“她要回去当煤城煤矿电视台副台长了，二井。”
铃子气的脸上的肌肉开始抽搐起来，这让她美丽的脸蛋显得狰狞恐怖。
她狠狠地扇了我一巴掌，咬着牙甩下一句话就走了，我坐在床上，听着铃子的高跟鞋咯噔咯噔走下楼梯，怅然若失。
“我看你能活成什么样儿。”她说。
铃子知道我放弃了调到煤城煤矿党委办的事情以后，十分生气。
百忙之中，她居然找到了煤城公寓404。
一见面她就质问我，为什么不接受调配？那可是我特意和张书记给你求来的工作。
我淡淡的说，是不是你以为，整个文工团，都得靠你施舍一份工作才能生活？
她没有想到我居然会这么说，愣了半天。
“二井，你不知道吗？我都是为了你。”
我的眼睛里面开始有眼泪在转啊转啊。
“你倒是说说，你为我做了什么？”
“你真是逮了便宜卖乖，当初不是为了你，我早就调到电视台了！你不记得吗？别人叫我去表演，我都忘不了带上你。是你自己打的不好，不能怪我吧？现在，我特意求张矿长，把你安排在党委办，多好的地方啊？坐着办公室喝着茶就能把钱给赚了。你倒好，这么牛气，麻溜的就把工作辞了？没我求张矿长，你现在顶多也就在三号站台装卸队和别人拿着铁锹装煤炭！你牛什么牛？”
“铃子，我也告诉你。你别把我当猴耍。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太清楚了。你当初没有调到电视台，那是为了我？你也好意思说出口！这件事情从头到尾你和我商量过吗？倒是我感觉像是被你骗上了贼船！跟着你们这些人出去跑了这么多年，也没落下多少钱，大头不还是被你和老张拿走了？”
铃子带着墨镜，看不清她的表情，但是她开始气的发抖。
“还他妈叫着我去演出？如意算盘打得真响！先骗过老张，拿着我当挡箭牌去接私活，我没用的时候就把我一脚踹开，就去勾搭煤老板？真他妈不要脸，张润生就是那个时候勾搭上的吧？”
铃子明显呆住了，她没有想到我会当着她的面拆穿这件事情。
“怎么着？我没说错吧？给张润生当了二奶，就不再去走穴了吧？是，我二井配不上你，没法让你在家里不劳而获。呸，不劳而获。是我没本事，养不起你，但是我和你说，我嫌你给我们的工作脏，真他妈脏！对了，张润生，也喜欢办公桌吗？”
我保证，办公桌这句话绝对是我人生中最恶毒的一句话。说出这句话来，我也呆住了。
铃子气的脸上的肌肉开始抽搐起来，这让她美丽的脸蛋显得狰狞恐怖。
她狠狠地扇了我一巴掌，咬着牙甩下一句话就走了，我坐在床上，听着铃子的高跟鞋咯噔咯噔走下楼梯，怅然若失。
“我看你能活成什么样儿。”她说。
某些瞬间我会觉得，文工团的点点滴滴，都已经太遥远太遥远，遥远到我已经回想不起电吉他手叫什么名字，遥远到我已经回想不起那几年跟着老张去了哪些地方，遥远的让我回想不起和铃子的点点滴滴。
我和铃子，都堕落了。好在我们都是凡人，堕落再多，也还不算是坏人。这就行了。
这就是我能想到对我的文工团岁月的最好的评价。
从这以后，我和铃子就断了往来。
我踏踏实实的把心放在了小饭馆。
九十年代的尾声就要来了，我的文工团岁月也正是落下了帷幕。新生活就要开始了。
晓月心灵手巧，又很会算账。在饭馆里我连自己该干嘛都不知道。
一开始我只能帮着扫扫地，收收钱。这让干惯了文工团二把手的我很是尴尬。
我笑着说，晓月，要不是因为这店里是我出的股份，你是不是也看不起我？
晓月说哪能呢，你很好的，其实。
后来我开始把饭馆的后勤搞了起来。生活虽然按部就班，但是很安逸。
多少人努力了一辈子，不就为了个安逸？
1997年到了。我说这是个好日子。果不其然，我和晓月就要结婚了。
由于婚事将近，忙碌的日子稍稍刷洗了我对文工团乱七八糟事情的不愉快记忆。
我知道我这一生，也该把坐标固定在某个地方了。
那时我确信这个坐标应该就是这个小饭馆，就是晓月身边。
