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谈到，通过影响人类的道德感知与行为，技术物有很强的道德影响力。这期再多走一步，追问：技术物有「政治」——另一个属人的领域——吗？这个问题，1980 年代就有人问过，比「技术物有道德吗？」早得多。提问人是政治哲学家 Langdon Winner，他认为政治学研究长期忽略技术物是个错误，因为技术物在人类政治中扮演的角色比想像中更为吃重。
纽约长岛的低架桥的高度只能让轿车通过
首先，技术物可能造成某些政治效果。最知名的例子，是纽约长岛的低架桥。这些桥的高度被刻意建得很低，让公交车无法通过，但一般轿车却可以。为何如此？因为低架桥横跨的马路通往纽约郊区的海滩，那是中产阶级白人的休闲胜地，而低架桥能够阻隔只搭得起公交车的黑人和穷人。换句话说，低架桥延续并制造某种特定的政治关系——种族和阶级的不正义。重要的是，即使设计者已经离世，他的政治意志却依然通过低架桥保留下来，并且继续发挥效力。
技术物本身也可能蕴含某种政治型态。Winner 提供的例子，是核能发电。他认为，由于核能使用的原料——铀——具有高度被误用的可能性，而且发电过程本身必须非常谨慎小心，因此能让核电厂顺利运转的管理样态，必定是高度专业化的集中模式。换句话说，核能技术与集权管理互为表里，假如一个国家大量采用核能，那么将不可避免逐步走向集权政治，如同航行于危险海域中的船舰，需要的往往不是自由行事的船员，而是能在舰长一声令下集体动作的奴隶划船手。
技术物的确有政治，但 Winner 的观点并非全部。不论是低架桥或核电厂，都暗指「技术就是权力（power）」，而权力是不怎么受欢迎的危险物品。在这样的理解下，「科技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of technology）成为理论解药，也是社会运动的实践目标。但假如深入检视，就会发现实际状况并非如此。简单 google／百度一下就知道，全世界核能发电比率最高的国家是法国（占全国发电的 76％），但没有人会认为法国是集权国家——想想几个月前，选出 Macron 的法国还被称赞是成功对抗极右派的民主典范呢！
另一方面，低架桥的政治权力早已消逝，如今美国几乎人人有轿车，而公交车也不再像以往这么高。换句话说，如果技术物有某种权力 A，那么势必会有反 A 权力的技术物被发明或制造出来（例如便宜的汽车）。重要的是，这样技术物然仍是政治的，只是它的权力是「反 A」——要称为 B 权力也无不可。技术的确是权力的实践，但这不表示它就一定有害社会或人群。什么样的权力？如何操作那种权力？这些才是应该追问的问题。
英国国会的会议厅——小得不成样了
技术物虽然有政治，但不一定站在民主的对立面。二次世界大战时任首相的邱吉尔（Churchill）在英国国会重建之时，建议新的会议厅越小越好，而且要让议员对面而坐。狭小拥挤的空间可以提升议员们的焦躁感，促使他们更积极审议法案，而面对面的座位安排，不只体现英国的两党政治，还能让议员看尽彼此的「嘴脸」（还有动作） ，激起他们针对预算的辩护与攻防。显然，丘吉尔的建议造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英国国会，而英国已是人人口中「最老牌的民主国家」。
技术物品有政治吗？有，毋庸置疑。Winner 当初的警告不无道理，但只说对一半。我们已经看到，技术物可能伤害民主，但也可能帮助民主。技术物有权力，但永远都有反对那种权力的新技术物诞生。负面诠释「技术物有政治」的帮助有限（甚至有害），与其藉由「民主化」来去除技术物的政治（和权力），或许我们应该效法邱吉尔，思考如何通过技术物来打造民主，或者设计新的技术权力来捍卫理念。
本文（不含图片）刊登于台湾《周刊编集》第 6 期，2017.11.20
注：对 Winner 观点有兴趣的读者，请参考 Winner, Langdon（1986/2004），〈技术物有政治性吗？〉，方俊育，林崇熙译，林崇熙校订。见吴嘉苓，傅大为，雷祥麟编译 《科技渴望社会》。台北：群学，页 12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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