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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常用三个问题来概括它所研究的对象,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
哲学家为何有此三问?大概是不信神的缘故吧!如果信神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神给了你答案。
《圣经》记载,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作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哪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这是耶稣传教时的话。耶稣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上帝那儿来的。也知道要到哪儿去,回到上帝身边去。耶稣又知道他是谁,他是上帝派到人间来拯救苦难中的百姓的,而百姓忘记了他们是上帝所造,来自于天堂,因犯错被驱赶出来,因此,他们就应按照上帝的指示努力修善,争取获得上帝的青睐,被上帝捡选而重回天堂,而不是堕入火狱。
十六世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民智大开,科学的伟大发现一个接着一个,科学以无以辩驳的发现证明了一个事实,即上帝并不存在。既然上帝不存在,那么,人是什么?上帝不存在,那么,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从上帝的宠儿一下子变成了不知所由来,没有目的的茫然无知的物种。海德格尔说:“人是被抛入世界,能力有限,处于生死之间,对遭遇莫名其妙,在内心深处充满挂念与忧惧的受造之物。”这个“受造之物”显然非上帝所造,在苍茫的旷野孤苦无依,全靠自己面对险恶的大自然,时时面临不可预知的、可怕的灾难。
人非上帝所造,那么,人到底从何而来?科学神奇的证明了人是从野兽群中进化而来。如此,人类不得不面临两个问题。
第一个,人类既然由进化而来,那么,就意味着人类还将继续进化,而且这个进化没有终极,有一天会不会进化到未来的人类与今天的人类从思维到容貌完全不同的样子?如果可能,那太可怕了,也许基因遗传的规律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但茫茫然的未来令习惯稳定的人类心存不安。心不安,这可是焦躁、抑郁等等心理疾病的根源。因为人类会问,没有未来的生活意义何在?
第二个,人类既然是进化而来,成为地球的主人,那么,会不会有新的物种,它的进化胜过人类,最终会战胜人类,成为地球新的主人?好象不太可能,地球人的科技进步又怎么可能是毫无智识能力的其他物种所能比拟?但也别太自信,也许某个在北冰洋数百米厚的冰层下面冰封数亿年的某个细菌忽然意外复活,它携带的病毒人类无法抵御,人类岂不面临灭顶之灾?而且,即使没有这种危险,人类不受限制的科技开发能力会不会诞生出人类不可控的超级怪物,这个物种反过来奴役人类?近年来突飞猛进的人工智能,让人隐隐约约有所不安,莫非它就是潘多拉之盒中的魔鬼,也许有一天它会统治人类?
如此看来,进化论不是个好东西,它毁灭了人类田园牧歌式的美好生活,击碎了人类对未来的一切美好幻想,一笔勾消了人类恬静安然的精神家园。
失去了神的庇护,西方人在偏差的道路上纵马狂奔,人与人之间不再是兄弟,而是冷冰冰的契约关系,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为次,理性才是第一位,而理性之中又有多少功利的算计?个人主义泛滥、自由的滥殇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同床异梦,肝胆楚越就是人间的写照。
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巨大进步,似乎都是以毁灭人性为代价的,人类收获了物质上的便利,但精神的家园日益荒芜。
道生万物02
比起西方来,东方的中国更为不幸。中华文化本来自成一家,中华文化的特点鲜明,天人合一、和谐共生、仁义道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我们这个民族稳定生活了数千年。我们从来不把功利主义、物质主义举为圭臬,相反,我们注重内在精神的满足,我们奉行义利相合的价值观,我们提倡内外和谐的中庸之道,我们主张个人价值的实现建立在为家族、为社群做出贡献的基础上。我们的文化不问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原因是什么?
