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李鸿章是不可不读的一页。
晚清中兴名臣；东方俾斯麦；慈禧眼中“再造玄黄之人”；权倾朝野的中堂，丧权辱国的汉奸……对李鸿章的评价可谓分化至极。而李鸿章则自评为“大清的裱糊匠”。究竟是风骨贤良，还是乱臣贼子？回首漫漫岁月，凝聚缕缕遐想，李鸿章，却始终无法盖棺定论。
百年近代史，对中国来说，是艰难的关卡，是沉重的叹息，是涅槃的烈火——传承五千年的帝制已日薄西山，渡洋而来的欧风美雨正方兴未艾；大清帝国的荣耀在这里折戟沉沙，追求自由民主的魂灵却从此生生不息。近代的中国，是一个辽阔的舞台，各方角色，浓墨重彩；几家政权，荣辱兴亡。
对晚清的士人来说，他们更是矛盾重重：身后是千年儒化的伦理纲常，眼下是势如破竹的科学民主。站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路口，当何去何从？
历史不会说话，但历史的创造者用自己的一生给出答案。康有为选择上书变法，翁同龢保守旧制，张謇实业救国……而李鸿章，给出了一个最传奇，最丰富，最难以定论的答案。
李鸿章早年，出身世家又才识过人，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曾认为其“才可大用”，对其期望殷殷。至于湘军之下为幕僚，一番磨砺。后在曾国藩帮助下组建淮军，“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力战太平天国，镇压捻军。擢为朝中重臣。
李鸿章清醒地看到清朝与西方的器物差距，得出“练兵以制器为先”的结论，主持开启了中国近代化——洋务运动。李又认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他身体力行主持创办了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接手天津机器局，于是，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
尔后，李鸿章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他督办创立了“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也是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承揽了朝廷“官物”运输一半的运量，而其随后展开的客运业竟挤垮了英美合办的旗昌公司；李又完全不理会“地脉”，也完全不理会洋人，看到了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和民用价值，成立了由清朝国政府的银子作为投资、以赢利为目的的电报公司。可谓远见卓识，气魄非凡。
李鸿章深切意识到，列强的威胁来自海上。因此，从七十年代起，他就开始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于是，他一手督办了时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七的北洋水师。但是，清廷文恬武嬉，内耗众生，户部迭次以经费支绌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购炮，自此，北洋海军的建设陷于停顿、倒退的困境。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李鸿章又一心想保存实力，畏战不前，最终使北洋水师被全歼于渤海湾海港内。至此，李鸿章前大半生的事业结束了。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李鸿章被慈禧太后任命为全权大臣，赶赴日本议和。尽管行前清廷已授予李鸿章割地赔款的全权，但他仍期望“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与日方代表反复辩论。在第三次谈判后，李鸿章于会住处的路上遇刺，世界舆论哗然，日方因此减款一亿两白银。李鸿章竟言，如一枪减一亿两，再打我两枪吧。使人潸然泪下。
又据说他在签字前的最后关头，曾经老泪纵横地对使团的美国顾问科士达说：“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中国可以抵抗到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求和。”这番言论竟准确预见了半个多世纪后的抗日战争形势。如今读来，不知应喜应悲？
也正是因为马关签约的强烈刺激，李鸿章发誓“终身不履日地”。两年后他出使欧美各国回来，途经日本横滨，再也不愿登岸，当时需要换乘轮船，要用小船摆渡，他一看是日本船，就怎么也不肯上，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在两艘轮船之间架了一块木板，75岁高龄老人，在晃晃悠悠地海面上，毅然决然地蹒跚着步子，慢慢腾腾地挪过去。
然而，就是这样的拳拳之心，却因马关条约导致国内民愤四起，而又不能指责清政府为慈禧倾尽国库一心筹备万寿庆典，故将矛头指向了李鸿章，李鸿章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做了清朝丧权辱国的替罪羊。甲午战后，李鸿章被解除了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投置闲散。
1900年6月，八国联军入侵，清朝国宣布与各国进入战争状态。此时的清政府早已是风雨飘摇，朝中无人可用。朝廷又下诏，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清朝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慈禧的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并连续电催其北上。
李鸿章乘轮船至沪后，以身体不适为由迁延观望，部下及亲属也都劝其以马关为前车之鉴，不要再北上，以免又成为替罪羊。直至7月30日，北方局面实在无法收拾，慈禧在逃亡途中电催李鸿章北上。
1900年8月15日，清朝国都城沦陷，政府和朝廷逃亡。9月29日，李鸿章到达天津。10月11日，李鸿章到达北京。
由于心理压力巨大，李鸿章病倒了，他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一病不起，故作拖延以“漫天要价”的联军沉不住气了，他们唯恐朝廷再也没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一个耗尽“中国财力兵力”的“议和大纲”终于出笼。
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在“议和大纲”上签字。国人声讨又起：“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李鸿章开始咳血了，他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想尽快地结束谈判。可“议和大纲”签字后，联军并没有撤军的迹象。各国的态度是：必须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
此时的李鸿章,已经没有力气与洋人争来争去了，他吐血已经吐到了“濒危”的程度。
李鸿章躺在病榻之上，指挥着下级官员把损失降到最低点———从一开始提出的10亿两白银降到4亿5000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4亿5000万两，是对4亿5000万中国人所定的数字，“人均一两，以示侮辱”。
已是末路穷途的李鸿章，最后一次代表大清帝国接受了侮辱。
签订完《辛丑条约》，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大口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被诊断为胃血管破裂。1901年11月7日李病逝于北京，享年79岁。
诏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谥文忠，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
叱咤晚清政坛的传奇人生，至此划上了句号。
李鸿章的一生，功勋卓著。他饱读诗书文韬武略，对晚清朝廷忠心耿耿，有着传统士人的气节与民族自豪感，尤其是在出使西方时，展现了民族的气度与智慧，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在与西方列强的周旋中，用尽手腕，挖空心思，为谋取国家利益呕心沥血。
他岂能不知“以夷制夷”只能是小聪明，当不得大用？然而他只是一个处处受掣肘，时时遭怀疑的汉人重臣，他只能左支右绌，尽力裱糊风雨飘摇的清朝廷罢了。他一生签订了30多个条约，成为清朝的替罪羊，世人多嘲讽，多谩骂，又是否看到他的辛酸，他的无奈？
当然，李鸿章也有他的缺点。他在洋务运动中敛财，素有“宰相合肥天下瘦”之称；他在签订条约过程中多次收受洋人贿赂，为人诟病。我无为其辩解之意，贪财是为不对，然而若将谩骂之人置于李之高位，恐怕所搜刮民脂民膏于李十倍有余，而作为半分不到吧。
1843年，李鸿章北上进京，意气风发少年郎，曾作《入都》诗一首：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
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
即今馆阁须才日，是我文章报国年；
马是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
徧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
1901年，病榻上的李鸿章，备受屈辱，含泪写下临终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58年沧海桑田。
而今写来，心中亦感十分沉重。悲哉，李中堂！以其雄才伟略，若是生逢盛世，没有那么多掣肘，身后是强大的后盾而不是软弱的族群，他定当是一个伟大的建造者，而不是一个可悲的裱糊匠。
梁启超说“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旁观者尤为酸心，况鸿章身历其境者！”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这几句评价怕是再恰当不过了。
愿世间更多李鸿章之才识，再无李鸿章之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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