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好文】慈禧：邪恶太后的本来面目

导读：慈禧是封建帝制时代少数长期当政的女性强权人物，她三度垂帘听政、两决皇储、乾纲独断、运大清国脉于其股掌之上，并且极大程度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作为当时中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的慈禧本应该运用她手中的无上权力，引领大清王朝这艘摇摇欲坠的破旧帆船，闯过历史的险滩骇浪，风雨无阻地驶向近代化的彼岸。遗憾的是，她虽然熟谙权力场上的帝王之术，却昧于世界潮流。面对亘古未有之变局，慈禧当政时期虽多有革新举措以匡时弊，却始终以个人权位不受折损为不可逾越之底线，未能推进改革在政治体制上的深入发展，没有切实改变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落后现状。这不能不说是强烈权力欲求的性格悲剧，也实在是历史局限性之于个人命运使然！

        咸丰皇帝在热河行宫驾崩以后，慈禧凭借着“母以子贵”的后宫传统与慈安并称两宫太后，名义上和当时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共同执掌朝政，首次得以在清政府的权力核心崭露头角。然而，慈禧强烈的权力欲求远不止于此，她不甘大权旁落于不受其掌控的顾命八大臣之手，便联合恭亲王奕訢发动了旨在夺取朝政大权的“辛酉政变”，一举粉碎旧有权力格局，由是形成“两宫垂帘，亲王议政”的新型权力分配结构。慈安生性温和，不擅操弄权柄处理政务，后宫大权实际由慈禧一人掌握，但其仍不满足于现状，对位高权重的恭亲王奕訢早已心生不满颇有微词，长期暗中防备借机打压，等到慈禧的政治羽翼丰满以后便因故罢免了奕訢的所有职务，真正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独掌大权的政治生涯。

        从慈禧初涉政务到掌握最高权力的这一系列政治斗争中不难看出，她迷恋操弄权术以掌控朝局大势，政治手腕堪称精明干练，尤其擅长操纵官场派系之间的利益斗争以达到势力均衡，借此维系个人的绝对权威和巩固政权的相对稳定。但铁腕强权也使其饱受后世诟病，常被后人视为对权力有着异于常人甚至是近乎病态的无限渴求，不惜倾其毕生心血以恣意领略追逐权力的刺激和尽情享受操纵权力的快感，生性飞扬跋扈且为人刻薄寡恩，为达目的多工于心计玩弄阴谋。

        如果我们仅因慈禧大肆操弄权柄便对其横加指责，未免有失公允，中国史学传统历来对女性执政持有浓厚偏见意味，倘若是古代男性执政极尽挟势弄权之能事便不致饱受后世非议，其中稍有作为者或许还能被冠以乾纲独断纵横捭阖之美誉也未可知。而且慈禧玩弄权术也不似武则天那般无所不用其极，任用酷吏进行血腥的政治迫害以维护自己的至上权威，严刑峻法的高压统治更是令底层百姓苦不堪言。同样是封建社会的女性最高统治者，后者在铁腕强权上惹下的千古骂名明显要轻描淡写许多，其间多有治国能力和历史功绩的掩盖效用。

        对于一个处于动乱时代的深宫妇人来讲，一旦机缘巧合之下被卷入朝政大局，有机会插手政务的话，那么境遇赋予她们能力范围之内的无非就是两件事情，一是想方设法地夺取更多权力，二是极尽所能地维持现有政权。事实证明，慈禧至少无可争议地做到了前者，而在后者问题的处理上，由于时势使然、国力式微，便难免会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引人非议！

        纵观慈禧当权时期，清朝的中央集权以及国家主权均面临来自内部农民起义和外来侵略的种种威胁，可谓是内忧外患，岌岌可危！慈禧从捍卫国家政权稳定及保障自身权力无虞的立场出发，所作之举措收效虽不尽成功，但放在历史脉络下做持平之论，多数允称合理。