后来的二十年，过得很快很快。我有时候常常问我自己，我爱晓月吗？就连我自己都给不出一个答案。可能是吧？但是比之于我和铃子的点点滴滴，这样的爱，又太乏味，太平淡。但是说我不爱晓月？好像也不是那样。后来晓月生孩子的时候，我是发自内心的着急。晓月生病的时候，那种感觉也绝对不是一个普通朋友能给我的。和晓月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很乏味，却很快乐。
那时候我料想到我将在小饭馆里度过很长时间，却没有料到自己将会在这里留下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
2000年我们的第一个孩子诞生。九十年代结束了。
孩子慢慢长大，我就在吧台上看着他们在大厅里玩耍、写作业，看着晓月一遍遍耐心地教孩子学说话，看着孩子们慢慢长大。
过了饭点，我喜欢一个人坐在吧台上，点一根烟，看着远处的两个冒烟的鸡巴，看着远处来来往往的车流，看着远处被卷起，又落下的煤屑。这一切和二十年前一模一样，让我忍不住回想起年轻时候的我，想起那个狂热的年代。
某些瞬间我会觉得，文工团的点点滴滴，都已经太遥远太遥远，遥远到我已经回想不起电吉他手叫什么名字，遥远到我已经回想不起那几年跟着老张去了哪些地方，遥远的让我回想不起和铃子的点点滴滴。
我和铃子，都堕落了。好在我们都是凡人，堕落再多，也还不算是坏人。这就行了。
这就是我能想到对我的文工团岁月的最好的评价。
2000年，煤城煤矿党委书记兼矿长张润生贪污受贿被抓，张润生情妇，时任煤城煤矿电视台副台长的程铃被革职调查。
站在人群里，我就想，三儿真的死了吗？
在这二十年的岁月里，我还常常会问自己这个问题，三儿真的死了吗？
直到老四说起他害怕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三儿真的死了，和我们这些人的青春与希望一起死在了煤城公寓的大门口。
1992年，三儿给我摆散伙饭。饭桌上他说要给我一个惊喜。
时至今日，我也不知道三儿这个机灵鬼到底要给我什么惊喜。
老四后来也说，他也非常想知道。
有年过年的时候，我去看了秀丽。三儿和秀丽的家里还摆着我送他们的那张梳妆台。梳妆台被包养的很好，基本上没有什么掉漆。
我摸着梳妆台平整的木面，看着秀丽憔悴的脸，忍不住回忆起1992年元宵节那晚的情景。我，铃子、三儿、老四、秀丽，在八七狂热的音乐里面跳着，唱着，说着，笑着。
是的，三儿死了。
在我结婚以前死了。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这个事实。
三儿婚后生活过的不好。三儿本人性格活泼，喜欢浪漫，秀丽的性格又太豪放，连妆都不肯化。结婚以后，恋爱能掩盖的裂痕开始扩大。
三儿开始整夜整夜的不回家，住在404。
405时常住着两个年轻的媳妇，家里太远，又经常上夜班，矿上给他们在煤城公寓安排了房间。
一来二去，三儿和405的一个年轻媳妇发展了婚外情。
秀丽说，那段时间，她安慰自己，只要咬咬牙过了这段时间，三儿总会把心收回来的，生活就会好起来了。
那段时间老四忙着上夜班，我忙着准备结婚，一直没有发现三儿的不轨。
为了不让别人发现他们两个的关系，每次偷完情，三儿都会选择从405的阳台跳到404的阳台，神不知鬼不觉。
1997年正月的某一天晚上，和女人偷情到一半的三儿，突然发现另一个媳妇回来了。慌乱之中他跑到阳台，想和往常一样，跳到404。
天很冷，窗台结冰了，三滑了下去，一头摔死在了煤城公寓的大门口。
尸体被发现的那天早上，老四叫我一起去看看三儿。
我披着衣服走出去，走到一半，发现煤城公寓大门口围了整整一圈人。像极了三儿结婚的那天，整整一圈人围着他们。