首先,我们要明白,当问此三个问题的时候,其实背后有个基本的假设,就是我是一个个人,我与他人,与自然界彼此分立,所以,我才有此三问。但中华文化的基础不是建基于个人主义之上,我们从来不是个人的人,而是族群之人,社群之人。所以,当你问一个中国古人这三个问题,他可能会茫茫然,因为他的生命与家庭、家族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他不会意识到他可以脱离家庭、家族、社群而是一个独立的人。
其次,中华文化也可以回答此三个问题。
人从哪里来?儒家的回答很简单,人是父母所生的。如果你追问,父母又从哪里来?以至无限追问下去,儒家会告诉你终极,人是天生的。那么我是谁?我是上有祖先,下启子孙的生命长河中的一个环节而已。我去哪?将来我会出现在祠堂的牌位中,子孙的怀念中。而且我也不会死,因为我的血脉会被我的子孙所继承。所以,我所要做的,就是与天合德,孝悌忠信,和谐乡邻,忠君爱国,给后辈子孙一个良好的榜样,保证家族的源远源长。
道家的回答可能深奥一点,但如果理解了,它就会成为你的心灵支柱。人从哪里来?自然流衍而来。就象庄子所说,天地间本来没有万物,只有气的流行,气不知怎么的,就变成了形体,形成了万物,而人不过是万物之一。人在世间活了几十年,形体又变成了气,气回到了天地,不知道这口气又会变成什么。庄子说,可以变成一只蝴蝶,也可能变成一只鱼,也可能变成一只鸟。所以,我是自然而然而来,我不过是天地间的一个过客,最终又将回到原始的状态里面去。我在世间所能做的,就是无为、无私、无名、无已……人生的意义就是与道溟合,过上恬淡、平和而自得的一生。
如果以佛教的语言来回答,更为有趣,佛祖号称“如来”,何谓“如来”?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没有什么来源之处,也没有什么可去之处,当下觉悟,即是净土。用俗世的话来说,活在当下,活出生命的精彩,活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即是正途。
从以上简单的分析可知,儒家、道家、佛家都可以有效的回答人从哪里来,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的问题,直截了当,简单明了。
此三问最后一问,人往哪里去?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问,人最终的归宿在哪里?这还是受基督教的影响,基督教对人的未来有着最终的设定,就是末日审判,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
但是,对于中华文化而言,未来有终极吗?《易经》最后卦是既济卦和未济卦,既济之后马上是未济,又开始一轮新的循环,天道无终极,天道好循环。人也是如此,人的生命有终极吗?人的生命是一辈接一辈,流之于无穷。道家的观念也是如此,人与万物在道里面流衍变化,循环不已,何来终极之说。佛教更为高明,当下觉悟,即是永恒。
我们的文化如此高明,如此灿烂,任取其一,当下身心即可获得安顿。又岂能是愁肠百结,拼命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西方近代哲学所能比拟。我们早已立定根基,生命的枝叶灿烂开放,我们不是流浪于荒野的孤苦无依的人,我们从不茫茫然,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意义。
破四旧03
可惜的是,一百多年前,英国人挟船坚炮利之威,把大清国打得毫无脾气,不得不被动的开放国门,与外通商,大清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司法裁判权…而且面对列强的侵略,一而再再而三的丧权辱国,到了上世纪初,已经完全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
近代中国的落后,根本的原因是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部族统治,对内进行文化、思想上的专制,对外闭关锁国,不知世界大势,昏聩无知,错过了自我革新,跟上西方步伐的机会。不仅葬送了自己的王朝,还连累中华民族堕入无底的深渊。
中国的落后,根本的原因是统治阶层的腐败和昏聩引起,它不仅对付不了外国人,而且本国的文化也是受害者。它表面上尊崇儒家文化,实际上以满人野蛮的原始的底蕴,不可能对儒家有着深切的理解,满人趁明朝内乱,因缘际会以区区一百余万人征服若大个中原民族,生怕江山不稳,对中原文化采取的是删改、利用的政策,以致于知识分子只能从事纯学术的训诂之学,不敢涉及政治半步,惟恐招来抄家灭族之祸。满清体制下制度化的儒学,不过是一具奄奄一息的病人,撑不起大清的江山,更抵挡不了西方文化的冲击。
于是,我们发现,新文化运动掀起了对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五四之后,苏俄改造过的马列主义进入中国,并在1949获得了统治地位,文革期间,更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以至于传统几乎沦落到了尸骨无存的地步。