        值得一提的是，慈禧太后五十大寿时，爆发了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时，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时，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作为这场战争的直接受害者和利益当事方，清政府却宣布“局外中立”，令中国在国际舆论上颜面扫地，饱受屈辱。或许是出于历史的巧合，也有可能是上天和她开的一个玩笑，慈禧太后每逢整寿，国家即饱受战争摧残，这才有了章太炎那句发泄不满的露骨讽刺“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每逢万寿祝疆无。”虽是文人笑谈，却也不难从中看出，世人大多愿意将国仇家恨不由分说地怪罪在当权者的身上。

        中国古代史学传统历来缺乏对国家命运的深刻反思，往往习惯于将国破家亡的所有责任简单地归因于统治者的无能。更为吊诡的是，仿佛所有的亡国之君都荒淫无道，任由红颜祸水去祸国殃民，历史注定会安排一个亡国妖女来实现朝代更替，男人手里丢掉的江山最终都会怪罪在女人的魅惑上，例如妹喜之于夏桀，妲己之于商纣，甚至还会有更为荒唐的历史记载，周幽王为得褒姒千金一笑，不惜葬送西周万里江山。正是在这种伦理偏见支配的扭曲史观指导下，女人便成为了解释国家灭亡最好的政治嫁祸工具，虽然看似可笑但却往往能够成为后世流传最为广泛同时也是最为令人信服的一种说法，后人对慈禧的横加指责自然也不可避免地掺杂了这种偏见色彩，使其俨然成为了后世心中关于大清王朝灭亡的罪魁祸首！

        要知道，但凡能够进入最高权力中心且长期把持朝政的人（除了世袭的皇帝以外）都绝非是等闲之辈，更何况是凭借一己之力掌握国家命脉长达48年之久的一介女流呢？倘若从人性的角度充满温情地看待历史人物的话，我们理应相信没有哪位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愿意在身后留下招致千古骂名的历史污点，即使是在其生前所处的那个时代，他们也绝对不能容忍自己在场面上的所作所为令时人所不齿，所有为世人所诟病之处皆因不得已而为之抑或是另有隐情。有些恶果是时势使然，无能为力只得顺从；有些决策是顾全大局，为长远利益所考虑而不得不忍受眼前屈辱，若非处于他们那样的权力高位、置身于他们当时所面临的眼前困境，常人是很难设身处地地去理解他们的难处的，因此便难以正确地看待他们的历史影响，做出合乎人情的客观评价。

      抵抗外来侵略战争的失败和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都不应该归罪于具体的历史人物，慈禧也好，李鸿章也罢，都只不过是站在历史前台跑龙套的悲情角色而已，他们不能也不够资格主导国家命运的剧情走向，表现再好，能力再强，也只能为民族危亡的悲剧匆匆收尾。

        毫无疑问，慈禧作为清政府最高权力的实际掌控者，不愿意也没有理由置国家命运于危途。诚然，传统的强权人物习惯于将个人权力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权力总会与国家利益相冲突，因为此二者在本质上往往是休戚与共的关系，当权者的执政之基依赖于国家主权的完整，若是国家主权名存实亡，个人权力也便无从施展。所以，不论是出于维护个人无上权威的浅显考虑，还是立足于巩固现有政权的深远出发点，慈禧都应理所当然地倾其所有以挽救国家颓势和民族危亡。

        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剿灭捻军起义，慈禧太后不顾祖制力排众议，大肆起用汉族官僚担任督府要职，放任地方团练势力迅猛发展。规模之广，力度之大，时间之长，皆为前代所未有。此举一扫满人颓靡之势，造就了毁誉参半的“同光中兴”，为苟延残喘的大清王朝再度续命数十载，虽为形势所迫的权宜之计，却足以见其政治魄力远超常人，绝非易与之辈。为了巩固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她表面上虽以中立姿态在因循守旧的顽固势力和开风气之先的洋务派中间极力斡旋，可一旦落实到具体改革措施上却往往恰如其分地偏袒革新开化，使洋务运动在层层阻力下得以缓步推进。