我说老四，你去看吧，我不去了。
老四撇撇嘴，就一个人去看了。
几年前，四十岁的老四突然找来我们饭馆，说想和我喝一杯。
那时我和他已经许久没了联系。毕竟不在一起工作，不在一起生活，慢慢的也就没了交集。
我们一口一口地喝着汾酒。
我突然说，老四，你记不记得，三儿和我们说，人生就是来回兜兜转转，其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这句话？
老四说，我记得啊。
我喝了一口酒，说，我一开始不明白这句话，后来三儿背着自己曾经爱过的人偷情，然后死在公寓大门口，我就全明白了。兜兜转转，说的真好，就是兜兜转转。三儿兜兜转转，我兜兜转转，谁不是兜兜转转？
老四突然哭了起来。
他说干到今年，已经整整干了二十三年工人，他一辈子就在三号站台，最后过得还是穷困潦倒。
我仔细地端详着他，许久不联系，他老了，脸上有了很多很多皱纹。我突然很羡慕三儿，他的生命在年轻的时候戛然而止，却把自己的形象永远定格在了年轻的一瞬间。没人会知道三儿老了是什么样子。在所有人的心目中，三儿永远都是那个英俊活泼幽默的小伙子，带着九十年代年轻人特有的气息。
这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我抽着烟，看着留下了的老四不知道该说什么。
老四说，二哥，那天你不和我一起去看三儿，我还觉得你胆小没用，现在我才觉得后怕。我也想和你一样，当时就不应该去看三儿。
我问后怕什么？
老四流着泪说，害怕我们和三儿一样。
我默默地抽着烟。
其实他们都不知道，避开他们以后，我自己偷偷一人回去看了看三儿的尸体。
在97年正月凌冽的寒风里面，三儿披着一件皮夹克，裤子上面还别着那个拿了几个月工资买来的BP机，以一种相当奇怪的姿势趴在地上。他的脸色苍白，嘴角似乎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
我在数以百计的人群里面，默默地注视着三儿，默默注视着那身宽松的皮夹克，默默注视着那个曾经保存了秀丽热切的呼唤的BP机。
这一切都是那么熟悉，而这些东西的主人，却结结实实死掉了，从此不能再站起来和我们说一句话，从此不能在和我模仿张润生。而我，再也没有机会知道，三儿究竟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
站在人群里，我就想，三儿真的死了吗？
在这二十年的岁月里，我还常常会问自己这个问题，三儿真的死了吗？
直到老四说起他害怕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三儿真的死了，和我们这些人的青春与希望一起死在了煤城公寓的大门口。
在葬礼特有的诡异氛围里，我一边敲着鼓点一边静静地看着四十五岁的玲子。
她闭着眼睛，唱的很投入。二十五年，我们都老了。我想。
那天很冷。风呼呼地响，像是穿越了二十五年的时光，把我们这些渺小的人吹回到了狂热的九十年代。
我的故事就差一点点就要结束了。
有一点点伤感。
其实剩下的事情，就没有多少值得一提得了。无非是每个人为了生活奔波，努力。日复一日过着艰辛的日子。日复一日用忙碌来麻痹自己的回忆。
2017年的时候，老张去世了。
又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我站在老张的灵棚前，努力回想起这个亦师亦友的老张。
我想起来，这老家伙很喜欢抽烟，当时我还以为，老头会在十年内死于肺癌晚期，没想到老头一口气又活了二十年。真是该死。我不知道我到底希望老张多活几年还是少活几年。一方面我觉得老有人和我作对，就连老张也努力活了二十年来气我，来验证我说的不对。另一方面，我真的还挺希望老张多活些日子，让我有机会找他回忆回忆过去。虽然后来，我，铃子，老张，都变了。
