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老物件儿，总是沉默的，安静的。于幽僻处绽放着熠熠的光华，于安静沉默中带给我们一些朴素生活的美好。每一个老物件儿都曾是鲜活的有生命的，它们连接着我们曾经鲜活灵动的每一日每一天的烟火生活。它们来自于山川草木，昭示着一种古老的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方式。
反观我们的日益现代化的生活，使人不由追念这种朴素生活的踏实与温暖。当我们再次置身这些曾经朝夕相伴的古老的器物，时间的流动缓慢下来，日光中尘埃寂静飞舞，不知不觉中已然泪湿。那种遥远的生活，仿佛又回到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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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乡村农家，堂屋当门家具的标准配置是条几、方桌和两把椅子。我父母向来讲究，置办家具，不仅要求结实耐用，还要美观大方，看着舒心。置家具，过日子，过的就是个心情嘛。这些家具，都是请本地最好的木匠做的，师徒俩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刨光，打磨，雕花，上色，做出了他们自己满意的模样。红棕色的家具古朴厚重，大方实用。用了30多年了，依然是那样稳稳当当，不摇不晃，就像我们这30多年的生活，平淡，安稳。
器物里的旧时光（二）
条案（条几）是一种古老的汉族家具，是一种承具，兼备礼仪功能与实用功能。宋、元、明、清以来，条案一直占据了厅堂最中心、最高尚的位置。欲布置厅堂，先从摆好条案起，继而是八仙桌，是八仙桌两侧的一对太师椅，这是主人夫妇坐的。再往下，分两侧对面摆下2对或4对太师椅(也可以是扶手椅或单靠背椅)。这种明清盛行的汉族家具的基本形制，至今在一些农村地区还在使用。
条几是一种长条形的案几。在堂屋正当门处靠墙摆放，比桌子高约半尺，用于摆放花瓶、相框等家庭装饰品。那个时候，很多家庭把刚时兴的电视机就摆放在家中最显眼的这个位置。晚饭后，家人、邻居等围坐在一起看电视，话家常，觉得比去看露天电影好多了，电视里什么没有啊。
大条几后面的正面的墙壁上，一般是要挂一副中堂的。或山水，或花鸟，或字画什么的。中堂两侧悬挂与画意相称的对联一副，右为上，左为下。我记得那时我家的中堂画是一幅梅竹图，左右两联，上联是“松竹梅岁寒三友”，下联为“桃李杏春风一家”。这本没什么稀奇。但这幅中堂不是印刷品，而是使用了当时较先进的静电植绒工艺。整个画面呈现清新的水墨色，设色淡雅，气韵生动，是父亲十分喜爱的一副中堂画。
再往两侧，上方常常是电影明星的年画。那时的电影明星真的是灿若群星，刘晓庆、张瑜、李秀明、潘虹、达式常、唐国强、郭凯敏等，成为全民的偶像。那个时代的电影明星，青春健康，阳光明媚，有一种最真实自然的美，于朴素清纯中，洋溢着一种蓬勃向上的朝气。那时候的明星画，于尺幅之间，流淌着一个时代的气息。
下方往往是整出的古装戏的剧照，如《龙凤呈祥》《文姬归汉》《对花枪》《花为媒》等等，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都配有文字的剧情介绍。一幅画有八帧剧照，两幅十六帧，整个剧情发展十分完整。我了解的一些古代的故事，就是通过这些古装的戏曲年画。我到别人家去，也喜欢看这些古装的年画。每年过年去走亲戚拜年，我都要爬上人家的椅子，细细地看人家的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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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几前面，就是古朴方正的大方桌和左右两把带扶手和靠背的椅子。小时候，我们几个就在电灯下，趴在这个桌子上看书写作业。
我的几个小堂弟或邻居家的孩子一到我家来玩，都喜欢爬到椅子上去。因为都还不到十岁的他们，大多还没有桌子高，但好奇心却很大。他们渴望看到桌子上和条几上的所有的东西。一站到椅子上，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就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不仅桌子和条几上的东西一览无余，而且还有点儿“山高我为峰”感觉。
后来，家里又添置了专门吃饭用的餐桌，实际上就是个小方桌。父亲又在三月十八会上买了四把带靠背的小椅子，又结实又轻巧。刷了几遍漆，把它们漆成豆绿色，是一种安静而悦目的颜色。历经三十年的岁月风霜，现在它们颜色虽然有些斑驳，但依然陪伴着我们，每次回家还坐在上面吃饭，闲谈。只不过当年曾坐在上面的儿童少年，如今已是人到中年。它们又成为我刚上一年级的小侄子“座下骑”。
我家的大板凳（条凳），我是认得很清的。虽多少年未与它亲近，我还是一眼就能认出它来。因为小时候与它相伴太久。我的小手曾无数次摩挲过它，我在它上面站过，坐过，也把它翻倒过。它的每一条纹路，每一处伤痕我都那么熟悉，就如同自己的十个指头一样。如今，常到我家和父母一起打牌的乡邻，比我对它更熟悉——其实，它与他们，本已相伴许久了呀——从壮年到白头。
那些年，除供我们上学外，父母几乎每年都要添置一两样家具。大衣柜、自行车、缝纫机、写字台、菜橱子等，我家都置办比较早，后来还添置了书柜。它们现在有的还在用，有的已经不用了。上次回家，注意到厨房中闲置已久的菜橱子，上面还可以看出不知哪年春节时写的“色鲜味美”字样的对联，是亭亭匀匀的正楷字，看样子是我少年时的笔迹，不过也可能是弟弟后来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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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还有一些更老的家具，是妈妈的陪嫁，久已不用。那个下面有一个支架的红褐色的方形衣柜，外观稳重朴素，喜庆大方，是妈妈放衣服的地方，也是我小时候藏有很多小秘密的地方。
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得了一个奖品，是一个乳白色的塑料铅笔盒。柔软光滑带海绵夹层的盒身上面，是一个站着的金发碧眼的外国小男孩，在放飞一只鸽子。这样的铅笔盒在当时多么稀罕和珍贵呀——是的，全区只有这一个，颁给了我。我自然是宝爱非常，自己一直舍不得用，就放在这个衣柜里面，不定什么时候拿出来看看，真的像刘姥姥一样。后来我上了初中，就把它给了弟弟。
妈妈还有一个带抽屉的老式的桌子，现在静静地放在阁楼上。桌身一侧，有用毛笔蘸黄漆写的歪歪扭扭的几个带点的阿拉伯数字，分别是1，2，3，4。有一次我带正上幼儿园的小侄子在阁楼上玩。他显然是注意到了这几个字，摩挲了半天，说，“这不是我写的。那这是谁写的呢？”是啊，是谁写的呢？
幼时父亲教我写字的情形宛然如在昨日，不成想那么多年的光阴已悄然走过。我写这几个字的时候和我小侄子是差不多大，但现在他的“学问”比那时的我大得多。我们一同注视着多年前那个小孩的稚拙的笔迹，真是令人百感交集。
上次回家在走廊尽头看到妈妈以前用的鞋筐子，刹那间如逢故友。心想，怎能随便扔在这里呢？妈妈曾用它给我们缝补过多少衣衫，做过多少双鞋呢！它曾是我小时候的“百宝箱”：针头线脑，剪刀尺子，花布纽扣，我经常在里面翻找自己需要的东西。如今它早已没用了。但我不忍弃之，把它放到了阁楼的旧桌子上。一桌，一鞋筐，让它们在岁月的角落里静默，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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