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每次我放长假回家的时候，我妈就会见缝插针地会当着我的面把家里的资产盘点一遍。
在网上斗地主斗到一半停下来，就开始絮叨在银行定存了多少钱，买了多少理财，支付密码各自如何不同，如何记忆；打扫卫生打扫到一半，从橱柜里面视若珍宝地拿出包装袋，告诉我家里的房本和购置门面的凭证在哪，到时候要怎么保管或者兑现；走在路上走到一半突然转身提醒我，如果她意外或者非意外去世，买的保险能够拿回多少补偿，千万不能忘。
我转头问她：“那如果是我先死了呢，你怎么办？”——“那我也去死”，几乎没有任何迟疑。我就跟她讲一个我看到过的故事：一个父亲因为意外失去了自己26岁的儿子，他最后和一只狗开始到世界各地去旅行，通过时间和风景最后治愈了自己，重启了人生。这个世界不会因为离了谁，就真的过不下去。
后来我再问她这个问题，她想了三秒，还是笃定地告诉我，没法活。你也许会责难我拿这种敏感问题为难做母亲的，实际上我在大城市打拼，每天穿红穿绿，还经常出差满地奔走，意外几率的确比她两点一线的生活要高得多。不过与其说她答不好这个问题，不如说她压根没想过这个问题。
2、
我比较幸运，一开始工作虽然辛苦，但是辛苦可以兑换成等值的加班费，所以一开始就绕过了一些同龄人相对窘迫的日子，很快就开始有积蓄，她异常兴奋，除了高兴儿子的价值被社会认可之外，更多的是我能够真的身体力行地加入到这切实具体的人生规划中。一开始她想让我把钱交给她管，我拒绝了。她一路节俭从指缝里扣，而我读书生涯和她所有的矛盾几乎也都是因为经济问题。所以我深知经济独立的重要性。虽然她只能无奈妥协，但还是见缝插针地提醒我在可以节省的旮旯里节省，
这样买房买车安家立业才有望。
后来她投资股票失利亏了不少，她跟我说她每月生活费不过百，想吃香蕉为了省八块钱也没舍得买，我斥责她，这种微末的节省指望来填平股票失利只是杯水车薪，穷图心理安慰因噎废食罢了。之后她给我打电话就总是说要我今年多省，这样才能把股票失利的钱填回来，我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她的焦虑。
3、
工作后我一直试图都在培养她的业余爱好，任何她有兴趣的哪怕只是买买买我都鼎力支持，跳舞也好，瑜伽也好，我有我的私心，我希望她能有自己的生活，我希望她不要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我身上，她一直劝诫我早日买房，好在一来购房资质还不具备，二来首付即便她倾其所有也依然拿不出，所以我据理推脱，告诉她按照我目前的进展，到了该买房的年纪自己也应该买得起了，大不了租房。反正我是不会用她的钱来买房的。她质问我那么努力攒钱图什么？我说鼓励你去旅游啊，去培养爱好，实在不行做慈善也行，她气得直跳脚。
4、
中国传统家庭里的母亲角色，有着她们独有的焦虑，组建家庭后她们要操持家庭内外，她们要牢牢握紧家里的经济命脉，要应对长辈或许苛刻的索求，要面对丈夫的不成熟，要调教孩子的顽劣。人到中年孩子成年工作，她又要操持孩子成家立业大小事，可以说，中国传统家庭的母亲，早就牢牢地把自己孩子的命和自己的命绑在了一起。
而这种焦虑，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物质上，说白点就是钱。前段时间看一篇文章大致这样说：王思聪能被如此热捧某种程度上折射了国民对于物质的焦虑，当我们站在世界中心呼吁多元的价值观时，可是面对因社会环境甚至“道德追求”衍生出的巨大经济压力和经济使命时，看到金钱似乎可以击穿一切壁垒时，还是臣服在“有钱即正义”的规则下。
这点在中国传统母亲身上体现更甚。她们不停想办法赚钱，不停地要从生活各个旮旯挤出钱攒住钱。从她们的少女时代结束步入社会，就没有停止这种求索过，这最后凝结成了一种“奉献型人格”，几乎能耗尽一生力量，因为这股力量过于强大到几乎少有人能抗拒，最后似乎成了一种被默认接受的“潜规则”。
这段时间热播的《欢乐颂》里，我们隔着屏幕都能感到樊胜美对于物质的焦虑，如果不是22楼天降神兵的乌托邦设置，也许樊胜美早就成了曲筱绡嘴里的“捞女”，被逼良为娼了。撇开樊家父母天怒人怨的重儿轻女的设定，他们卑微如尘小心翼翼地生活，不惜牺牲家里的“外人”——自己的女儿为代价，在卖房救丈夫这件事上都十足犹豫，心甘情愿地浇灌自己儿扶不起的人生。
里面有个有趣的细节，樊母劝女儿借钱救樊父时说“他还有退休金，日子还可以过”，那如果樊父也是个坐吃山空的角色，救还是不救是否会再多一点悬疑色彩。
樊家的故事有个好处，让人知道天下的父母不是都那么理想，为了自己的。它打破所谓传统好父母的印象，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那是否这可以把这种可能再衍生一点，是否允许没有那么亲密的家庭关系，父母和孩子的命运没有那么严丝合缝地捆绑在一起，他们各自在相对独立的人生版块中能够大口呼吸，而不是喘息。
至少我是愿意的，如果她可以不用那么焦虑，可以有自己独立的人生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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