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幸读到一本好书，拿来和大家一起分享。这本书就是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一共写过两本关于中国的哲学史的书，一本叫《中国哲学史》，另一本就是我这次要说的《中国哲学简史》。《哲学史》之前我就拜读过，而《简史》是这次才看的。《哲学史》成于20世纪30年代，成书时间是要在《简史》之前，这点要和大家说下的，而恰恰为国人所广泛熟知的，则是后一本《简史》了。此书是根据冯友兰先生于1947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讲座教授时的英文演讲稿汇编而成，书成于1948年。因此，此书的内容主要是讲给那些对中国文化不是很了解的外国人听的，故书中内容言简意赅，通俗意懂。作者开篇用了三章的内容简单但又不失深度的分析了中国哲学产生的大背景，阐述了中国哲学的起源和根本，从而以此为“心”，搭构出整个中国哲学史的“血脉”与“骨骼”。本书用区区二三十万字扣开了中国哲学的大门，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大门，这是我认为这本书的价值之所在。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其实是一个哲学爱好者，或许有很多人对哲学比较感冒，很多人对于哲学是有着一种“先天”的抗拒感的，这种抗拒感倒不是去否认哲学这个东西，而是觉得它空洞无实，没有实际意义，不可带来现实的“生产力”。但是不可否认，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哲学”的过程。如同书中冯友兰说的，哲学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是思想思想。而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过“思想思想”的时候，而正是基于此，才使得我们每个人形成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就是俗称的“三观”。因此，我们“人”，只要是一个“社会的人”，就不可能没有“三观”，所以可见哲学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承然，哲学本身不产生生产力，但如若你连自己的思想都没有，何谈生产力？
这次读完《简史》自己还是有一些感悟和收获的，对比《哲学史》我发现冯友兰在某些观点上其实是发生过改变的，当然这点今天先按下不表，这次我主要是想和大家分享交流一下的是我看了此书后对于陆王学派之“心学”的一些感悟与收获，正好也趁此机会将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认识梳理一下。
“心学”
提起“心学”，我想稍微对中国文化了解一二的人应该都不会陌生，可以说，自明朝王守仁创立“心学”后，其学说对后世之影响是非常巨大的，甚至于我们的邻国日本，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曾经看到过一个很流行的小故事，就是日本的军神东乡平八郎在与战胜俄国海军的庆功宴上，有人问他为什么可以战无不胜，他没有说话，而是拿出了腰间一块牌子，上面刻着七个字“一生俯首拜阳明”，由此可见阳明心学在日本的影响力何等巨大。
之前我对于“心学”的认识只停留在“心即理”、“良知”、“知行合一”上，但对于“心学”的学术脉络还是比较杂乱的。在《简史》中说到，“心学”是由程颢开创，由陆九渊、王守仁完成的。并且指出，“心学”是对宋学之程朱理学的一次彻底批判（《简史》中没有明说，但表达这个意思，冯在《哲学史》中有详细提到）。朱熹认为“性即理”，但陆九渊认为“心即理”，虽一字之差，但其中存在两个学派最根本的分歧。
“理”
要明白“性即理”和“心即理”的区别，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这个“理”到底是什么。这个“理”如果我们从字面上去理解的话，那就可能不着边际了，其实这个“理”是形而上的东西，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内容，无论在程朱理学中，还是在阳明心学中，这个“理”指的就是世界的本质，或者说是世界万事万物的本源，是“体用”的“体”。其实，如果我们纵观整个中国哲学史，乃至于整个世界哲学史，我们都可以看到，其实哲学最终在讨论的无非就是这个终极的问题，即“世界的本源”。于道家讲，这个就是“太虚”（无极）；于佛家的禅宗讲，这个就是“性”；于儒家讲，这个就是“理”了。《简史》将“心学”划归为“新儒家”，自然也就是免不了这个“理”了。
“心”
好了，搞清楚了这个“理”，接下去来讲一下这个“心”。上面有说过，其实朱王两派最根本的分歧就是这个了。根据朱熹的系统，“理”是永恒的存在在那里的，无论有没有“心”，“理”照样在那里。这里我想起了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一首诗：
“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念，或者不念我，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跑题了……）
而根据王守仁的系统，则是如果没有“心”，也就没有“理”。这个怎么理解呢？我想或许用能代表“心学”精髓的一个公案可以说明吧。
王守仁的语录，由他一名弟子笔记并选编为《传习录》，其中有一段说：“先生游南镇，一友人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关？’先生回答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可见，王守仁认为，“理”是依托“心”而存在的，如果没有“心”去印证他，那么“理”也即是不存在的。这便是朱王两派最根本的分歧。
“良知”
好了，把“心学”的这个“体”说完了，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它的“用”，即“良知”。“心学”之所以虽作为“儒学”之后起之秀，但流世广泛、影响颇深的最主要一个原因我个人认为是他的“经世致用”，这种学以致用的思想是通过它的“知行合一”的理论来体现的，而“知行合一”理论的核心就是“良知”。只有明白了自己内心的这个“良知”是个什么东西，然后使自己内心时刻保持“良知”的状态，才是“知行合一”的基础。那么，什么是“良知”呢？按《简史》说，王守仁说的“良知”即是《大学》中“明明德”中的明德，为吾心之本性。它是道德意识，也是最高的本体。“见孺子之人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即为是。这种知，是我们本性的表现，王守仁称之为“良知”，我们需要做的一切，不过是遵从这种知的指示，毫不犹豫的前进，这便是“心学”的主旨——“致良知”。而如果我们要寻找借口，不去立即遵行这些指示，那就是对于良知有所增损，就是由私意而生的小智，我们俗称为“小聪明”，而于之对立的就是“大智慧”，我们要做的是“大智慧”，而不是“小聪明”。
结言
好了，将“理”—“心”—“良知”—“致良知”（知行合一）这条脉络搞清楚了，那我们对于“心学”的哲学理伦体系差不多也就差不多明白的八九不离十了。
以上是我看《简史》后，自己对于“心学”的理论体系简单及肤浅的理解及重新的梳理与认识，和大家分享一下，可以说有很多地方是有新的感悟的，譬如“致良知”之于佛教禅宗的“明心见性”，亦譬如上面说到的《传习录》的“汝看此花”公案和佛教释迦牟尼的“拈花一笑”公案都有一曲同工之妙，在这里也就不一一赘述了。
可以说，看完了冯友兰先生的这本《简史》，让我对中国哲学有了新的系统上的认识，说是拔云见雾不为之过。最后，用此书最后一句话来结束我这篇文章：
“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静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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