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有《纵笔》一诗：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导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新党再起，章惇任宰相。他是变法派，借变法而上，有投机心，但没有王安石的境界和品质。当章惇一方报复“元佑党人”时，苏轼首当其冲。当年六月，59岁的苏轼自定州(今河北省定县)被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到惠州后，因建屋白鹤峰，完工前二年，均寓居嘉佑寺，期间写下《纵笔》一诗。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被贬后如何啊？东坡说，就是这样喽，好在打更的道人还算体贴。诗中有洒脱，有胸襟。南宋曾季狸《艇斋诗话》说，章惇见到东坡仍能“春睡美”，于是将其贬过海峡，到了儋州。
但是清代纪昀读出了不一样的心声，《纪批苏诗》卷四十有：“此诗无所讥讽，竟亦贾祸，盖失意之人作旷达语，正是极牢骚耳。”也许一个人旷达的人，其实是因为心里有牵挂，所以不得不反复提醒自己要旷达？
其实人想要旷达，哪那么容易。东坡写过《超然亭记》：“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哺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又说“夫所谓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显然他是提倡“超然”的，内心里希望做一个旷达的人。只不过，嘴上说的，也许就是心中过于执着的。按照禅宗的说法，其实是着了相。执着于旷达这件事，结果成了并不那么旷达——这真是吊诡得很。另一个例子就是壶中九华，算不算着相？那么多年，东坡还是念念不忘。其实有些东西，心里是根本放不下的。
古代文人里，东坡是很让人喜爱的一个。其命运，其性格，其文词，都有许多可观之处。但仔细想来，人生不易，很多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东坡那点放不下的东西，很正常，也使得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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