      慈禧对于维新变法的态度转变则多为后世所诟病，起初支持光绪变法是因为“积久弊生，不得不改弦更张，以为救时之计”，与她当初支持洋务运动时的心态大致相仿，况且她也曾寄希望于自己一手培养带大的光绪皇帝能够在治国理政上大展抱负，锐意革新。当然，这一切都以不削弱她所掌控的既有权力为前提，维新变法必须得在不威胁到她的统治地位和政权稳定的可控范围内进行，所以当她一旦察觉到维新变法过于激进，大有脱离掌控甚至威胁自身性命的迅猛势头之时，便毫不犹豫地发动政变血腥镇压维新变法，重新训政。

      显而易见，慈禧绝对不能容忍自身权柄为外界所撼动，对于改革的诸般考量均以个人权位为重，这也就导致了她的改革最终只能局限于巩固统治地位，却始终不能在体制问题上退让分毫，使得改革成果难以有脱胎换骨之功效。

        国人素以明治天皇为例对慈禧太后的改革态度大加挞伐，却未曾细想过此二者存有实质区别，本不可相提并论。须知明治维新赋予原本形同虚设的日本天皇以实权，而戊戌变法则以削弱慈禧太后的朝政大权为改革代价，况且光绪皇帝血气方刚执政经验不足，康梁等人又过于书生意气，对于国计民生未有确切认识，改革举措虽初衷良好却大多急于求成，短短三月即大肆颁布上百道新政条令，慈禧又怎敢将国本全然托付于维新派而不惜触犯天下仕人甚至是自身的既得利益呢？

        无可否认，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土壤成长起来的强权人物而言，改革的底线即在于自身权位不受折损。古往今来，又何曾见过哪位当权者甘愿自解权柄以顺应时势呢？我们固然可以指责慈禧格局狭小，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但却不能据此批评其因循守旧、不思变革，慈禧随后主导的清末新政改革力度乃为前代所未有，所作建树亦远超维新变法，但其改革初衷却仍是迫于国内形势压力而为谋求一时之生存，归根到底还是为了维持自身的封建统治。

        慈禧固然不是扭转乾坤的一时人杰，也绝非改天换地的时代伟人，但其确属绵延大清国祚数十载而不衰之忠臣无疑，一生所作无非力保满清政权于不倒。慈禧身殁仅三年，大清王朝旋即灭亡，个中缘由不言自明。动荡乱世之中缺乏强权人物稳定局面，由是中央权臣坐大把持政要，地方实力派各行其是分庭抗礼，革命党人蜂拥而起伺机夺权，整个国家分崩离析动乱频发，慈禧生前苦苦支撑的这个烂摊子又岂是载沣奕劻之辈所能勉力维持的？

        后世评价对于慈禧的蓄意恶化确有违背基本史实之嫌，大多基于自身利益诉求而不惜抹黑人物的历史形象，这些无端指责出现的历史背景主要在戊戌变法失败到辛亥革命前后，解放后风头更甚。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等人为保光绪皇位以图日后东山再起，便极尽口诛笔伐之能事大肆诋毁政敌慈禧，其间也有对于慈禧血腥镇压变法而发泄强烈不满的主观情绪成分。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出于煽动反清社会舆论的政治宣传需要，大力攻击满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激发民众对封建统治的仇视心态以便顺势夺取政权。解放后在阶级斗争的影响下，出于对封建地主阶级头子的批判需要，慈禧太后的历史地位便只能被革命史观一棍子打死。

        于是，在这些批判效果的层层叠加之下，便人为地塑造出了后世眼中妖魔化的邪恶太后形象。毋庸讳言，中国的历史从来都是为政治服务的，由此可见一斑。

        “精于治术而昧于世界大势”，这应该是目前学术界对于慈禧太后最为公允的历史评价。事实上，我们不能苛求慈禧能有孙中山那样的先进思想，因为二者的社会背景和人生轨迹全然不同，更为重要的是各自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也大相径庭，便不可能衍生出相似的执政理念。由于人物的历史局限性使然，此二者也就只能处于时代的对立面。有基于此，我撰写此文的目的并非要为慈禧太后翻案，而是希望能够用一种更加客观、宽容、全面的成熟化史观来重新审视慈禧太后的政治生涯。

      任何历史评价都应该回归到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出发，而不应站在如今的时代环境下，以现代人的认知眼界和评价标准去对前人的历史事件求全责备，这样得出的事后结论往往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