毫不意外，失散已久的文工团因为老张的死重新聚在了一起。二十年，我们都老了，再过几年，我们就得准备迎接那个拉二胡的糟老头子的葬礼了，我想。
铃子也在人群当中。我们已经整整二十年没有见面。
很奇怪，再次见到这个曾经让我牵绊了很久，在煤城煤矿曾经叱咤风云的女人，我居然掀不起一点点波澜。
铃子有些发福，身上穿的衣服，也没有当年作为明星一样考究了。坐在一起吃饭，也不再和我们说要用公筷之类的事情。只是她的眼角依然有当年美丽的神韵，但是她和我，毕竟都老了，都不再是轰轰烈烈，下定决心辞掉铁饭碗的年轻人了。
年轻的时候，我不相信衰老。时至今日，当衰老就真真切切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却又那么无力。
铃子见了我，很高兴。她坐在我身边，东问西问。其实我也很高兴，说不出原因，只能摸着头和她说起这些年我的点点滴滴。
她问我和晓月过得怎么样，老四怎么样，小饭馆还好吗？
我说都还好，其实就是那样。
然后我们一起回忆了文工团美好的点点滴滴。对于后来发生的不快，我们谁也没有再提及。
这应该算是老朋友之间的默契，应该也算是岁月洗礼以后难得的成熟。
铃子问我现在还有时间打架子鼓吗？我笑着说哪里还有时间玩那些东西。文工团被特招回煤城煤矿的时候，老张还叫我时常过来玩一玩，你是个有天赋的人。
然而二十年间，煤城煤矿音乐大师老张严重有天赋的二井，再也没有打过一次鼓点。
铃子说，她现在没事还和其他班子一起去唱一唱。
我笑着，不说话。
那天，我们一直帮忙到葬礼结束。过来唱白事的草台班子收拾东西准备回去的时候，玲子突然凑上去说能不能让她唱一首。
班主说没问题。
她如获至宝地拿起来话筒，招呼我过来帮她打一打鼓点。
我欣然坐到了架子鼓前面。
她回头问我，“二井，唱什么？”
我拿着鼓锤笑着说，“你说呢？”
她咯咯笑了起来。
不一会前奏和我的鼓点一同响起。
《八七狂热》之《路灯下的小姑娘》。
在葬礼特有的诡异氛围里，我一边敲着鼓点一边静静地看着四十五岁的玲子。她闭着眼睛，唱的很投入。
二十五年，我们都老了。我想。
那天很冷。风呼呼地响，像是穿越了二十五年的时光，把我们这些渺小的人吹回到了狂热的九十年代。
后记
其实我一直在想，我到底要讲一个什么故事呢？
爱情？青春？年代？
好像都有，但好像都不是。
想了好久，我才知道，其实我想写的东西，是生活。
我在去年，写了两篇短篇小说，一篇是八七狂热，另一篇是煤城公寓。
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两篇文章很相似。
后来我突发奇想，为什么不把两个故事当做一个讲呢？于是我写了这篇《我的九十年代》，讲一个九十年代文工团的年轻人和他的朋友的故事。
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二井。
想爱，想吃，想闯。
爱着一个注定不能在一起的人。有一群不靠谱的朋友。年轻的时候意气风发，想要干一番大事业。
在这里面，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失败了。
成功的是少数。太多人在生活的磨难里面失去了勇气和棱角，慢慢的变成了一个油腻的中年男人。
应该还是要感谢生活给我们的磨难把。
就这样吧，这就是我想讲的故事，希望你们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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