中国文化是个包容性极强的文化,他以他的胸怀容纳了佛教、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西方文化自由、平等的理念与中华文化并非不能兼容,如果能够给予足够的时间,中国文化完全可以接受他,消化他。
我们常把历史的悲剧归因于文化,却没有深入的思考制度的反面作用,制度不仅可以压制人性,还可以异化文化,我们把异化的文化当做文化本身,使我们象泼脏水一样泼掉了自己的优秀传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文化的负面的东西以变本加厉的方式在中国的大地上肆虐,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浅薄的成功学……在这片曾经文明的土地上大行其道。正道不彰,传统文化中一些糟粕的东西,算命、堪舆术、神神鬼鬼等东西与西方进来的唯利是图相结合,更是搞得中华大地乌烟瘴气,混浊不堪。
我们不理解西方人为什么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渊源,也不愿意静下心来了解西方人的过往和面临的困境,只是拿着香跟拜,真是烧错了香,拜错了庙。我们今天的任务不是问你是谁,我是谁,你我从哪来,到哪去,而是赶紧把丢失的优秀文化拣起来,学起来,那里有我们的精神家园,有我们安身立命的宝藏。
网友评论
中西合璧,中西并举,中国的经济科技的发展离不开对西方先进东西的学习,有包容方可从容。
作为个体人的修养人生的意义我们可以多元化,也可以在自己本土文明的世界里汲取传统中华文明的精髓。
但作为一个国家,她并不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自然的境界里,没有经济就没有民生。没有科技的创造就没有自身的实力,没有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并纵横世界商业贸易的体系就没有中国良好的发展。从这一点上许多国家法律治理
很多方面是与一些发达西方国家接轨的。(比如各国都重视私有产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
一点感思,请大山兄批判。
纯粹的个人主义特别注重自我的修养,这一点与社群主义是不矛盾的。
但中西方之间的观念冲突确实无处不在,还是求同存异吧。
中国确实需要借鉴西方的法制。从历史上看,中国有法治而无法制,这可能是中国人长期努力的方向。
从人的精神层面来说,西方的基督教与中国的本土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异,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人也越来越原子化,超越一切的神对原子化的个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本土文化能否应对这个挑战,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基本同意。但孔子并非不谈形上问题,他也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也谈天,“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我不多读及西方文化或传统,学习受用。早前的选择是忘记,哦,并非遗忘,可能的做法是心灵和思维置跃。的确,我需要面对现实,更为准确,我需要面对现实中的自己。我的周围有很多内容,过往早前的、未知需要准备的,然而首先,我离不开现实。甚至门前的一棵小树,那是我栽的,早前浇啊灌啊,后来又歪歪扭扭了一段,我扶着撑着,至少可以乘凉,可得清新,没料想若干年过去了,落得粗壮,还卖了好价钱。这棵树是我周围的一物,当初为何要栽,门前小些空地恰恰利用起来。歪歪扭扭那一段时间,看来是用心了,后来想想用心的意思,不止身子扑在那儿,而是把心灵置跃到那棵小树上,问问到底怎么了。当然,手和脚甚至身体随心而动,在此过程,实质上心灵和思维皆置入进去。
做一件事,当我们全身心携带自身行为投入时,也许会想象正在运用自身的生命力量,当然这样的说法或许夸大,但另一方面,把心灵置跃于对方,思维也跟随过去。不同的世界或空间,我们可能得到某一个体相对丰富的内容。哦,这样的说法过于简洁物理化,但的确一次思维置空运行过程。拐入正题,“我是谁”等三个问题,总认为该属于“科学化”问题。另外,并未存有哲学化思维,所有基于认知猜测。从认知角度来看,我是诸多个体中某一个,加上名字性别户籍越来越清晰。当然,这一句话的前提是扩延了生命体概念,周围世界大自然存在诸多类诸多数量个体,当我基于空间以存在形式对这些类数量个体进行描述时,除了形态差异,面对生命这一概念趋同性现象普遍存在极为模糊。沿着时间轴线也为如此,在具体形态“我”的存在之外,一个一个预示“我”作为生命体的情形极为模糊。“我”属于一个诞生消匿现象,“我”属于动态存在过程...但同样,“我”与其它个体所具备的差异性带来无论过往还是现实中,都显得“独一无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