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三兄弟中，谁最有人情味？

在这篇小文中，我们不谈文学、不谈政治、不谈贡献，只站在柴米油盐、待人接物的角度来谈谈以鲁迅为首的周家三兄弟中，谁最有人情味。

先从陪伴我们在所谓素质教育制度下一路山山水水十几年如一日的，伟大的思想家、作家、革命家鲁迅先生，也就是周家的老大周树人开始。
　　
　　1906年，母亲鲁瑞听闻本城朱家家境殷实，考虑到自家的现实情况，以自己病危为谎，把大儿子从日本骗回老家绍兴，让他和朱家姑娘成亲。
　　
　　那天，周家族人如临大敌，因为他们听说这家大少爷剪掉了辫子，学洋文、穿洋装，是个新派人物，担心他会逃婚。然而事实是，鲁迅老老实实任人摆布。那个坐在花轿里正窃喜的朱家姑娘并不知道，从她塞满棉花的绣花鞋掉在地上的那一刻起，他们之间已经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在以后的日子里，这颗种子将不断长不断长。

周家大少爷哭了一夜，第二天起床时脸都被印花被染青了。第三天回完门，周家大少爷就搬到书房里去了。
　　
　　做为妻子，朱安无疑是失败的。她缝的衣服丈夫不穿、她做的饭菜丈夫不吃，但凡与她有关的，丈夫不碰。虽然朱安一生费尽心思想讨丈夫喜欢，甚至无怨无悔伺候了一辈子婆婆，但始终没能换来丈夫的一次眷顾。
　　
　　老大周树人一生虽为家庭奔走，拼了命做兼职，接济老二作人、老三建人生活，但于朱安这边，终究显得有点绝情。

接下来看看散文家、翻译家、思想家、诗人、中国民俗学开拓者，周家老二周作人。
　　
　　1906年7月，官费留学日本，1908年4月8日，在日本东京“中越馆”酒馆结识一名酌妇，1909年3月，周作人与酌妇登记结婚。这酌妇便是后来在周家老大、老二闹分家乃至绝交情节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羽太信子。
　　
　　1923年7月18日，北京八道湾十一号，老二怒气冲冲到前院交给老大一封信，标志着兄弟关系决裂正式开始。
　　
　　1923年8月2日，老大搬家，从此兄弟俩反目成仇。

1938年2月9日，周作人加入日本人组织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并发言，引起全国文化界一致声讨。
　　
　　当时的北平已被日军占领，政府撤离、学生逃亡，文物搬迁，形势非常严峻，然而周作人要 养家糊口。我们来看看当时周作人要养多少人：
　　
　　自己的小家庭3口，自己、妻子羽太信子、儿子周丰一。
　　
　　三弟的妻儿4口：三弟妻子羽太芳子、三弟长女马狸、三弟次子周丰二、三弟三子周丰三。
　　
　　当时，老母鲁瑞与鲁迅结发妻子朱安也在北平，对了，还有周作人女儿虽已出嫁，但还住在娘家。
　　
　　七七事变以后，由于市面供应紧张，货币贬值，无疑是雪上加霜。周作人收入减少，物价又上涨，要养活一大家10口人，是十分不容易的。
　　
　　再看看老三，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生物学家周建人。
　　
　　1912年5月，二嫂因分娩需人照顾，把15岁的妹妹羽太芳子从日本接到中国。彼时，老三24岁，与羽太芳子朝夕相处，渐生情愫，遂于1914年2月28日结为百年之好。
　　
　　婚后，老三与妻子陆续有了四个儿女，除了前面提到的三个，还有长子周冲，周冲不满岁而夭折。
　　
　　1925年，老三在上海先老大和许广平两年，同学生王蕴如同居，之后育有三女。北平沦陷期间，断绝对北平妻儿的经济支持，分文不寄，全由老二辛苦操持。
　　
　　1936年10月，老大去世。1937年春节，老母80大寿，周建人率上海妻儿至北京为母拜寿。次日即去前妻儿处，前妻大哭回屋，次子丰二与父亲发生冲突，随后芳子、信子与周建人、王蕴如大吵，丰二手持军刀，要杀死父亲，后被制止。老三与上海妻儿仓促返沪。

1941年3月24日，老三三子丰三因为这种痛苦的家庭纠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时年19岁。
　　
　　1951年，儿子周丰二代替母亲羽太芳子，一纸诉书将父亲老三告上法庭，然而法庭坚持革命立场，认为“不认为夫妻关系仍然存在......本案原告与被告之婚姻关系，实际上既已不存在，现原告请求与被告离婚，即属无据。”
　　
　　这件事对羽太芳子母子打击极大。
　　
　　1951年7月22日，芳子服毒。老二痛骂老三“......遗弃妻子......无良......为兄弟中唯一之非人......”
　　
　　夫妻成仇，父子反目，兄弟不齿，老三其人，可见一斑。
　　
　　我们再来看看老二：

小女若子因为日本庸医山本大夫误诊而死，在外人看来周作人对山本大夫不依不饶，穷追不舍并无情打击有些过分，但正折射出他对女儿的深爱。
　　
　　最初，周作人在文学界声望极重，稿费是鲁迅的两倍，不乏对其爱慕的姑娘，但是周作人一生对患有癔症的妻子忠贞不二，即使在晚年窘迫的日子里，也要把妻子的病床放在自己书房里，方便时时照顾。
　　
　　北平沦陷期间，老三弃妻儿于不顾，但是老二在那么困难的日子里挺身而出，替老三养活了妻儿四口。
　　
　　在日伪占据北平，老二为政期间，也是“只是说几句应酬话，没有卖力奉承。”，他在一群军政人员中面无表情，显得格格不入，在日本记者高彬一郎看来，他简直是一个“精神贵族”。
　　
　　平时待人接物方面，他也是平易近人，对当时落魄的文人十分倾力，曾数次将衣食不济文人邀至己家予以照顾。
　　
　　美子曾在一篇文中写到“周作人讲的完全是绍兴话，声音很低，谈话时似乎没用乃兄起劲，可是也并没有一丝师爷气，待任何人都是客气的。”
　　
　　在追随周作人最坚定最长久的废名眼中，周作人岂但是智者，简直是圣人。
　　
　　这评论大概与老二周作人长期接济他有关。圣人是言过其实了，但最起码能说明周作人身上的人情味不是一般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